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谷裕(1969-)，女，北京人，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北京100871）。
    内容提要：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后，是德国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转型时期，市民走出以家庭为核心的私人领域，进入公共生活，是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以文学形式，再现了市民进入公共生活的要求、途径和存在的问题。小说通过主人公的塔社经历，描画了一个建立在开明贵族与市民互动基础上、趋于等级平等的共同体，展示了未来公民社会的理想形态。小说同时对这一过程中情感和天性等私人领域品质的丧失，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关键词：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市民/公共生活

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后，是德国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转型时期，史学界称之为“马鞍时期”。①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市民阶层自我意识增强，开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与贵族抗衡。开明贵族也开始向市民靠拢。其结果是，传统等级制度瓦解，现代市民—公民社会开始形成。此前，德国在君主专制和等级制度下，公共政治生活由君主和贵族主导，市民被限定在以家庭为核心的私人领域，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因此，走出私人空间进入公共领域，成为这一时期市民阶层主要的政治和社会诉求。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以文学形式记录了这一历史过程，并对围绕它产生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小说的创作从1777年延续到1796年，正好覆盖了“马鞍时期”关键的20年。市民青年如何走出私人领域进入公共生活，构成小说一条主要线索，小说的戏剧和塔社部分均围绕这一线索展开。
    本文所言市民家庭与公共生活的区分，基本对应汉娜·阿伦特所讲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分。②所谓公共生活，包括市民家庭以外的公共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本文的侧重点在公共政治和社会生活。严格讲，它并非哈贝马斯所讨论的现代公共领域。因为1770至1790年代，德国既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又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而是处于一个从封建等级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过渡的过程。德国所面临的问题是，作为未来公民社会基础的市民阶层，如何走出以家庭为核心的私人领域，进入公共生活，并通过对公共生活的认识，培养政治和社会意识。也就是说，与英法相比，德国小邦林立的形态，造成它普遍政治生活不发达，而且没有形成像伦敦和巴黎那样的政治中心。公共生活在几个大宫廷和上百个小宫廷中进行。由于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市民无法进入以贵族为主体的宫廷—政治生活。反过来，市民进入公共生活就要首先与宫廷和贵族发生关系。因此，在法国大革命前后，德国出现开明贵族与市民组成的共同体，——包括贵族与上层市民组成的秘密结社或从宫廷分离出来的贵族与市民的结合，③——共同致力于消除等级差异、建设以平等为基础的现代公民社会。
    歌德小说恰好记录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现象和心态。小说重点通过主人公在塔社的经历，描画了一个建立在开明贵族与市民互动基础上、趋于等级平等的共同体的形成，展示了未来公民社会的理想形态。标志性事件是市民与贵族的联姻。然而，公共生活与私人领域存在不可消解的张力。在市民获得公共性的同时，原本受家庭保护的“纯正人性”和“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④也就是小说所说的人的情感和“天性”，要让位于公共生活所需要的秩序，所有隐私和秘密都要经受理性考察。讲求实际的行动排挤掉了诗意和灵性。小说结束于主人公告别塔社，携子去往南方的意大利，表达了重归自然、艺术和灵性的渴望。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分“戏剧”和“塔社”两部分，分别描写了主人公威廉的两种不同经历。威廉出生于市民和商人家庭，家中笼罩着“整洁和秩序”。他虽屡屡成功完成父亲交给的任务，显示出不菲的经济才能，却不能满足于平庸的日常生活，执意要离开家庭，投身戏剧。戏剧在当时是为世人所不齿的行当，而威廉的动机有二：一是要摆脱“拖沓、无聊、沉闷”的市民生活，二是要成为“未来民族戏剧的缔造者”⑤。前一种动机暴露了主人公走出市民家庭、告别私人领域的愿望，后一种则更进一步——希望成为公众人物、在公共生活中产生影响。18世纪下半叶德国上演的戏剧似乎为此提供了可能。它们主要是古典悲剧、巴洛克历史剧和宗教剧，主人公或为帝王将相，或为宗教圣人，即都是在公共政治生活中产生影响的人物。市民可以通过看戏领略伟人的人格和命运。威廉儿时迷恋巴洛克风格、《旧约》题材的木偶剧“大卫大战哥利雅”，后来又陶醉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两种狂热背后的机制是一样的：他情不自禁把自己等同于舞台上的王者，幻想自己拥有他们的威严和勇武。尤其通过演戏，他可以体验到市民日常生活以外的广阔军事和政治生活。观众的掌声还可以给他带来荣誉，满足他成为公众人物的愿望。
    然而，事实证明，所谓荣誉和公众人物不过是虚幻而已。威廉纵然有进入公共生活的愿望，但他选择的道路是错误的。戏剧舞台带给他的只是一种虚拟的体验。演员在台上是王公贵族，雍容华贵，叱咤风云，在台下却地位卑微，毫无尊严。小说在伯爵府一节毫不夸张地再现了现实中演员的处境。他们幻想着伯爵府的邀请会带来“幸福、荣誉和金钱”，然而却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演员们在深夜大雨中被安排在废弃的房间，以贵族夜宴的残食充饥。演出的不过是为君主歌功颂德的应景戏，剧本、风格都要听任贵族吩咐。像威廉所在的流动剧团，在18世纪下半叶与走江湖卖艺的无异，男盗女娼是平常之事。小说借女演员奥埃利亚之口道出，德国观众“从王子到佣人，从当兵的到商人的儿子，从大学生到学者，从乡间贵族到僧侣”，差不多都是抱着“狎妓之心”看戏(260)。歌德以戏剧为题，描写演员，在当时近乎“丑闻”。⑥
    想象与现实的反差表明，对于真正的公共政治生活，小说主人公还不得其门而入。这种情况在小说第二部分发生了变化。威廉在塔社的氛围中、在塔社成员的引导下，真正得以认识并进入大世界，完成他从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的过渡。所谓“塔社”，是一个由贵族和僧侣组成的秘密团体，因举行集会的地点在贵族府邸的塔楼而得名。塔社的核心人物是罗塔里奥男爵、阿贝神父和军官亚诺。它影射了法国大革命前后活跃在德国的秘密结社现象。塔社的政治主张、组织形式、工作重点和仪式与歌德熟悉的共济会十分相似。据考，歌德曾于1780年加入魏玛共济会分部，第二年从“学徒”升为“帮工”，再一年与魏玛大公一起晋升“师傅”。歌德后来虽然淡出，但终生都是共济会员。⑦小说中的一整套手工业者行话，诸如“迈斯特(师傅)”、“学习时代(学徒期)”、“结业证书(学徒结业证书)”同时也是共济会的用语。歌德在小说中加入共济会的元素，一个很重要原因在于，在当时的语境中，贵族与上层市民组成的秘密结社，是实施社会改良、建构平等社会的一种形态。
    塔社部分完全是歌德后加的，它记录了歌德对公共生活的新体验。《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的初稿名为《威廉·迈斯特的戏剧使命》，写于1777年，也就是在《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出版后的第三年。初稿顾名思义是一部以戏剧为题的“戏剧小说”。1786-1788年的意大利之旅中断了小说的创作。歌德于1793年重新执笔，1796年最后完成，改名为《学习时代》。显然塔社经历，也就是对公共生活的认识，充当了学习的对象。因为在此期间，也就是在德国政治社会转型的重要关口，歌德从一名法学毕业生过渡到廷臣，亲身经历了从一位市民青年到进入宫廷—政治生活的转变。他自1776年担任萨克森-魏玛公国的枢密顾问；1782年被册封为贵族；1776-1783年间领导了公国的农业改革；1782年晋升为财政部长，并开始对公国境内矿务进行清理整顿；法国大革命期间，他曾随魏玛大公参加过反法的美因茨保卫战。由于魏玛宫廷规模小，歌德身兼数职，涉猎了多种公共部门。这些经验以文学形式进入了“塔社”部分。更重要的是，歌德在此期间终于“有机会反思自己和他人”以及“世界和历史”。⑧凡此概括起来，就是歌德超越了“维特”和“戏剧”阶段，从对等级制度的反抗经对贵族的盲目效仿，到进入并打造新型共同体。
    塔社的公共特征表现在，它的成员是活跃在公共政治领域中的人物，他们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并且将思想付诸行动。塔社的领袖罗塔里奥进入过军界，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他在自己的领地推行农业改革，为国家利益，限制贵族特权，改善农民状况。所有这一切，都是威廉作为市民之子，不曾也不可能涉足的领域。在专制和等级制度下，他甚至得不到相关信息，遑论施展理想和抱负。他虽有思想和智识，却只能规避在自己的私人领域，沉湎于主观世界的幻想。等级秩序从根本上决定威廉不可能有政治社会实践，也就不可能有行动。“行动”只针对公众人物而言。在当时的语境中，只有贵族可以是有行动能力、有所作为的人。
    塔社的精神领袖阿贝是一位开明僧侣。“阿贝”是法语对神职的称呼。法国大革命前后有阿贝流散到德国，多在贵族府担任秘书或家庭教师。⑨小说中的阿贝按天主教要求主持了迷娘的葬礼，但在世俗语境中，他的功能更多转化为教育。阿贝几乎是塔社及周围所有贵族青年的老师，他对威廉的教育可以归结为一点——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公共生活中有所作为。小说暗示阿贝属于某修会，从他重视教育并被派往叶卡捷琳娜统治下的俄国实施教育的特征，可以推断他属于耶稣会。⑩对天主教、耶稣会和教育的关系，《魔山》中的纳夫塔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基本可以代表欧洲知识界的某种共识：与脱胎于神秘主义的新教和虔诚运动不同，天主教与政治有密切联系；(11)天主教重视政治和教育的特点，特别明显体现在耶稣会的纲领，而歌德作为教育者“几乎就是个耶稣会士”。(12)阿贝教育理念的特征就是政治性和公共性。在这一点上，它又与洪堡的教育思想不谋而合。虽然出发点不同——洪堡更多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而阿贝则就个人修养而言，——但两者都认为，教育不应当局限于个体、内在和审美层面，而是要培养人的政治性、公共性和集体性。(13)教育在客观上充当了缩小等级差距，建构平等社会的媒介。
    塔社共同体由市民与贵族的相互靠近形成。当然小说重点描述的是市民向贵族的移动。在过渡时期，对于市民青年来讲，进入公共生活首先意味着进入宫廷，加入贵族行列。诺瓦利斯把《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称为“向贵族册封诏书的朝圣”，(14)虽是戏言，却也敏锐地把握了时代问题，形象地描摹了这种状况和心态。《维特》中市民青年对等级社会的逃避、与贵族的对立，在此转化为一种融合的努力。一个重要指征是，威廉要“培养和塑造自己的人格”(290)。这说明他有意识要把自己培养成公共人物。因为所谓“人格”是指人在公共生活中的形象，因此这个词也作有公共影响力的“人物”讲。威廉培养和塑造自己的人格，目的在于使自己成为公众“人物”。就此，歌德笔下威廉的意图，与威廉·洪堡的意图几乎完全一致。洪堡所提倡的人格的全面“修养(Bildung)”，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培养市民的公共性，为公民社会奠定基础。(15)
    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德国，全面的人格塑造只有贵族才能做到。(16)正如威廉清醒认识到，18世纪“至少在德国，只有贵族才谈得上全面的人格塑造”(290)。首先，只有贵族是国家政治军事生活中的“公众人物”，他们的人格会对重大公共事件产生影响，因此才需要培养人格，维护形象。其次，只有贵族才享有人格塑造的自由和环境。他们居于社会顶层，不受等级限制；他们自幼生长的环境可以熏陶高贵的气质。相比之下，市民既不需要人格，也不可能具备完整的人格。市民不仅囿于等级限制，而且只能“让自己以某种方式有用而忽视其它方面”(291)，也就是说，在社会分工的环境中，市民的价值取决于某一方面的实用性，这决定市民“天生注定”不可能成为人格完整的人。然而，面对这种现实，威廉一方面感叹“自己可惜只是个市民”，无时无刻不“清晰地感觉到那条界线”，另一方他又坚信自己具有高贵的潜质，感觉到人格塑造的“能力和冲动”。他希望通过学习和培养，展露天资，发展潜能。在这一过程的初始阶段，贵族自然充当了有形的榜样。
    威廉向贵族的移动，经历了从外表到本质，再到反思和批判的过程。在戏剧阶段，威廉系统练习发声和击剑，努力做到在舞台上准确模仿贵族的言谈举止，完全专注于外在模仿。他初到塔社时，为自己市民的姓氏感到尴尬，在贵族面前自惭形秽，对来自贵族的好感激动不已。在塔社阶段，伴随与贵族的进一步交往和共同生活，他克服了内在的自卑，逾越了对表象的模仿，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本质问题，并逐渐过渡到怀疑和批判。这种变化的戏剧性表现在威廉对娜塔莉的态度。娜塔莉在很长时间里不过是威廉头脑中的幻象，她“头上有光环，整个身体熠熠发光”。威廉初到塔社与之相遇，如见圣人，“激动万分，几不能自持，扑通跪地”。直至进入塔社，威廉才认识到娜塔莉所代表的超越于小家庭温情、以公益为目标的“行动的爱”。而威廉在塔社学习到的核心事物是，如何成为“优秀的关心公共事务的人”(508)，而在此之前他“从未关心过政治生活”。这表明对于威廉，进入公共生活已经由抽象的愿望，发展到实质性的拥有政治意识，具备了市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基本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歌德的小说同时表现了贵族方面所做的相向运动。也就是说，他们同时通过有利于社会平等的改革，或缔结跨等级婚姻，试图自上而下拉平等级间的距离。小说塑造了形形色色的贵族，有固守等级观念的保守伯爵，有自命不凡的庸俗男爵。但他们不属于塔社。作为公共政治生活榜样的塔社成员，是受到启蒙思想熏陶的开明贵族或僧侣。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歌德心目中理想贵族的投射，是“德国未来的希望”。小说细致描写了罗塔里奥的农业改革，交代它的具体措施包括取消雇农制、允许贵族土地自由买卖、规定贵族交纳同等的土地税；同时还包括减轻农民的劳役、徭役及兵役负担，降低农民税收，取缔雇农在身份和婚姻方面的依附关系等等。这些措施隐含了歌德在魏玛初期的改革计划，同时影射了施泰因男爵在普鲁士推行的农业改革。(17)但它们不仅仅标志封建贵族经济向现代市民经济的转型，而且最终会带来等级间的平等。此外，塔社的贵族有意识吸收市民的品质，主动向市民阶层靠拢。小说特别指出罗塔里奥富有“原创性”(264)，这就意味着他不固守传统、墨守成规。他把美国视为未来国家的榜样，提倡把市民以“成就”和“伦理”论优略的标准，树为衡量人价值的普遍准则(789)。他打破贵族与市民通婚的限制，主动践行与市民女子的婚姻，带动塔社圈子结成三对跨等级婚姻，标志性实现了贵族与市民的平等、融合。
    这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就不止表现了“迈斯特”向贵族的“朝圣”，而是同时表现了开明贵族的相向运动。各等级之间存在彼此接近、拉平距离的势态。市民中的有识之士与贵族僧侣中的开明分子，共同构成公共生活的共同体。而这一模式可以说是典型的德国式的。德国的市民青年从来没有想到要像法国那样进行革命，彻底推翻等级制度，建立共和政体。法国大革命更打消了他们的念头。小说主人公承认自己不关心改变现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他只关心如何“在现状中拯救自己”，把全面的人格修养视为努力的目标。他对公共生活的意识，还没有和具体的政治改革、政体变化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开明贵族和僧侣的行动表明，他们或努力以社会改良的和平手段，从内部推动社会平等，或试图通过教育树立新的价值，并以之为标准，拉平等级距离。因此，“学习时代”显示了一条通过和平、渐进、改良的方式，建构未来共同体的模式。
    当然，塔社并非理想模式。“迈斯特”不是一部乌托邦式的小说。小说从一开始就对塔社持反讽态度，主人公在透视了塔社内部的面貌后，开始了对塔社的批判和反思。反思并非针对塔社这一具体事物，而是直指它所代表的公共生活，可以说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考。与私人领域相比，公共生活屏蔽掉了“情”。受市民家庭保护的情感，包括亲情、爱情，总之所有的人情，都要服从于理性的公共文化、社交文化。这便是阿伦特所说，公共领域与“家庭生活中体验到的那种自然联系毫无关系甚且截然相悖”(18)。与情感相关的是艺术审美，或对人自然“天性(Natur)”中那些阴郁、晦暗的东西的宽容。公共生活一定视实际工作高于诗意和灵性，视合乎礼俗的行为高于神秘晦暗的激情。这正是塔社的特征。小说在戏剧部分，用五部篇幅塑造了五位有血有肉的女人。主人公威廉在与马丽安娜、菲丽娜、伯爵夫人、迷娘、奥艾丽娅的交往中，分别体验到纯情、轻佻、矜持、神秘和疯狂的爱。每一种爱都充满激情，包含了细腻的情感和美好的身体感知。相比之下，塔社容纳的女子注重实际事务，善于经营，却“不知爱为何物”。娜塔莉称自己“永远爱”，却“从不爱人”。“永远爱”意味对一切人和事物充满关爱，是公共生活需要的美德；“从不爱人”指她没有私人领域的儿女情长。塔社的人不懂得艺术审美，他们对戏剧和绘画的兴趣在于评判而不在于欣赏。塔社圈子不容个人隐私，他们一再要破解竖琴师身世的秘密，导致他自杀身亡。也就是说，人生活中本真的东西和生命力量——心灵的激情、大脑的思想和感官的愉悦，都被作为朦胧的、模糊不确定的东西，被排除在公共秩序之外。
    与私人领域讲求真实情感和内在美德的实在(Sein)相比，作为公共生活的场所，塔社只具备表象(Schein)。在实在与表象之间存在不可消解的张力。塔社成员作为公众人物，在某种程度上过着公共与私人相悖的双重生活。理智、冷静的军官从内心倾慕“涌动爱和激情的心”。罗塔里奥以“有尊严的行动”教育威廉，自己却难改贵族习气，艳事不断。这表明，公共生活所需要的理性和秩序，公共意识所需要的教育和培养，与人的天性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威廉来到塔社以后，虽然变得“目光深邃”、“涵养深厚”、“举止从容优雅”，但他明确认识到，获得这一切的代价是丧失激情和“天性”。塔社的局限最集中、也最戏剧性表现在它与迷娘的不相容。迷娘来自南国意大利，属于中世纪天主教文化。她的家乡是“柠檬花盛开的国度”，在“湛蓝的天空下和风吹拂”，金桔闪烁，没药沉香，有廊柱、厅堂和大理石雕像——《迷娘曲》的歌词，勾勒出一片古老的自然和艺术交融的风光，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然而这样一个充满神秘、灵性的人物，无法在现代公共生活中继续生存。
    对这一矛盾，歌德可谓有感而发。作为魏玛宫廷重臣中唯一一位市民，他亲身感到诗人与“君主的仆人”之间的张力，他深感无奈，逃往意大利。《威廉·迈斯特》的主人公同样无法面对，只得暂时扬弃他一度渴望的公共性。小说结尾，威廉虽与贵族女子娜塔莉结合，却继承了迷娘的土地和遗产，带着与马丽安娜爱情的果实菲利克斯，启程去往那“柠檬花盛开的国度”，寻找灵性和诗意的归宿。

    注释：
    ①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Reinhart Koselleck(Hrsg.):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Bd. 1,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9, S. XV.
    ②[德]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刘锋译，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二版)，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62页。
    ③[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曹卫东译，载《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42、150页。
    ④[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第152、154页。
    ⑤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Frankfurt am Mai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4(=Goethe: Werke. Hamburger Ausgabe. Hrsg. v. Erich Trunz. Bd. 7, durchgesehene Auflage), S. 35. 以下引用原文时只在括号内给出页数或省去页数。
    ⑥Michael Neumann: Roman und Ritus.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1992.
    ⑦Michael Neumann: Roman und Ritus, S. 77.
    ⑧⑨Goethe: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S. 613f ; S. 783.
    ⑩Goethe: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S. 803.教育是耶稣会一项重要工作领域。修会在法国大革命后到复辟时期解散，叶卡捷琳娜二世在此期间大量邀请耶稣会士赴俄帮助俄国教育建设。[德]哈特曼：《耶稣会简史》，谷裕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11)(12)Thomas Mann: Der Zauberberg.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S.), 2002, S. 668; S. 703.
    (13)Wilhelm von Humboldt: ,,Ideen zu einem Versuch, die Grenzen der Wirksamkeit des Staats zu bestimmen“[1792], in ders.: Werke in 5 Bnden. Bd. I: Schriften zur Anthropologie, Stuttgart: Cotta, 1980, S. 64.
    (14)诺瓦利斯断片第536条，此处转引Goethe: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 S. 685.
    (15)(16)(17)Dieter Borchmeyer: Weimarer Klassik. Portrait einer Epoche. Weinheim: Beltz Athenum, 1994, S. 339;S. 332f; S. 336.
    (18)[德]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刘锋译，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二版)，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60页。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