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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众传媒日益渗入现代社会生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思考媒介与文化生态的内在关联和复杂关系。如美国纽约学派创始人、著名媒介学家尼尔·波斯曼1968年在“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年会上所作的演讲中就正式提出了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 ）这一术语，明确提出了创建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 ）的构想，他将媒介生态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来研究”(“Media ecology is 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 [5]。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也在1980年在其《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提出了“信息圈”（info-sphere）的概念。格迪斯、芒福德、麦克卢汉、伊尼斯、詹姆斯·凯利等媒介生态学家们系统地研究了媒介与文化生态的关系，他们更关注的是传播媒介对人、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认为媒介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和载体，而且影响着权力结构、生存方式、社会形态、知识生产、意识形态。媒介重塑了人的环境，促成了一种独特的符号环境、感知环境和社会环境。如凯利强调传播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信息传输问题，媒介不仅仅是设备，而且是一个文化系统。如果说文化是人创造的意义王国，那么传媒已然成为了一种文化基因，它赋予文化新的特性，促成了新的文化的产生和发育。在今天，传媒价值观和心理活动都要假道传媒完成和实现。[6] 媒介生态学感兴趣的是“人们感觉、感知、体会、思考、认识、理解和再现周围世界的方式，如何受传播媒介固有的符号性质和感知性质的塑造。这里的理论预设是：不同的媒介形式会产生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人如何感知、认识、思考、理解和表征外在于人的世界。”[7] 从芒福德、伊尼斯、麦克卢汉开始，媒介生态学家们对媒介技术造成的社会文化后果多有论析。无论是麦克卢汉视媒介为人的感觉和精神的延伸，还是伊尼斯对不同媒介具有着时间、空间偏向的论述，无论是尼尔·波斯曼对电子媒介时代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的忧虑，还是芒福德对王者机器的批判，对技术生态的细析，对有机技术的热切展望，无论是凯利对于电报导致了地方时间死亡的敏锐洞察，还是梅罗维茨借助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和欧文·戈夫曼的社会交流的戏剧分析手法的整合，对电视等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复杂影响的细致入微的具体分析，无不凸显了电子媒介和数码媒介对文化生态和现代人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空前强烈的影响和塑造作用。口语文化、书面文化、电子文化的差异是北美媒介生态学家们倍感兴趣、津津乐道的重要话题。麦克卢汉、保罗·莱文森等人对“声觉空间”和“视觉空间”的精彩分析，乃至埃里克·哈弗洛克、沃尔特·翁、麦克卢汉、保罗·莱文森、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等人对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巨大差异、文字和印刷术对于个人意识和集体意识的深刻塑造以及对理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现代世界诞生的推动作用的细致论述都显示了传播媒介在促成人类认识和感知世界方式的剧变上举足轻重的作用。显然，他们的思考延续了《费德罗篇》里苏格拉底对文字流播的古老忧虑，在苏格拉底看来，文字会削弱人们的记忆力，会改变教育的惯例，会钝化人们的创造性思维，会终结人们以往群聚的、参与性的、争鸣性的精神生活习惯。而北美媒介生态学家们则更辩证地看待印刷文化带来的双重社会文化效应。如哈弗洛克的《柏拉图导论》拓展了帕利和洛德有关口语文化的发现，证明了希腊哲学的萌芽与文字对希腊思想的重构息息相关，正是这种区别于质朴的聚合式、意合式口语思维的文字思维造就了希腊哲学传统。[8]尼尔·波斯曼也指出所有协助创造电子世界——从电报到因特网的世界——的人，几乎完全是靠书面词语和印刷词语培养出来的，我们继承发扬的大多数人性关怀的理念如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都是在印刷词语风行的18世纪形成的。连幸福观念也是这个世纪的产物。我们把这些观念归属于理性主义，这是印刷术培养的思维方式。[9] 马歇尔·麦克卢汉、保罗·莱文森等人更集中论析了电子媒介导致的感知革命。“第一场革命是发明活字印刷术，那是在15世纪，他鼓励人的直线思维，鼓励人们以方便印刷书页视觉形态的方式去安排知觉。第二场革命是电力的新兴应用形态（电报、电话、电视、电脑等等），它使人学会方便的电子空间（cyberspace）礼仪的方式来重新安排知觉。内容跟随形式，汹涌革命的技术产生了感觉和思想的新的结构。”[10] 而不同的电子媒介导致的不同的审美效应、社会心理和政治后果也引起了媒介生态学家的重视，广播、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虽然有着电子媒介传播的共性，但是不同的电子媒介又有着各自的特点，例如照片和录像传达的信息不尽相同，电话和电报进行信息传输的机制有很大不同，电视和电影对受众心理的影响、所产生的审美效应也大为不同。保罗·莱文森就曾比较了广播和电视的社会影响，它指出广播造成了举国一家的情况，使政治权威的声音进入了客厅，笼罩着全国，使人们像孩子一样匍匐在权威的重压下，造成了空前划一的政治控制。广播的时代更容易出现专制政府、独裁者、政治权威。而电视使人们从收听者变成了收视者，从服从权威的小孩子变成了窥视者，面对电视中的影像，人们更多的是以漫不经心、无关痛痒的旁观者的态度去观看的[11]。而人们收听收音机时和进行电话交流时的心理反应也大为不同。“收音机的听众和电台播音员的联系是消极的，想象的。接电话的人就不一样，他听电话线另一端的人说话时的态度是积极的、互动互换的（听话人可以成为说话人，反之亦然）、真实的。”[12] 足见，在人类历史上，传播媒介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信息载体、中性的工具手段、外在的技术设施，它总是以其特有的方式对社会文化进行塑型，重构着社会情境、生存状态、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文化范型，给每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态打下深刻而独特的烙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