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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五部分回到叙述的当下，与前面的记忆再次形成悖谬。“我”已是年逾三十的男人，感悟到“这里没有我的位置”，在山手线的列车里，想起中国女孩的话，“这里终究不是我应在的场所”，“所谓谬误……归根结蒂乃是一种逆反性欲望。果真如此，谬误正是我本身你本身”。[3](P32)此时此刻“我”在东京街头遥想“中国”，中国不是地球仪上涂以黄色的中国，中国只是“一个假设，一个暂定”，“那是被中国一词切下的我自身”。初载版和选集版更为明确地指出，中国“或者是我本身。那也是我自己的纽约、我自己的彼得堡、我自己的地球、我自身的宇宙。”[4](P108)至此，中国也彻底消泯了“中国”的特殊意味，中国不再是具体的历史性的他者存在，“三个中国人”同样成为毫无差异的“我本身、你本身”，“我”不再是前述三个记忆中的有限的“经验自我”，而化身为“一个冷静观察那些零乱的‘我’的先验性自我”[8](P111)。“我”是超越所有被限定性的超越论的旁观者，存在于不受任何限定的任意性世界。故而小说最后一段说，“丧失和崩溃之后无论所来何物，我都已无所畏惧。恰如棒球垒安打击球手不怕球转换方向，坚定的革命家不怕绞刑架。”[3](P33)在“先验性自我”的冷眼凝视下，将关于“中国”的三个记忆化为“碎片”，由中国、中国人引发的精神创伤被切割与解离在“我”之外，经验性自我对“中国”所进行的带有自我反省的指向瞬间也被颠覆。然而，“无所畏惧”之后，马上说“假如那真能如愿以偿”，能否真的实现那个先验性自我的超越性显然又是一个未知数。无论如何，这便是“去中国的小船”的归结点。 面对中国人这一异质性他者的存在，“我”表露了自己的痛楚。所以这部小说的重中之重不在于讲述叙述者遇见了怎样的中国人，而在于他邂逅中国人之后的复杂情感体验，从这复杂的情感体验中投射出来的是当代日本人面对中国时那种复杂的心理：罪感、负疚，优越、想忘又不可能遗忘。如加藤典洋所言：“村上现实性地表现了日本社会中对中国这种如刺般的他者性的认识。”[9](P271)然而，文本中通过一系列的悖谬叙事，最终用“超验性自我”消泯了“经验自我”的具体体验，将这一主题解构，导向虚无，于是“我”在小说最后只能感慨：“朋友哟，中国过于遥远了。” 作家1980年发表初载版，1983年发表选集版，二者相差不大，但到出版全作品集版时，已相差将近十年，小说修改幅度较大。有些细节修正了初作中交代不清楚的地方，关键是，“由单行本关注与中国(亚洲)的关系转向了全作品版的对‘我’的个人问题的聚焦。总之，通过删节某些片段和强调回想的视点，将‘我’的过去相对化，于是在这里登场的中国人作为‘我’的影子、分身的‘我’而追寻‘我’的存在。这里文本的主线向以‘我’为中心内化的方向发生着变化。”[7](P171)小说改稿既是作家创作意识变迁的显现，又与社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亲历战后民主主义教育的村上在民主、正义、平等理想信念的影响下，因日本过去的侵略行径对中国自觉怀有朴素的愧疚之心，并将这种对良知的拷问与苛责编织进了文本中。然而随着高度消费的资本主义时代到来，对社会、政治已经丧失了兴趣的“冷漠的一代”的青年人，面对中国很难有这样的痛楚，更无法理解这样的痛楚，他们更关注自己的精神世界，深谙读者心态的村上在《去中国的小船》向自我的意识世界的转向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对中国他者和对自身历史认识的深入探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