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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那么，在这种文化转型中，大众媒介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呢？为了更好地分析这一问题，我在这里借用并改造理斯曼（David Riesman）的一个概念予以说明。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理斯曼用“他人引导型”（other-direction）来指称美国大城市晚近（1940年代）出现的社会性格，以此对应于以往曾经出现的“传统引导型”（tradition-direction）和“内在引导型”（inner-direction）性格。而所谓他人引导的“他人”虽主要是指同侪群体（peer-group），但大众媒介显然也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他指出：“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广播、漫画和流行文化的存在，学校和同侪群体的压力被不断强化和推动。我们称这种情形下产生的性格类型为他人引导型。”[9]笔者以为，若从大众媒介的角度思考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其中也存在着一个“他者引导”的问题，这个他者便是大众媒介。但进一步思考，这个他者的性质与内容又处在变化之中。大体而言，80年代的他者引导主要是“文字引导”，它所对应的是存在于印刷媒介之上的语言文字符号；90年代以来的他者引导则主要是“图像引导”，它所对应的是存在于电子媒介之中的影像画面符号（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印刷媒介中的图文出版物）。 如果文字引导和图像引导之说可以成立，把它们代入到1980年代以来的文化语境中，我们又能看到什么呢？众所周知，8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电子媒介相对匮乏、印刷媒介独领风骚的年代，这意味着人们的文化生活主要是在与印刷品中的语言文字打交道。根据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区分，我们可以把印刷媒介看作是清晰度低、受众参与程度高的“冷媒介”。[10]按照波兹曼（Neil Postman）的看法：“由于印刷创造了一个抽象思维的世界，由于印刷要求身体服从于头脑，由于印刷强调思考的美德，所以，印刷强化了人们对头脑和身体的二元性的看法，从而助长了对身体的蔑视。”[11]以此视角重返80年代的文化现场，如前所述的“精神阅读”，思想、观念层面的讨论与争论，种种形而上的思考等等就有了答案：印刷媒介有效地清除了许多与精神领域无关的信息噪音，培养了人们求真向善的心理环境，营造出一种审美文化的氛围。因此，虽然审美文化得以成型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是立足于文字引导的角度予以考量，我们完全可以说印刷媒介在审美文化的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 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印刷媒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文字引导的功能也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则是图像引导。而这一时代也被国人恰如其分地命名为“读图时代”，它对应或回应着西方人的类似说法。读图时代的到来有许多理由，其中最严肃的理由正如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概念脱离了知觉，我们的思维只是在抽象的世界中运动，我们的眼睛正在退化为纯粹是度量和辨别的工具。结果，可以用形象来表达的观念就大大减少了，从所见的事物外观中发现意义的能力也丧失了。这样一来，在那些一眼便能看出其意义的事物面前，我们倒显得迟钝了，而不得不去求助于我们更加熟悉的另一种媒介——语言。”[12]而有人观察之后也发现，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对图像的敏感程度要大大地超过我们。而且影像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譬如用电脑绘画，还有数码相机和数码摄影机的普及……这些技术使得年轻人可以把‘影像消费’的经验转化为他的表达方式。他可以自己画漫画，拍照片，甚至拍DV。”[13]如果图像引导可以把人们完全引导到艺术创作和欣赏之中，那么读图时代的到来不仅有利于恢复人们的感知觉，还会在另一个层面上延续审美文化的香火。但实际情况却远非人们想的那么乐观。 这就不得不涉及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给人带来的影响。以电视为例，人们常常把电视设想为获取信息、接受知识、享受娱乐的平台，从一般的意义上看，如此理解电视并无多大问题。但传播学家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通过自己亲身接受实验，却得出了两个重要推论：第一，电视主要与我们的身体而不是心智对话。第二，如果电视屏幕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和情感影响直接，对心智却影响甚微，那么大多数信息处理实际上是由屏幕而不是由我们的大脑来执行的。而通过对电视与催眠，感觉闭合和“不是你看电视，而是电视看你”等方面的分析，他又进一步形成如下结论：“电视正在向我们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有文化修养的精神气质发起挑战，并代之以自身触觉的和集体的口语状态。它威胁到了我们通过读写而获得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自主权。”[14]如此说来，正是电视与电视文化让我们走出了文字引导的传统，也让我们的心智游离了审美文化的语境。阿多诺曾把电视中的图像看作是一种象形文字的语言（pictographic language），它阻断了人们的沉思默想，电子媒介因此被他看作是一种退化的媒介。[15]考虑到电视不是促进而是降低了人们的心智水平，“退化的媒介”之说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再看数字媒介的电脑和互联网，此种媒介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却也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读写传统。曼古埃尔（Mlberto Manguel）说：“中世纪学者把读过的书都记忆在脑子里，其内容他们可以随时唤出，就像活生生的鬼魂一样。”但有了电脑之后，“我的阅读笔记是储存在电脑的替代性记忆装置中”。我虽然比那些优秀的祖先记得更多更准，却又时常生活在恐惧当中：“害怕电流突波、按错键、系统小故障、病毒、磁碟缺陷，害怕任何可能从我的记忆装置中将所有一切永远抹除掉的危险。”[16]——这是对我们记忆结构的改变。为了在海量的信息中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建立了种种检索系统，但海姆（Michael Helm）却告诉我们：布尔查询逻辑“设立了一些精致的漏斗来捕捉扑面而来的数据。这些漏斗滤出来的是由关键词触发的‘命中’。通过细小的逻辑小孔，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更像是机器人迅速查看事物表面那样，在极短的时间内我们便可以覆盖大量的材料，但我们所看到的却都是来自狭窄的思想通道。”[17]——这意味着我们的提问方式与观察世界的方式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卡尔（Nicholas Carr）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伦敦大学学院曾以五年时间，做了一个网络研读习惯的研究。学者们以两个学术网站为对象——它们均提供电子期刊、电子书及其他文字信息的在线阅读，分析它们的浏览纪录。结果发现，读者呈现出“一掠而过”的特点。他们忙于一篇又一篇地浏览，却极少回看已经访问过的文章。他们打开一篇文章或一本书，通常读上一两页，便“蹦”到另一个地方去了。有时他们会把文章保存下来，但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日后确曾回头再读。对于这种现象，心理学家有了如下解读。沃尔夫（Maryanne Wolf）认为：“我们并非只由阅读的内容定义，我们也被我们阅读的方式所定义。”她担心将“效率”和“直接”置于一切之上的新阅读风格，或许会减低我们进行深度阅读的能力。几百年前的印刷术，令阅读长且复杂的作品成为家常之事，但如今的上网阅读，我们充其量只是一台“信息解码器”。我们专注地进行深度阅读时所形成的那种理解文本的能力、那种丰富的精神联想，在很大程度上都流失掉了。[18]——这种阅读方式的变化让我们触目惊心，但事实上这种阅读如今已成为我们的常态。海德格尔曾经指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而一旦技术触碰到我们的语言，就等于触碰到我们存在的根本。因为由此形成的文化形态“抛弃了文字或印刷文化所具有的那种不受他人影响的、线性的、个人主义的心理状态”，[19]也进一步把人们抛离到了审美文化之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