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周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英语语言文学
    内容提要：《苏珊·桑塔格的丑闻》是目前最新的桑塔格研究论著，聚焦于桑塔格有关“矫饰”、视觉艺术、电影和戏剧等方面的言论。这部论著研究视域宽广，对桑塔格各种文体的作品均有观照；各篇文章研究视角新颖独特，不囿于现有公论；论者始终保持相当的批评距离，敢于批判、质疑桑塔格的政治立场、文学地位和文化身份；书中呈现的不同观点相互间形成对话。
    关键词：《苏珊·桑塔格的丑闻》/“论‘矫饰’”/视觉艺术/剧本

    从苏珊·桑塔格的传记中可见，她对于“严肃”二字的追求始自童年。带着这种态度，她成长为严肃的作家、评论家、导演和公共知识分子。“丑闻”通常和“严肃的知识分子”形象格格不入，于是《苏珊·桑塔格的丑闻》(The Scandal of Susan Sontag，2009)(以下称《丑闻》)这本书的标题就显得格外吸引人，同时也令人迷惑。这个标题唤起人们窥私欲的同时，又令读者不解：既然桑塔格的私生活早已随着她将日记和笔记售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而公示于天下；创作方面，《在美国》(In America，2000)引来的“剽窃风波”也已被她高调辟谣，那么还剩下什么能称之为丑闻？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看看“嚼舌头”的人有什么来历。编者一巴巴拉·卿(Barbara Ching)是曼菲斯大学“马库斯·奥尔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专门研究大众文化、上流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动态关系。编者二詹妮弗·瓦格拉-罗拉(Jennifer A. Wagner-Lawlor)曾与巴巴拉·卿供职于同一所大学，现为宾州州立大学副教授，专攻女性文学、女性研究。她们二位都为本书撰文，其他作者包括：泰瑞·卡索(Terry Castle)——从本科到博士都是英文专业，现任斯坦福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著名的文评人，她目前关注的却是新媒体和新艺术形式。其他九位撰文者也都像上述四位一般，有着深厚的文学、艺术、理论等方面的学养，论著颇丰、言论受众很广，这意味着本书注定区别于旁门左道的闲谈、随笔。同时，作者们的研究兴趣近年来都多少转向文化批评和研究，关注起新锐时髦的论题，一扫学究气，拒绝空谈理论。这和他们在本书中所呈现的腔调十分一致——虽戏谑，但仍本着严肃的态度做有趣的学问。
    正是这种腔调使得这本论著与众不同。本书的导言指出，书中收录的十二篇文章“不仅追问(ask)在桑塔格活跃于公众视线的四十年里，她如何为自己营造令人敬畏的光芒，同时留下一些任人非议的余地；这些文章还参与并深化目前关于桑塔格成就和文学遗产的讨论。”①“追问”二字不同于“回顾”、“勾勒”或“描述”，它意味着怀疑和挑战，意味着坚信桑塔格的成就和文学遗产仍有被阐释的余地。回眸国内外的桑塔格研究，无外乎集中讨论她的“反对阐释”、“论‘矫饰’”、“新感受力”，或者把她同马尔库塞联系在一起讨论60年代学生运动，抑或讨论她的现代性以及小说文本中的后现代因素。除此之外，最受关注的当属《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1978)一书。近年来，在创伤研究、性别研究的带动下，身体研究重回人们的视线，于是《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关于肺结核、癌症和艾滋病的两篇长文日益受到论者的青睐。《丑闻》一书立足于文本，除了从全新的视角观照桑塔格研究的热点话题，还拉长了批评距离，结合桑塔格虚构类作品解读隐于其散文中矫饰造作之弊端；或者由褒扬她晚年真正地寻“美”求“真”谈起，笔锋一转指出其早年的盲目自大、不辨时局等等。
    具体说来，本书紧扣“论‘矫饰’”、“现代文化和视觉艺术”和“电影剧本和舞台剧本”等论题展开讨论。国内学者曾将“矫饰”理解为桑塔格所呼吁的新感受力的表现形式。但是对“矫饰”进行谱系学研究，从而展现桑塔格先锋意识的研究成果当属莫里斯·梅尔(Morris Meyer)于199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不羁的身体：矫饰理论，矫饰表演”。②该文指出，Camp最初仅属于边缘化的同性恋话语，不过现今成为任何作家和理论家都可以描述、利用的文化表征。这意味着同性恋主体在矫饰话语中被抹除，主流批评话语用各自的理论工具肢解了同性恋主体(比如“矫饰”被用于艺术史、狂欢理论、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电影电视舞台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心理分析等各领域的批评实践中)，“矫饰”就这样成为充满政治意味的、被主流话语侵占的文化表征。梅尔指出，正是桑塔格在1964年发表的“论‘矫饰’”首次提出非政治的、同时又是非同性恋意义的“矫饰”概念，因为她仅将“矫饰”描述为一种审美意愿或客观事物的外在特征，比如可以用它来形容人——这人很矫饰。此时，“矫饰”并不指明人的性向，它本身因此也不带政治意义，但并不妨碍各种批评话语对它进行政治的阐释，比如：美和丑本身没有政治意义，但它们是开放的场域，任由各家之言描述之、量化之。反观《丑闻》一书打头阵的文章——“关于‘论矫饰’的一些笔记”，作者卡索由桑塔格晚年对“矫饰”一词的忌讳和回避入手，再现了桑塔格行文中复杂的情感表征。与梅尔的观点恰恰相反的是，卡索不认为“论‘矫饰’”一文是桑塔格给大众文化的献礼，并反对这样一种说法，即“矫饰”一文起到了使这个概念超然于同性恋话语的作用。卡索将这篇文章看作桑塔格的个人书写，“一面欲遮还羞地描述自己的同性恋心迹，一面引诱读者反思自己的性旨趣”(22)。这种解读彻底颠覆了桑塔格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即在公众面前绝口不谈自己的私生活和内心世界。严肃作家在这种解读下变得虚伪并“用心险恶”。
    有趣的是，《丑闻》中“感觉的方式是观看的方式：桑塔格和视觉艺术”一文恰好从侧面回应了卡索的颠覆性解读。这篇文章讨论的是桑塔格的“关于霍奇金”一文。霍华德·霍奇金(Howard Hodgkin)是桑塔格的好友，曾为她的“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The Way We Live Now，1986)一文绘制插图。不少评论家和艺术史家将霍奇金的绘画作品分为两类，一类是他异性恋生活的写照，另一类是他同性恋经验的表达。霍奇金对此当然极力反感，他辩解自己的作品风格和内容变化基于他对绘画中“情感情境的再现”(173)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桑塔格随后撰文“关于霍奇金”一文声援好友，称艺术品的“内容”同创作者的生平经历是两码事。其实桑塔格也是借这篇文章阐明自己的立场，因为她的很多作品也被当作自传性文字阅读。达成艺术品是“情感情境的再现”这一共识的两位艺术家声称：“画是感觉的形式，画作如何称为感觉的方式——是艺术家真正的、仅有的活儿”(183)。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霍奇金”一文写于1995年，此时桑塔格已进入创作的中后期，在这篇文章中她仍认为艺术作品的形式更为重要。笔者认为，这一观点看似和其早期散文中对“形式”强调相一致，但此时与“形式”相对的“内容”在桑塔格眼里的分量同其早期(比如“反对阐释”中对“内容”的轻视)相比已大相径庭。在她身后结集出版的《同时》中，不难看出她讨论的重点已由“形式”转向“内容”。
    在1980年的访谈中桑塔格颇为自傲地袒露心迹：她唯一中意的角色就是“全才”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generalist)或者说“智性作家”(writer-intellectual)(Beyer 43)。桑塔格的文字体裁多样、内容丰富，其“全才”素养早已从字里行间展露无遗。作为导演，桑塔格的处女作得以首映于戛纳电影节，可见其才华得到欧洲文艺界的肯定。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桑塔格的剧本仍“乏人问津”，难道是因为她所有电影作品在美国都既不叫好也不卖座，因此难以吸引论者的关注？早在1981年，伊丽莎白·霍兹沃斯(Elizabeth Holdsworth)的博士论文曾涉及这三部作品，对电影情节做了基本介绍。③之后，桑塔格的电影研究仅停留在影评人笔下半介绍半评论的阶段。《丑闻》中的第五篇文章“桑塔格，现代性和电影：妇女和静默美学，1960-1980”聚焦于作家的电影剧本。文章揭露了这样一段趣闻：她的电影“食人族二重奏”(“Duet for Cannibals”)在1969年得到纽约电影节评选委员会的青睐，与法国女导演阿涅斯·瓦尔达(Agnes Varda)的作品“狮子的爱”同获展映殊荣。《新闻周刊》的高级编辑杰克·克罗尔(Jack Kroll)对这两位初出茅庐的女导演进行了采访，意欲深挖她们电影中的现代性，谁知采访中她们二人都孤傲不羁，俨然认为自己是电影艺术的革新者。采访中，桑塔格更是难掩不屑，强烈反对克罗尔称其电影为怪诞之作。其实，因为深受欧洲导演戈达尔、伯格曼、布列松和安东尼奥尼的影响，加之她对二战的记忆，桑塔格的电影中明显表现出现代主义的晚期风潮，而怪诞正是这股风潮最明显的特点。作者凯普兰(E. Ann Kaplan)认为，“桑塔格的强硬态度正好呼应了她七十年代早期对妇女运动的支持，她虽然反对将自己和妇女运动扯上关系，但文字业已表明了其立场”(108-109)。这里的“文字”指的是1972年用法语写成、发表在《现代》(Les Temps Modernes)上的长文“反思妇女自由”。这篇文章鲜为人知，但是意义重大，它直接印证了桑塔格的亲妇女运动的政治立场，一下子改变了英语读者心目中桑塔格那不屑参与有关妇女自由的争论的清高形象。
    《丑闻》中同样和视觉艺术密切相关的还有“苏珊·桑塔格的死后生活”一文，重点点评桑塔格死后勒波维茨的惊人举动。后者将桑塔格的私密照片公开展览，之后结集成册出版，取名为“一位摄影师的生活”。文章的作者南希·米勒(Nancy Miller)指出，“在为数众多的照片中，勒波维茨在兜售‘她俩是爱侣’版本的叙事，而桑塔格生前从不曾公开承认过爱侣关系”(208)。言下之意，勒波维茨此举可谓对死者的大不敬，无论是展览还是影集都该被谴责。然而，欣赏完这本影集后，笔者不禁认为米勒的观点过于偏激。首先，收入此集的照片从拍摄对象来看分五类，远不止桑塔格一人：勒波维茨的家人(至少占去一半)、各界名流(总统等政界名流、舞星、影星、歌星等)、桑塔格、勒波维茨自己、极少数和桑塔格有关的风景照。其次，这些照片都可讲述摄影师生活的某个层面或阶段，比如讲述她陪伴桑塔格去萨拉热窝拍戏时的见闻，她目睹父母从年轻走向年迈，她见证国家首脑的更迭，她在好莱坞工作时见识的浮华绚烂等等，因此这本影集可谓名副其实。再次，笔者认为，有关桑塔格的照片带给观众的首先是震撼(裸照、病危照、身后照等)，仿佛迫使观众逼近真正的桑塔格，而不是在斯人离去后仍固守她清高不羁的公共形象。震撼之后是温暖，影集中收录了一组摄于2003年，桑塔格陪伴勒波维茨的女儿在海滩玩耍的照片，此时的桑塔格已是垂垂老者，仿佛一位慈爱的老祖母。即便这类照片有炫示之嫌，它们同时也流露出亲情般的温暖。温暖之后是谢意，因为影集中有大量桑塔格的工作照，萨拉热窝的纷纷战火、桑塔格的剧组工作照、去莫德耶斯卡故居为《在美国》采风、在家编辑文档、无数手稿和卡片等，这些照片拉近了读者和桑塔格作品的距离，让读者了解作家艰难的创作过程，所以既让观众对作家怀有谢意，更对记录这些画面的摄影师心怀感激。
    《丑闻》的编者阐明，书中桑塔格的“丑闻”是指“她徒劳但不懈地致力于摧毁和重构，其间既有失言之处也有失策之举，但她仍不切实际地一心求变”(8)。“徒劳、摧毁、不切实际”等词看来扎眼，但恰恰表达了桑塔格一生敢于突破，从不拘泥的气魄和毅力。书中收录的文章从各个方面展示了她不同阶段的“摧毁或重构、失言和此策”，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各篇文章别具一格的视角能够刺激目前桑塔格研究日益失衡的现状(本来桑塔格研究就存在研究重点失衡问题，现在越来越倾向于其散文研究，只不过重点从其早期散文转向其身后出版的《同时》)；有些文章中揭示了作家本来鲜为人知的文字，比如本文提到的“反思妇女自由”(这篇长文连美国本土的读者都不太了解)和“关于霍奇金”等等，对我国的桑塔格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即除了我们关注的散文和虚构类作品外，其各种剧本也是值得研究的文本；书中各篇文章都对桑塔格及和其相关的文字、立场、相互关联等保持了相当的批评距离，敢于批判、敢于揭丑，但都言之成理，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借鉴的。

    注释：
    
    ①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Barbara Ching and Jennifer A. Wagner-Lawlor，eds.，The Scandal of Susan Sontag(New York：Columbia UP，2009).文中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②Morris Meyer, "The Wild(e)Body: Camp Theory, Camp Performance," Dis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1993.
    ③Elizabeth Holdsworth, "Susan Sontag: Writer-Filmmaker," Diss. Ohio University, 1981.
    参考文献：
    
    [1]Beyer, Monika. "A Lie Style Is Not a Life: An Interview with Susan Sontag." Polish Perspectives 33.6(1980): 6-42.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