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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小说第二部分讲述了六十年代一个秋天，“我”参加小学会考时“我”与中国人小学的监考老师的邂逅。在小学生的“我”的心里，中国人小学是“天涯海角的地方”，在陡坡上与几十几百个小学生排着队朝同一方向行进。他们默默走路，没有人打闹，让他联想到“不规则的永久性运动”。他一直不停地出汗，出汗是因为在偏热的秋日穿着厚毛衣，是因为爬陡坡劳累，更是因为看到那种“不规则永久性运动”后的恐惧。在他的想象中，中国小学有着又黑又长的走廊、潮乎乎的霉味儿，然而中国小学是意想不到的清爽、干净、明亮、舒适。那位中国人老师初见之下，不超过四十岁，左腿有一点点跛，拄着根显得格外粗糙的樱木手杖。残疾总是让人心生恐惧、厌恶、怜悯等异样反应，加之小学生们听老师缓慢而威严地宣布考场纪律，在一片沉默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紧张感。接着老师为放松大家的心情，话锋一转，首先向大家介绍自己是中国人，接着发表了与刚才刻板形象截然相反的充满了感性的话语：“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说起来像是一对邻居。邻居只有相处得和睦，每个人才能活得心情舒畅，对吧？”“不用说，我们两国之间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相似之处，既有能够相互沟通的地方，又有不能相互沟通的地方。这点就你们的朋友来说也是一样，是吧？即使再要好的朋友，有时候也不能沟通，对不对？我们两国之间也是一回事。但我相信，只要努力，我们一定能友好相处。为此，我们必须先互相尊敬，这是……第一步。”[3](P8－9)由此，老师告诫小学生们不要乱涂乱画、乱扔口香糖、不要在桌子里乱来，让所有的小学生要抬头挺胸满怀自豪感。这位中国老师不仅循循善诱，而且颇富理想主义的色彩。至此，“我”意识中的中国小学和老师形象与实际出现了悖谬，而我们自然要追问，产生这悖谬的根源是什么呢？ 在论及自己的小学时代时，叙述者在小说第一部分不无讽刺地说，那是“战后民主主义那滑稽而悲哀的六年中的每一个晨昏”[3](P3)。日本战后在美国占领军总部的主导下推行了各种民主化改革，应该说改革虽然来自外部，但这种民主化改革实则与日本国民的内在需求相应和，在战后初期的日本形成了一股和平民主主义思潮，自由、民主、和平、平等日益成为一种常识，种族歧视与差别意识自然是在摒弃之列的。显然这种小学里的常识性教育与作为小学生的“我”意识深处对中国小学和中国老师的种种想象相差甚远，这种距离也绝非是“拍掉灰可以吃”的程度。 “无论是关于自身还是关于他人，记忆—回忆通常包括过错和负罪的概念，这两点可以混在一起。”[6](P36)然而，与中国老师这样的邂逅，很难与第一部分提及的创伤记忆相提并论，那么那种创伤记忆从何说起呢？选集本中接着插入了这样的一段叙述，高三时“我”与一个同班女孩第一次约会，因为是相似的一个秋日，同一条坡路，碰巧那女孩也曾在同一考场考试，于是唤醒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和体验。“我”一再追问女孩“有没有乱写乱画”，女孩以“想不起来了”回答，这样的追问不太符合约会的氛围，我为什么异常关注此事，有什么难言之隐？我对女孩的追问类似寻找同谋，想遗忘又忘不掉压抑在心底以致成了精神创伤的那种心态流露出来。当“我”想，“任何人都不至于记得什么过了好几年前往哪里的桌子上乱写乱画过没有，事情早已过去，何况原本就怎么都无所谓的。”[3](P12)自我辩白、自我解脱的意味很是强烈。然而，送女友回家的路上，“我”脑海里还是盘旋着“一个中国少年的形象——一个星期一早在自己桌子上发现谁的涂鸦的中国少年”[3](P12)。前文说“我”的记忆“事实与想象错位”，那这一场景究竟是想象还是事实？他努力隐瞒或尽力想忘却的是不是他“乱写乱画”了？这一段在小说的三个版本中做了大幅改动。初载版中的对话很简短，我问女友是否刻字，她不太感兴趣地答，也许有吧。而在选集版中作者做了大幅度添加，但到了全作品版，这一段全部删掉了。对此，藤井省三解读说：“‘刻字’是背叛‘第一次遇见的中国人’，亦即那位中国老师的行为，他向女友追问却毫无所获，然后便‘沉默’着。这样的结尾，可说是暗示‘记忆力非常不确实的’僕，其实是觉得自己或许犯了罪，进入了无意识的世界、已忘却的过去的过程。《开往中国的慢船》(台湾译本名，笔者注)从原载杂志收录到精装本时，僕这样的原罪意识被改写得更为深刻，然而全作品集中却全部被删除，这一点倒是引人深思。”[2](P42)山根由美惠也指出，“删除了这一情节，为什么一定要讲述这一故事的必然性就变得薄弱了。”[7](P166)不仅如此，在选集本结尾处强调了“我”无论怎样为自己开脱，那种犯了错的内疚感都无以摆脱，开启了下文，正是因为高三时怀有的那种“罪感”促使“我”上大学之后对结识的中国女孩怀有一种想要接近并要为她做点什么的潜在欲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