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徐晓东(1970-)，男，浙江杭州人，浙江财经学院爱尔兰研究所所长、副教授（浙江杭州310018），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博士后（浙江杭州310058）。
    内容提要：麦克弗森与彭斯属同一时代的苏格兰诗人。长期以来，学术界缺乏前者的伪作对彭斯创作的影响研究。彭斯不仅在青年时期认真研读过麦克弗森的伪作《奥西恩诗集》(这些事实可以从彭斯的来往书信中得到证实)，而且在彭斯的许多诗作中都有《奥西恩诗集》的影子。例如在彭斯的《幻象》一诗中，彭斯使用了“duan”(诗段)这个词来表示两个部分的分割，而duan一词最早为麦克弗森所使用。在创作策略上，彭斯虽不再如麦克弗森使用托名的技巧，但是却借助麦克弗森掀起了苏格兰“巴德(bard)”诗人意象。通过这一影响力研究可以看出，伪作虽被传统批评所诟病，在文学史上却意义深远。
    关键词：《奥西恩诗集》/伪作/彭斯

    20世纪文学批评家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有这样一番论述：“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已具备完整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是对他和已故诗人和艺术家之间关系的评论。你不可能只就他本身来对他作出估价；你必须把他放在已故的人们当中来进行对照和比较。”[1]
    从这一思想出发，我们发现麦克弗森的《奥西恩诗集》这部伪作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在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界。与英国经验主义批评家注重作家真实身份不同，或许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德国批评家质疑这些诗歌的真实性被认为是不雅之举”，[2]德国作家往往更加注重《奥西恩诗集》所传达的思想情感，特别是诗歌中表现出的“悲伤之喜”。如德国思想家赫尔德(Johann Herder，1744-1803)是最早迷恋这些诗歌的文人之一，他于1771年撰写了《论奥西恩与远古民族的歌谣》(1772)。而其文学至交、德国狂飙运动的代表歌德(Johann Goethe，1749-1832)至少在20岁时就已经对这部作品充满兴趣。两人多次通过各种方式交流对《奥西恩诗集》的体会，歌德对此诗集的熟悉程度可以从其书信体半自传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中窥见一斑。在小说中，维特写道：“在我的心中，奥西恩已经取代了荷马，这位神圣的诗人将我引入了如何奇幻的世界：踯躅于凄风冷雨的荒原，头顶幽暗的月光，仿佛在迷雾中能唤起我们祖先的幽灵。”[3]90
    歌德借维特之口并非否定荷马史诗，而是对长期占据文坛主导思想的反叛。与恭维古典文学的理性思想不同，歌德不再将自然等同于法则或理性，转而热情歌颂纯朴之人和未受世俗侵扰的大自然。《少年维特之烦恼》从《奥西恩诗集》中得到的就是感性体验以及人与自然相处中得到的情愫。歌德在自传中解释了引用奥西恩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所有忧郁的表现缺乏合适的场景。只有让奥西恩引领我们到达极限之地，在他的领地，我们可以穿越灰暗而无垠的荒原、嶙峋而长满苔藓的墓碑、风中阴森扭动的荒草，而空中是沉甸甸的乌云。这种苏格兰的夜晚只有在月光下才成为昼。”[3]144
    不仅如此，维特在离别人世前曾大段吟诵过《奥西恩诗集》中“萨尔玛之歌”的内容。维特手里接过这些翻译成德语的诗稿，“他全身战栗，眼望诗稿，噙着泪花，他坐下念道：黄昏之星呀！你在西方美丽地闪耀，你从云里抬起明亮的头，壮丽地移步山峦……奥西恩之光灿烂地映现了。我看见故逝的友人，犹如在那业已逝去的日子一样，他们聚首在洛拉平原上。——芬格尔！像潮湿的雾柱，簇拥他的是他手下的英雄……”[3]113
    作为同一民族的前浪漫主义诗人，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也同样受到《奥西恩诗集》这部伪作的启发。
    《奥西恩诗集》的创作过程
    
    早在1760年6月，一本匿名出版物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揭开了《奥西恩诗集》的序曲，该书名曰《搜集于苏格兰高地的古诗片段，译自苏格兰盖尔语》(以下称《片段》)。这本70页左右的小册子包含了15篇短小且长度不一的散文体作品，书名副标题宣称“译自苏格兰盖尔语”。扉页没有出现译者或搜集人姓名，除出版者署名外仅引用了古罗马诗人卢坎(Lucan，39-65)《内战记》第一章中的几行，“与你们一样，凯尔特的巴德(Bard)，让英勇的武士激情满怀。那些在战场牺牲的勇士，让他们在歌声中永恒。”扉页引用古罗马诗人的拉丁警句在新古典主义时期司空见惯。毫无例外，该警句与作品内容有一定关联，为读者提供了联想性暗示，即这位匿名“译者”欲将苏格兰的凯尔特文明提高到与古罗马文明并驾齐驱的地位，至少期望读者在两者之中寻找到契合。
    《片段》前两篇讲述了公元3世纪的苏格兰武士希尔瑞克(Shilric)追随部落首领芬格尔(Fingal)外出征战，恋人温薇拉(Vinvela)在守候其归来的忧郁中死去。部落中唯一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希尔瑞克游荡于荒原，唤起了温薇拉的幽魂。第二首开头有这样的内容：
    我坐在满是绿苔的山泉旁；在那风儿掠过的山头。树儿在头顶窸窣作响。黝黑的山溪翻卷过荒原，下面是湖水动荡。鹿群从山中踱步而下，远方却没有猎户的身影，也听不到牛群的低哞。日当正午：周围却是一片死寂。我孤寂地坐着，内心伤痛。
    你会来吗？我的爱人！踯躅于荒原的人。在我的身后，你的长发在风中飘荡；在这景致面前，你胸膛起伏；你双眼满含泪水，为了你的那些朋友，而他们早已被山峦的浓雾所掩盖。我会安慰你，我的爱人，将你带到你父亲的茅屋。
    那是她吗？出现在那里？像荒原的一道光芒，明亮如秋夜的皓月，又如夏日风暴中的太阳。她说话了：但是嗓音却如此虚弱，像微风抚过池塘的芦苇。你听：你从那战争中平安回家了吗？你的那些朋友安在，我的爱人？我听说你战死在山岗；我听说了，我为你而哀伤，希尔瑞克。
    是的，我的恋人，我回来了；我们部落唯一的幸存者。我再也见不到他们，已经在平原为他们建了坟墓。可你为何在这荒凉的山中，独自一人在这荒原？[4]
    哀婉的气质融合于粗犷的自然景致中，这缕感伤的情愫扣响了整个英国文坛，爱丁堡文学界更是如获至宝。自1707年两个各自独立的国家地区合并以来，苏格兰失去了自己的独立议会。这使得苏格兰无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与英格兰之间摩擦不断，特别是1745年苏格兰起义失败后，苏格兰人始终生活在对方的阴影之下。法律不允许苏格兰人携带武器，甚至不能穿自己的民族服装(tartan)。这些《片段》的“发现”让苏格兰人找到了比英格兰历史更悠久的文化遗产，更令爱丁堡学术界欣喜若狂。当时伦敦对中世纪英格兰本土文学的了解基本围绕在14世纪的乔叟，而且相关研究刚刚起步，更早的英格兰古代文学则尚不为之所知。《片段》所描绘的凯尔特武士具有勇敢、高傲、富有同情心等优秀品质。这些完美的人物刻画极大地点燃了苏格兰人的民族火焰。在南方，配合着18世纪中期人们对英伦远古历史的渴望和诉求，文坛著名的《君子杂志》在《片段》发表当月便迫不及待地刊载了其中两段译文。爱尔兰政治家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在《世界大事年鉴》中也引用了其中三篇译作，非但对其真伪毫不在意，反而对作品的魅力大加赞赏。[5]
    早在《片段》出版前的5个月，隐藏作品背后的“译者”麦克弗森便将其中两篇所谓“译文”寄送著名的苏格兰历史学家达尔林普尔爵士(David Dalrymple，1726-1792)。这两篇散文体“译作”很快在伦敦的文学名人群中传阅，如贺拉斯·沃波尔、托马斯·格雷、托马斯·渥敦(Thomas Warton，1728-1790)、威廉·申斯通(William Shenstone，1714-1763)等，众人无不对此称奇。1760年4月，诗人格雷在给沃波尔的信中激动地说：“我对这两篇盖尔语的译作非常痴迷，禁不住要打搅您，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并且希望看看几段原稿的诗歌，以便对语言、韵律以及节奏做进一步了解。您对这位作者(抑或是几位)是否有所了解？他们可能是哪个时代的古人呢？”[6]664
    格雷想看原稿，这原本是其对凯尔特文学痴迷已久。他最初的兴趣来源于对诗歌押韵起源以及威尔士古巴德诗人的研究。在伦敦时，格雷先后结识了威尔士古文物学家、诗人路易斯·莫里斯(Lewis Morris，1702-1765)，以及当时威尔士著名的盲人竖琴师约翰·帕里(John Parry)。在两人的启发下，格雷经过一段时间的潜心研究后认为，凯尔特文明之下的古诗词(如威尔士诗歌)并非如常人所想的那么鄙俗，相反这些诗歌“看起来在多样性和精确性方面完全可以与最具灿烂文明的作品相媲美”。[7]
    在《片段》出版后的半年间，格雷多次在书信中提及这部作品，一方面表现出欲深入了解作品本源的急迫心情，以及对作品内在风格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对其真实性摇摆不定。6月20日，格雷又去信渥敦：“我对这些诗歌非常着迷，据说是从古苏格兰高地语翻译过来的译本(用散文体意译而成)，由一位生活在高地的年轻牧师麦克弗森翻译。假如认定是古旧之作的话，他打算把这些古老的作品以集子的方式出版。不过让我头痛的是，我无法确定这一点。那时一下子被其中无限的美感所震撼，甚至欣喜若狂，我不断去信苏格兰问询……”[6]679-680
    格雷的这番狂喜心情与其早期创作有一定关联，他希望从《片段》中找到一些佐证，进而印证自己先前作品的合理性。早自1755年起，格雷便断断续续开始创作古老凯尔特文化的诗歌《巴德》(The Bard，1757)。所谓“巴德”是指凯尔特文化中非常独特的一类游吟诗人，他们通过创作诗歌来歌颂民族英雄的伟大事迹，或者重大事件。《巴德》一诗以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1239-1307)征服威尔士、苏格兰，并残酷杀戮凯尔特巴德诗人为背景。格雷在诗歌中设置了巴德这一叙事人物，在命运上与《片段》中的苏格兰武士希尔瑞克有些许共同之处。他们都是本部族在战争中的唯一幸存者，而且都在诗中哀叹部族死去的亡灵。《巴德》有一段描写诗人站在威尔士康威河旁的崖壁之上，诗歌如此写道：“那儿有一块巨石，它那巍峨的崖壁，/眉头紧蹙地面向康威河中翻滚的河水。/诗人一身灰色的丧服伫立此地，/一双凹陷的眼睛，哀伤丝毫未退。/散乱的胡须，灰白的乱发，/如流星飘向凝重的天涯，/用那娴熟的双手，先知的热情，/他拨响了竖琴的乐音……”[8]
    不过，格雷这一凯尔特历史题材的作品并未立刻引起广泛关注。或许他是长期生活在剑桥大学的学者，书本知识影响了他在诗歌中对凯尔特文明的描写，所以凯尔特文明的鲜活性、独特性在其诗歌中并不典型，仅仅是个叙述的影子。更可能是读者对偏僻的苏格兰、威尔士风土人情缺乏了解，无法提起分析、评论的兴趣。尽管如此，这首诗的文学史意义远大于内容本身。格雷生活在18世纪“约翰逊时代”，但却开始背离文学的理性法则，通过历史题材走入想象力、激情的浪漫主义殿堂。
    奥西恩系列中的第二部《芬格尔，6卷本古史诗，及其它诗歌，由芬格尔之子奥西恩创作》(Fingal, an Ancient Epic Poem, in Six Books：Together with Several Other Poems, Composed by Ossian the Son of Fingal)(以下称《芬格尔》)于1761年12月出版。与《片段》不同，《芬格尔》不仅在扉页上赫然印着“由詹姆士·麦克弗森译自盖尔语”的字样，而且确定了作品的叙事者——奥西恩。在前期的《片段》中麦克弗森没有明确的叙事者，仅从上下文可以推断出应该是一位巴德诗人。而在《芬格尔》中，芬格尔之子、双眼失明的奥西恩成为作品的讲述者。这无形中与古希腊传说中双目失明的诗人荷马、文艺复兴后期的大诗人弥尔顿相呼应。
    1763年麦克弗森出版了第三部伪作《帖莫拉》(Temora, an Ancient Epic Poem, in Eight Books)，并在1765年第三版中与《芬格尔》合并成两卷的《奥西恩诗集》。《帖莫拉》仍沿用麦克弗森对古凯尔特的历史概念，记述凯尔特的苏格兰人(Caledonian)与袋人(Firbolg)部落之间的战争。爱尔兰西部康诺特地区的袋人部落诸侯凯巴(Cairbar)弑父夺权，又乘爱尔兰国王科马克年幼阴谋将其杀害。为了复仇，科马克的亲属芬格尔率领其孙奥斯卡，以及大批军队直逼凯巴在乌尔斯特的宫殿帖莫拉。凯巴设下圈套，一方面大摆宴席，招待先头部队的主帅奥斯卡，以麻痹苏格兰大部队从而为自己的军事调动赢得时间，另一方面暗中调派自己兄弟卡斯莫(Cathmor)的军队来助阵。在席间，成竹在胸的凯巴得意之下不仅与奥斯卡发生了争执。武士间的争吵很快演变成决斗，最后两人均身负重伤。芬格尔听到兵器相交的声音时飞奔去救援，然而奥斯卡已经倒在淌着鲜血的盾牌上。年迈的芬格尔面对孙子的遗体痛苦万分，一时竟失去了对战争的意志。《帖莫拉》第2至5卷插入了许多倒叙事件，包括芬格尔的第一次大婚等。第5卷起，芬格尔的幼子费兰(Fillan)替父执掌军权，逐渐取得了部分胜利，然而卡斯莫集中剩余的人马在最后一击中打败了费兰，兄长奥西恩晚到一步，令费兰战死疆场。芬格尔痛心疾首的时刻，费兰的魂魄出现在他面前，唤起了国王厮杀到底的意志，最终芬格尔杀死了卡斯莫，取得了最后胜利。
    麦克弗森与彭斯
    
    《奥西恩诗集》对英国前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的影响，加拿大批评家弗莱已经阐释得比较明确；这部伪作对浪漫主义诗人柯尔律治、拜伦勋爵的启发作用，美国杜克大学的约翰·邓恩在其提交的博士论文中也做了一些细致分析。[9]然而对于另外两位重要的浪漫主义作家：苏格兰诗人彭斯以及华兹华斯，学术界却很少将此二人与《奥西恩诗集》联系起来。
    从表面来看，彭斯与麦克弗森的诗作风格有很大不同。《奥西恩诗集》哀婉而壮美，以史诗的宽广讴歌部族英雄。彭斯的歌谣和诗作中许多属于讽刺诗，既有俏皮的，也有情色内容，两者似乎缺乏共同之处。从韵律来看，《奥西恩诗集》属于散文诗，部分属于早期的自由体诗歌；而彭斯的多数诗歌遵循音韵，且韵脚丰富。
    麦克弗森对彭斯的影响不能单纯从诗作本身出发，而应注意两者扎根于苏格兰文学传统之上的契合，然后再探讨前者对后者在作品上的启迪作用。麦克弗森和彭斯均是苏格兰农民之子。前者出生在苏格兰高原北部的因弗内斯，而后者出生于西南部的埃尔郡，他们受到的民族文化熏陶基本一致。尽管出身于苏格兰低地，但是彭斯却向往着奥西恩部落追逐鹿群的高原，他在诗歌中说：“我的心呀在高原，这儿没有我的心，/我的心呀在高原，追赶着鹿群，/追赶着野鹿，跟踪着小鹿，/我的心呀在高原，别处没有我的心！……”[10]34
    麦克弗森曾辗转于阿伯丁大学和爱丁堡大学，最终未取得任何学位。彭斯没有上过大学，然而他的基础教育并不差。彭斯的启蒙教师约翰·默多克刚到乡村教授这群孩子时年仅18岁。他教学方式比较古板，充满老学究气，然而默多克传统的教学手段对六七岁的彭斯以及弟弟吉尔伯特来说却受益匪浅。默多克除了要求学生背诵《圣经》之外，还要求背诵亚瑟·马森的《英语诗文集》。马森的《诗文集》未收录苏格兰文学素材，却有英国文豪莎士比亚、弥尔顿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也将当代作家格雷、申斯通等的诗歌作为经典。默多克选用《诗文集》作为教材与其个人文学趣味有关。他是希望培养学生通过古今对比提高对当代作品的分析、解读能力。对于这种教学方式，默多克曾经回忆说，彭斯和几个小伙伴“能够非常娴熟地背诵选集中的那些颂歌和诗文，这部分得益于他们的父亲和我坚持要求这么做，让他们彻底掌握背诵下来的每个句子中每个单词的意思。总的来说，在幼年时，孩子们这样背诵比我们预期的更加容易”。[11]
    彭斯的母亲及亲属文化程度均不高，但讲起苏格兰民谣以及传说却滔滔不绝。不难想象，彭斯的启蒙文化与麦克弗森类似，混杂着英格兰和苏格兰两种文化，这对他们之后的诗歌创作都具有一定影响。如果说麦克弗森的伪作以其崇高、雄壮之美以及感伤情绪打动柯尔律治以及前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那么对彭斯的影响恐怕是对苏格兰传统文学的引领。
    从彭斯早年的书信看，他确实研读过《奥西恩诗集》，这一点毋庸置疑。1783年1月，24岁的彭斯去信默多克。信中的内容已经显露出彭斯对当代作品的熟知：“在书方面，我真的读得很多。最喜爱的是感伤主义作家，比如申斯通，特别是他的挽歌；汤姆逊……；斯特恩，特别是他的《感伤之旅》；麦克弗森的《奥西恩》等等。这些都是杰出的典范之作，我将以此立身处世。”[12]17
    此时的彭斯尚在田间务农。他比不上申斯通的牛津背景，更无法设想汤姆逊受贵人庇护的好运，但麦克弗森所唤起的凯尔特思想已经渐入人心，他需要面对现实。缺乏大学教育就基本谈不上拉丁语，彭斯最多懂点法语。格雷典雅的诗作风格在彭斯那里行不通，彭斯只有借助麦克弗森等人掀起的凯尔特文艺复兴潮流，去打开自己的局面。
    上封信发出后的第三年，彭斯以凯尔特游吟诗人“巴德”的姿态面对读者。他在《苏格兰方言诗集》(Poems, Chiefly in the Scottish Dialect)第一版——即科尔马诺克版的序言中再次提到了申斯通，以及苏格兰诗人兰姆齐(Allan Ramsay，1684①-1758)、佛格松(Robert Fergusson，1750-1774)，却没有谈到苏格兰的英雄麦克弗森，而事实上彭斯在1784年8月的文学笔记中就有记载，说“白天的使命完成之余，剩下时间与精力就放在奥西恩、莎士比亚、汤姆逊、申斯通等作品之上”。[13]这足以说明，彭斯在诗歌创作的培养时期就已经认真阅读过《奥西恩诗集》。
    彭斯的《苏格兰方言诗集》发行于1786年7月31日。同年11月13日彭斯曾将一套两卷本《奥西恩诗集》连同另一本书邮寄给阿奇博尔德·劳里。后者是苏格兰学者劳里牧师在爱丁堡大学攻读神学的儿子。从所附书信内容判断，这套诗集是彭斯自己多年收藏，仅仅是借给阿奇博尔德·劳里阅读，并无赠与后者的意图。彭斯对麦克弗森的作品已经非常熟悉，所以一时不需要对方马上归还，信中有句话：“《奥西恩》，我不很着急；但是苏格兰诗人的歌曲集，请在方便的时候尽快归还。”[12]61这进一步表明，在彭斯的主要诗作发表之前，《奥西恩诗集》的内容早就成竹在胸，且能够在《苏格兰方言诗集》中刻意模仿麦克弗森的风格。
    翻阅这本240页的《苏格兰方言诗集》，可以看到几处麦克弗森生平与诗作的烙印。在一共44首诗歌中，第一首名为《两只狗》。该叙事诗通过两条狗的对话，揭露18世纪苏格兰社会贫富间的巨大差距。诗歌用埃尔郡的低地词汇创作，以虚构的场景，控诉真实社会的不平等。这两条狗中，一条是老爷、太太家的，虽然项颈上挂着铜圈，上面刻着金字，可它毫不自傲，常常与穷人的杂种狗厮混。另一条狗虽为穷人所有，它的名字却映射出高贵忠诚的历史渊源：“另一条是庄稼汉的看家狗，/庄稼汉爱胡说八道，爱吟诗饮酒，/他把这条狗看成朋友和伙伴，/把狗取名乐斯是为了一时喜欢，/他记得高原古歌里有狗也叫此名，/那歌儿年代多久，上帝也难弄清……”[10]140
    生活中，彭斯的确有条名叫乐斯(Luath)的爱犬，在彭斯父亲去世的前夜被人莫名宰杀。据彭斯弟弟回忆，彭斯原本想创作一首诗，纪念这位四条腿的朋友，而最终在诗集出版前写成上述内容。“乐斯”并非普通的名字，原见于《奥西恩诗集》中的《芬格尔》部分。出生于苏格兰的凯尔特英雄库丘林有条急如风暴的猎犬，名字就是乐斯。库丘林战死后，它的爱犬也与其一起安葬。诗中写道：“晦暗的乐高湖水在翻卷，人们在湖边堆起了英雄的坟冢。不远处安葬着乐斯，库丘林追猎的伙伴。”[14]138
    彭斯另一首名曰《幻象》的诗歌描写了一个冬夜。年轻的诗人意识到自己除了为穷人创作一些押韵诗外，目前悲哀的生活一事无成。此时，身披苏格兰斗篷的缪斯神登门造访。诗人在缪斯神科伊拉的斗篷上看到了苏格兰埃尔郡壮美的山川、河流以及高贵的民族。诗歌第二部分，科伊拉女神赐予诗人巴德的头衔和地位：“欢呼吧，巴德！你是我亲自点化，/在我看来，你就是当地的缪斯，/不要再哀叹命途艰难，/悲哀低微。/我给你如此的地位，/这是我们的赏赐……”[15]
    这首诗估计早在1784年春季就已经有了初稿，诗歌共分为两个部分。彭斯使用了“duan”(诗段)这个词来表示两个部分的分割，而duan 一词最早为麦克弗森所使用。他在《帖莫拉》中，对duan有如下脚注说明：“巴德诗人需要将诗作进行区分。在叙事时，经常需要有插入或离题的内容打断叙事，这个插入部分就叫‘诗段(duan)’。随着巴德等级的消亡，这个词用来统称古代的诗歌。”[14]534
    我们无法断定古苏格兰巴德诗人是否真正将史诗的游离部分称为“duan”，但是彭斯对此恐怕深信不疑，否则不会将此移植到自己的诗作。翻阅《牛津英语大辞典》中单词duan的义项，历史上第一个使用该词的作者就是麦克弗森，词义同样依据其自己的说明为基础，而第二个例子则是彭斯在《幻象》中的使用。我们可以对彭斯的诗歌创作下一个不同于亨利·麦肯济等人的判断：所谓“神授的耕田汉”的称号实则存在大量传统继承的要素。彭斯在诗歌中显示出天才的技巧，并没有太多对文学技巧的突破与创新，相反他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这个巨人可以是兰姆齐，而更可能是麦克弗森。
    《苏格兰方言诗集》出版的第一个月内就卖光了全部612本，诗集的卖点恐怕是“苏格兰方言”。然而，这本《诗集》实则一个大杂烩。彭斯虽然使用了部分盖尔语词汇，但是诗集中句法和格律却仿效了18世纪英格兰新古典主义风格。睿智的读者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一特点。1787年8月的《新城乡杂志》(New Town and Country Magazine)上有人说：据称罗伯特·彭斯是位庄稼汉，却天赐奇才。其主题并非人们期盼那样，围绕作者生活的一情一景——他有讽刺诗，又有田园诗；有幽默的也有哀伤的。这些诗歌冠以“主要以苏格兰方言”，原本将其艺术之美展现于小范围的读者，然而作者具有娴熟的英语技巧。
    彭斯的成功并不偶然。《苏格兰方言诗集》头版序言中宣称的“原本展现于小范围读者”绝非彭斯的初衷，而倘若没有麦克弗森在整个欧洲掀起的苏格兰热，很难想象彭斯能够如此迅速征服英格兰和整个爱丁堡。使用苏格兰词汇创作诗歌，彭斯算不上是第一人。1724年兰姆齐已经在这方面做过实验，不过未取得彭斯那样的轰动效果。这当然要归功于麦克弗森让整个英国，乃至欧洲注意到了苏格兰古老文化的存在，这其中彭斯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也是继麦克弗森之后最有影响力的苏格兰诗人之一。
    彭斯有着自己的雄心壮志。他从麦克弗森那里学到了素材，但也与这位风云人物的出版方式划清了界线。彭斯在1786年的科尔马诺克版《苏格兰方言诗集》的封面上小心翼翼地署了自己的真名，并以低姿态为自己画地为牢。他在序言中写道，自己虽以作家的公众角色出现，但仍感惴惴不安，“声名对于诗歌部族来说异常珍贵，而他仅仅是个默默无闻的巴德，畏惧被冠以文不对题的傻瓜”。[16]3
    诚实总为上策，也是最好的诗歌形式。在创作策略上，彭斯不再如麦克弗森使用托名的技巧。但是借助于麦克弗森掀起的“巴德”意象，彭斯在诗歌创作上走得更远。在欧洲文化中，游吟诗人扮演着重要的文化传播角色，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而具有文化意象的称谓。“游吟诗人”这一概念最常用的单词是minstrel，这个单词来自拉丁语，后来进入法语。古英语中则使用gleeman。英国民族史诗《贝奥武甫》中就使用了glēomann这个早期拼写。北欧一些民族则使用scop一词，含有“嘲弄”、“模仿”之意。
    巴德(bard)原是凯尔特民族独特的社会阶层。在缺乏文字的社会中，巴德通过口口相授的方式，不仅大量保存着民间文学，还通过赞美诗、叙事诗等传递着社会惯例和法律条文。巴德与苏格兰的宗族制社会休戚相关，他们依靠宗族首领的赏赐生活，这些赠品包括生活用品或者耕种的土地。在彭斯之前，苏格兰的巴德阶层在高地区域已经开始逐渐消失。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罗珀认为：“18世纪初期，封闭的高地社会开始瓦解；1746年之后则完全垮塌。高地部族首领的小朝廷不复存在后，部族制巴德也淡出人们视野。只有一些古诗爱好或研究者开始搜集濒临消失的诗词。”[17]在18世纪中后期，尽管退出历史舞台的个别巴德诗人仍然存在，甚至延续到19世纪初，但是他们往往生活在偏远的乡村，而且已经不是职业巴德，而是靠从事其他手艺或者耕作养活自己。
    虽然彭斯在《苏格兰方言诗集》的序言中提到了兰姆齐和佛格松，不过在这两位前辈的作品中，巴德这个词的出现频率并不高，②更谈不上细致的文化阐释。只有麦克弗森和布莱尔(Hugh Blair，1718-1800)在《奥西恩诗集》及《论奥西恩诗集》中对此的叙述最为详细，让英格兰文学界了解到巴德文化的古老渊源。彭斯在他的诗集序言中没有提到麦克弗森的影响，如果是有意，这种做法完全可以理解。令苏格兰文人头痛的约翰逊博士刚刚去世两年，其支持者仍然具有影响力。同时，麦克弗森所谓译作的真伪之争尚未尘埃落定。作为尚无任何文学资历的新人、地区性的乡土作家，彭斯只能在书信中私下表达对《奥西恩诗集》的崇敬。
    在麦克弗森笔下，苏格兰巴德诗人对整个社会贡献巨大。他认为古代的巴德是仅次于凯尔特智者德鲁伊特(druid)的一个阶层。这些诗人跟随国王作战，通过歌曲赞颂国王的统治及其美德，借以巩固王权。其间，人们逐渐培养了在荒蛮时代无法想象的感伤之情。巴德诗人原本是德鲁伊特一派的门徒，在这个伟大阶层的熏陶下，这些巴德诗人开拓了视野，净化了思想，自然能够在脑海中形成完美的英雄形象，然后将这些英雄的优秀品质渲染在君主身上。一些小部落首领会为之而感动，将这些理想化的英雄人格作为自己的行为典范，朝着诗歌所表现的宽宏气度靠拢。君王受到这些勇士们的美德压力，同时在巴德诗人的赞颂下，要做出与其地位相称的杰出事迹，以超越自己的子民。布莱尔在《论奥西恩诗集》一书中也有类似论述。他认为古苏格兰人属于正统的凯尔特人，这一点毫无疑问。历史上，凯尔特这个伟大的民族曾经统治过整个欧洲西部，因此无人不知德鲁伊特和巴德；前者是凯尔特的贤哲，而巴德是民族的诗人和英雄事迹的记载者。凯尔特民族文化与他们的诗歌以及巴德诗人密不可分。无论政权如何更迭，习俗如何变化，甚至德鲁伊特阶层消失，民族宗教剧变，巴德诗人的成长却仍然兴盛不衰。在所有重大事件中，巴德诗人成为纷争首领间的调停人，通常被认为是圣人。《奥西恩诗集》中的描述：袋人首领“凯巴不敢将利剑刺向巴德，尽管他的心灵阴暗……放过这些巴德诗人吧，他的兄弟如此劝道，他们是未来之子，他们的声音会在以后的时代听到，哪怕帖莫拉历代国王全部灭绝”。[14]349-351
    凯尔特复兴运动发轫期是18世纪中叶。以格雷的《巴德》、埃文斯的《古威尔士巴德诗歌实例，译成英语》以及麦克弗森的《奥西恩诗集》为标志。然而格雷的作品在第一次出版时鲜有赞赏者。事实上在英格兰当时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巴德，以及政治影响如何。[18]埃文斯的译作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所译的数量总共不到10首，因此彭斯恐怕受麦克弗森的影响更多一些。在彭斯以后的书信、诗作中均可以看出他对奥西恩作为巴德诗人的崇敬之情。
    1787年，彭斯甩掉了卑微的帽子。在第二版《苏格兰方言诗集》(爱丁堡版)序言中他宣称：作为一名苏格兰巴德诗人，他自豪于这个称号。他的崇高理想就是为他的祖国而歌唱。在彭斯眼中，奥西恩是位充满忧郁，而又有自豪感的民族主义者。彭斯完成了早在4年前给启蒙教师默多克信中的誓言——“我将以此立身处世”。同年9月，彭斯完成了22天的苏格兰西北部游历，甚至来到麦克弗森的故乡，探访位于因弗内斯的奥西恩之墓。在给弟弟的书信中，彭斯说自己非常激动(warm as I was from Ossian’s country where I had seen his very grave)。
    这种激动在彭斯以后的日子中并没有淡忘。奥西恩特有的“悲伤之喜”成为他生活和诗作中最贴切的表达和灵感。就在这年岁末冬天，彭斯遇到了少年维特同样的烦恼。一位多愁善感的已婚女性走入彭斯的生活。这位麦克尔霍斯太太(Ms James McLehose)的优雅令彭斯始终处于悲伤之喜当中。迫于世俗的压力，比彭斯长一岁的麦克尔霍斯太太说：“假如我是你的姐姐，我肯定会去看你，可这是个四处充满挑剔眼神的世界。”③此时，再没有什么比奥西恩的诗作更能贴切地表达这番痛苦了，其中的诗句再次勾起彭斯“悲伤之喜”的思绪。彭斯真切地感受到《奥西恩诗集》的魅力所在，不禁将奥西恩赞颂为“诗王”(prince of Poets)。[12]265
    歌德笔下的维特大声诵读《奥西恩诗集》片段后自杀。彭斯的内心在1788年3月经历了与维特一样的煎熬。他给麦克尔霍斯太太去信说：“今天我精神好多了，我度过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夜晚——担心、焦虑压在我的心头。这个早晨的欢愉是经过认真而严肃思考的结果，这些思绪已经超越这‘黑暗而狭小的坟墓’(the dark and the narrow house)，正如诗王奥西恩所说。”[12]265
    彭斯引用了“黑暗而狭小的坟墓”，这个意象出现在《芬格尔》第一卷。爱尔兰国王库丘林哀伤战死的英雄，责问“是什么将克罗姆拉山脉的首领们囚禁于这黑暗而狭小的坟墓”？[14]57原文是：“Or what confines the chiefs of Cromla to the dark and narrow house？”彭斯似乎对这一意象情有独钟。1791年他创作了《哀苏格兰玛丽女王》一诗，其中有类似的表述，“在这狭小的死亡之屋，/让冬天在四周咆哮；/下一年点缀春天的鲜花，/将盛放于我宁静的坟墓。”[16]270
    这些原属于麦克弗森笔下的表达风格，时而穿插在彭斯的优美诗作中，用以寄托其忧郁情感。再如，在献给艾利森·贝格比(Elison Begbie)的诗作《塞斯诺克河岸的少女》第6诗节中，彭斯使用苏格兰高原的雾来描绘女性秀发：“她的秀发像盘绕的云雾/在傍晚围绕着山峦”(Her hair is like the curling mist/That climes the mountain-sides at e'en)。无疑，这一意象源自《芬格尔》中“克莫拉：戏剧诗”部分的内容，描写少女克莫拉等待未婚夫凯旋时的情景。只不过彭斯将用于修饰男性的长发嫁接到了女性头上。麦克弗森的原作是：“Was his hair like the mist of the hill, soft and curling in the day of the sun?”[14]106
    不错，彭斯是苏格兰乃至整个英国伟大的诗人。但我们必须看到，从来没有任何个体化的诗人本人就已经具备了完整意义。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莱在其学术著作中多次提及《奥西恩诗集》。他在《试定义感性时代》一文提醒我们，在阅读《奥西恩诗集》以及斯特恩的《项狄传》时，读者得到的感受与阅读其他作品时完全不同。在后一类小说或者其它形式作品中，读者期待故事的悬念，而悬念的解决就是故事的结束。在此过程中，读者能够感知作者下面会说什么，作者也会按部就班地叙述。《奥西恩诗集》却反映了人的下意识，这些作品中读者的目标不是感觉的集中，而是感觉的断裂，读者甚至能够观察作者正在创作。弗莱将这一类诗歌定义为神喻性的诗歌(Oracular Poetry)，认为它具有类似《圣经》的韵律。
    这一区别在于西方文学历来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文学观，“在文学史上，我们不仅要意识到周期性，同时还要注意到不断出现的两种对立的文学观，分别是亚里斯多德的文学观和朗吉努斯的文学观，前者是美学性的，而后者是心理性的”。[19]弗莱的提醒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对《奥西恩诗集》真伪的辩论不仅反映了18世纪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是不同文学观的矛盾，进而让我们深入理解《奥西恩诗集》的历史贡献。弗莱正是沿着这个思路详细探讨了前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与麦克弗森这部伪作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契合。而令读者惊讶的是，无论是《可怕的对称：威廉·布莱克研究》一书，还是其它学术论文，只要谈到奥西恩诗歌时弗莱基本不提其作者麦克弗森，甚至连斜体的书名都没有，频繁出现的却是“奥西恩”(Ossian)或者是“奥西恩的诗歌”(Ossianic poems)。弗莱的做法令人感慨，他避开纠缠于其真伪，而是将其当作客观存在的作品进行研究，这种对文本的开放态度也令其他学者回味。

    注释：
    
    ①国内的两本著作：陆谷孙编《英汉大词典》2版以及刘意青主编《英国18世纪文学史》增补版，将兰姆齐的出生定为1686年，这估计受牛津大学出版社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牛津英国文学词典》的影响。而早在上世纪30年代，学界考证出兰姆齐出生年代为1684年。具体参见Burns Martin的Allan Ramsay一书第9页(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年)，以及Alexander Kinghorn的The Works of Allan Ramsay 第6册第4页(Edinburgh：Scottish Text Society，1970年)，而目前国外已经普遍接受这一观点，见Robert Crawford的Scotland’s Books一书第244页(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年)。
    ②兰姆齐诗作最权威版本为苏格兰文本学会的6卷本作品集，然而该书索引中找不到巴德这一单词，参见Alexander Kinghorn 编订的The Works of Allan Ramsay第6卷索引(Edinburgh：Scottish Text Society，1970年)。搜索《佛格松诗选》电子版全文，英文bard一词仅出现9次，见James Gray编Poems of Robert Fergusson一书(Edinburgh: John Fairbairn，1821年)；而搜寻《奥西恩诗集》全文, bard(s)的使用高达326次。
    ③见Robert Chambers编辑的The Life and Works of Robert Burns第2卷第219页(Edinburgh：W. &R. Chambers，1896年)。麦克尔霍斯太太的出生时间过去一直认为是1759年，该来源为其孙的回忆，见W C McLehose的Correspondence between Burns and Clarinda with a Memoir of Mrs M'Lehose一书第2页(New York: Robert P. Bixby & Co. , 1843年)。1992年学者麦凯经过考察历史文献，认为此说法有误，应为1758年4月26日，可见James Mackay的著作A Biography of Robert Burns第369页(Edinburgh: Mainstream，1992年)以及Gerard Carruthers编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Robert Burns一书第20页(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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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