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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史诗里，质疑卜释固然是少数重要人物 的个人行为，但他们的做法却不是孤立的，有着我们所不应忽略的群众基础。换言之，他们的质疑不一定必然是个人的胆大妄为，不一定是民众所深痛恶绝的大逆不道。质疑是可行的，是可以当众表白的，远非不能为公众所理解，更不会受到唾骂。欧鲁马科斯严厉驳斥哈利塞耳塞斯卜释的做法没有引起阿开亚人(此处指伊萨卡人)的公愤，连忒勒马科斯也没有针对他的卜释观进行反驳。伊萨卡公众似乎并不十分相信哈利塞耳塞斯当年的预卜，起码是淡忘了那个事件，否则我们将很难解释这位老英雄为什么会觉得有必要对他们温故知新，旧事重提，重复20年前作过的卜释。老英雄的重复是有必要的。有理由相信伊萨卡人确实不再对当年的那件事情留有深刻的印象，这使得他们不倾向于坚信奥德修斯能够返乡，惩罚求婚人的倒行逆施。另一位老人门托耳责怪他们忘记了奥德修斯的亲情与和善，面对求婚人的恶行，在民众大会上静坐不语，一言不发，“不用话语驳斥”，“尽管他们人少，你们人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许就在于伊萨卡民众趋于淡漠的信兆意识。起码，在他们心目中，哈利塞耳塞斯的卜释不具备不可逆转的可兑现性，不能“保证”奥德修斯会如期归返，为他们痛斥求婚人的恶行(假如他们愿意这么做的话)和由此引起的对抗提供安全保障。 有趣的是，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特洛伊前线，发生在阿开亚军中。战前，阿开亚联军在奥利斯集结。其时，宙斯遣送一个兆象，而依据卡尔卡斯对它的卜释，阿开亚人将在第十年攻克伊利昂。卜师的释言准确，战争确实将如期结束，以阿开亚人的获胜告终。阿开亚人在特洛伊苦战九年，战争已进入第十个年头。按理说只要再作最后的坚持，他们便可夺取胜利，然后返航回家。然而，他们对战事的理解却不是这样的。在他们看来，战争不是即将结束，而是难以定测它的终期，胜利不是即将获得，而是难以预期它的归属。卡尔卡斯当年的卜释，要么被基本忘却，要么只是存留淡漠的印象。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虽然他们还依稀记得卜释的内容，但已倾向于认为预言不太可能实现，因此对胜利不再抱有希望。让人不敢恭维的是，阿伽门农居然对此一无所知。他不仅没有想到有必要激励将士，督劝他们苦战，而且还反其道而行之，凭借突发的奇想办事，宣布撤兵返航，以此来试探他们的士气。结果可想而知。阿开亚人一窝蜂似地涌向岸边的海船，急于启航回家，“动手将船底的挡塞搬开”。阿伽门农佯装的失败情绪远比卡尔卡斯当年的预卜更有说服力，更能调动士兵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全力以赴地去做那种与获胜无关的事情，准备拱手让出即将到手的胜利果实。情况紧急，千钧一发。关键时刻，奥德修斯挺身而出，要求大家留下来继续战斗，以便亲眼见证卜释的正确。鉴于阿开亚人已淡忘或不再坚信卡尔卡斯的释言，奥德修斯不厌其烦，对大家详细描述了当年宙斯致送的兆象，并以直接引语的方式复述了卜师的预言。听过奥德修斯的鼓动后，阿开亚人方才仿佛温故知新，复又记起当年发生的事情，于是纵情欢呼，赞同奥德修斯的讲话。 阿开亚军勇们的“健忘”，肯定给当时在场的老英雄留下了印象。为了使他们坚定信念，老人回顾了出征前宙斯致送的另一个兆象。那一天(ēmati)，宙斯点头答应，并把闪电打在“我们的右边上方(epidexi)，显示吉祥的兆示”(enaisima sēmata phainōn)。应该说，宙斯的兆示是明确的，但阿开亚人显然不是那么确信，或者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淡忘了当时的情景，以至于使奈斯托耳觉得有必要提醒大家记取兆象所示的吉利(enaisima)，战斗到底，“谁也不许急于返航回家，和一个特洛伊人的妻子睡觉”。阿开亚人不是有意冒犯神灵，但他们对卜释的应验性缺少长效的热情，不能做到常时间地坚定信仰，因此需要“有识之士”及时予以点拨，予以旧事重提和作出更多或更明晰的解释，恐怕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阿开亚人信兆热情的弱减，是怀疑情绪的一种曲折表现，它的存在和积聚为少数精英人士的公开质疑提供了社会——亦即群众——基础。精英人士的反潮流举动不是孤立无援的现象，从普通人对卜释的“冷漠”和精英人士对它的质疑中，我们可以读出某种内在的关联。卜释确实已不具备不可怀疑乃至挑战的权威，不再那样的神圣，它的正当性不仅受到了某些高层人士的质疑，也在民众或士兵群众的心目中失去了必须长期予以记取的兑现效应。荷马描述的史诗社会里已经出现可觉察的信仰危机，这一倾向在后世渐趋明显，质疑逐渐由一种受到压制和批判的不正当做法，转变成为一种经常无须担心受到谴责并得到众多精英人士公开赞同的正当行为。质疑卜释(和神的谕旨)，当然体现人的认知观的进步，用发展的眼光来衡量，此乃实证意识和科学精神萌发的先决条件或学理前提。质疑导致实证，而实证又将导致新思想和新观点的产生。后世的自然哲学家们延续了史诗人物勇于质疑和求证的做法，把探察及实证的触角引入自然研究领域，缓慢然而却合乎情理地促成希腊学观的范式转变，至公元前5世纪，已经比较牢固地确立起逻各斯在思想界的统领地位。 希腊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类似于古埃及社会里权势显赫、几乎是从不失手地控制着人们思想的僧侣阶层。荷马史诗里，卜师的地位远在王者之下。他们的预卜虽然可资参考(而且经常是重要的参考)，却不是决策。卜师不参加首领间军机大事的讨论。诚然，卜术受到神或神力的护佑，但史诗里的神灵从不直接干预人的质疑，对阿伽门农和赫克托耳的“冒犯”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神的大度里有诗人的雅量。事实上，诗人不仅允许人物质疑卜释，而且还以他的方式暗示神致的兆示有时似乎确实可以商榷，因为它们并非总是十分明晰，个别情况下甚至可能互相矛盾。对于间接的质疑，亦即上文谈到的民众或士兵群众对卜释内容的淡忘，诗人的宽容更趋明显，几乎达到了默认的程度。当然，诗人也可能没有意识到公众的淡忘是一种间接的质疑，但事态本身毕竟是存在的，不能，也不容否认。诗人客观“记载”了希腊人认知观的进步。 荷马不忌讳史诗人物质疑卜释(包括提出新的或不同的见解)，在这方面表现出一位大诗人的宽容。然而，必须看到的是，质疑卜释既不是诗人愿意从正面进行鼓励的举动，也不是他有意提倡的史诗人物对神致的兆象和占卜之术应取的态度。在荷马史诗里，质疑卜释总的说来不是一种正确和令人欣慕的举动，不会给质疑的当事人带来好处。通过结果或结局对质疑事实上的否定，诗人想要告诉人们的是这样一条“真理”，即质疑卜释通常对等于错误，不信神致的兆象是鲁莽和愚蠢的行为。一般说来，公开质疑卜释不表现当事人的睿智。相反，它暴露当事人的狂傲以及由此导致的对时局的错误判断，表明他们将为自己的愚蠢付出惨重的代价。在荷马史诗里，质疑的主要作用不是为了诋毁神意，更不是为了宣扬无神论， 而是为了用事实(即质疑者的错误)证明卜术的价值和卜者释言的正确。这一点在求婚人的经历和结局中看得尤为明显：他们忽略兆象和预释的警示，“帮助”命运的兑现，自以为聪明，实则愚不可及，非常“主动”和积极地做下不符合自己根本利益的蠢事。欧鲁马科斯死于非命，被奥德修斯发箭击杀。总之，在荷马看来，质疑卜释不是明智之举，一个真正的聪明人不应或不宜做出这样的举动。奈斯托耳和奥德修斯都不曾质疑卜释，而他俩是史诗里(活着的)最具智慧的聪明人。崇高的地位和显赫的身份都不足以有效支持人物的质疑，不能梗阻释言的“实施”。质疑或许需要勇气，却从不代表正确。阿伽门农和赫克托耳都有显赫的身世，是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战功卓著。然而，当他们受激情(或豪情)的驱使而质疑卜释时，他们却错了，尽管倘若有意辩解的话，二位或许都可以讲出各自的道理。卜释之术或许不总是那么精确，它的运作也并非无懈可击，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或者说作为一个反映神意的手段和沟通神人意愿的渠道，它是有效的，应该受到尊重。荷马不鼓励人们滥反传统。在他看来，维护既有的神学道统比对它的反叛更能体现人的睿智，更为有利于人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命运多舛的生存。 然而，不幸的是，在忠诚捍卫卜释的神学道统这件事上，荷马错了，因此很遗憾地并不代表先进。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仍然愿意相信他的抱残守缺是出于某种善意，但历史不会像我们一样看重情面，它所注重的经常不是人的愿望，包括伟人的一厢情愿，而是事变的客观进程。好心也能办坏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古老的卜释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荷马的权威未能阻止西方思想史符合自身规律的发展，虽然我们不应忘记，这位伟大诗人在守旧的同时，不仅也适度体现了理解和宽容，而且似乎还歪打正着，以他的方式告诉人们，研究西方认知史的发展，追踪西方人对卜释的质疑，后人应该从他的史诗里寻觅源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