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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学史的交叉世界 文学史中的交叉世界可以借用可能世界理论中的可通达性(accessibility)来进行讨论。可通达性的基本理念是指模态逻辑理论中用模型结构来描述其中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可能世界集(possible worlds)、可能世界集合中的二元关系(relation)以及赋值函数(valuation)之间的关系。可能世界集中存在若干个次级的可能世界；次级可能世界之间所存在的一定关联被称为可通达关系。可通达关系有真有假，也有强弱之分，赋值函数用来判断其真假和强弱。 文学史的可能世界也符合这种模态逻辑，各种次级可能世界之间也存在着这种可通达性。它勾连起文学史可能世界中的两个次级可能世界——虚构世界和真实世界，从而形成一种虚构世界和真实世界相互交叉存在的状态，即交叉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赋值函数主要有强弱之分，而较少有真假之辩。 进入文学史中的交叉世界视角有多个，因篇幅原因，本文只从文学史作者和文学史文本这两个方面来加以探讨。 (一)以文学史作者为轴线的交叉 从文学史作者的这个层面看，总体上说，文学史作者再现的现实并不是现实社会中真正存在的那个现实，而是经过作者筛选和加工处理过的现实。在这个筛选和加工处理的过程中，文学史作者尽管可能并不知道有个什么可能世界理论，但在实际操作中确实暗合了可能世界中的那条可通达性的原则，即将真实与虚构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真实与虚构相交叉的世界。下面探讨二者相互交叉的内在机制及其赋值。 从以文学史作者为轴线来看，环绕在这个轴线周边的因素会有许多，如文学史作者所生存的社会、所秉承的文化传统、所受的教育、所发生的(文学)事件、所阅读的作品等。这其中有真实的，也有非真实的或虚构的。诚如前文所说，文学史写作并非是简单地将这些真实的、非真实的或虚构的史料完整地记载下来，而是有所选择、有所综合，也有所评判。在这选择、综合、评判以及意义的构建过程中，文学史作者不仅融进了自己的情感、价值观等因素，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文艺政策等这类带有覆盖律性质因素的指导或制约。显然，文学史写作是各种因素的综合体。文学史作者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些诸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些真实性、非真实性或虚构的因素勾连起来，整合成一种适合文学史写作内容和逻辑的线索。简单地说，这种整合的过程就是一个虚与实相互交叉的过程，这种过程所勾连、呈现出来的世界，就是文学史中的交叉世界。 文学史作者在构筑其文学史本时，其实就是遵循着这样的一个原则进行的。比如，奚密在《1937-1949年的中国文学》中谈及这段历史时期的中国文学时，她首先叙说了抗日战争的起因及其影响：“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城西南的十五公里的卢沟桥一带进行演习。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由，他们要求进入宛平县内搜查。当他们遭到驻守宛平国军的拒绝时，竟以武力进犯。”奚密对发生在1937年7月7日的事件，有选择性地作了简短而真实的陈述。但是，奚密在这里并没有首先提及并解释日军为何要在北平城西南驻军，而且还竟敢在卢沟桥一带进行演习；而是在随后的文字中才扼要地提及“九·一八事件”、西安事变这两件发生在1937年7月7日之前的事件。她采用倒叙这样一种带有虚构性质的叙述策略，来追叙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在彰显她对“七七事变”这一事件认识的同时，强调了先叙的“七七事变”这一事件，给其后的中国社会、中国文学艺术等所带来的影响。 这种释说可能有点抽象，不妨把上述内容转换成这样的说法。奚密是从抗日战争爆发以及随后出现的文学现象这两大层面来构建文学史的交叉世界的。具体地说，奚密在架构这段文学历史中的历史事件时，采用了一种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策略：实主要指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九·一八事件”、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等这些历史事实——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文学史中的真实世界；虚则是指对这些事件进行倒叙的安排，即没有按照事件原来发生的先后顺序进行叙述，而是把后发生的事件作了前置处理。这种叙述手法所达到的效果是，在凸显了七七事变与后来发生的抗战文学等因果关系的同时，也虚构了这些事件的因果关系链，而且还弱化甚或隐去了统摄“九·一八事件”和西安事变、“七七事变与”随后出现的抗战文学等文学现象的中日社会发展、中日关系、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等因果关系及其演化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历史事件的实与对这些历史事件进行叙述的虚，共同构成了一个实与虚相交叉的世界。 当然，文学史作者对历史事件作虚实之处理，也是有着明确的目的和想法的，就像奚密之所以要采用这种倒叙，也就是虚的手法，其目的就是想强调抗日战争爆发这一事件，而并非是这些事件的前后关联。强调这一事件的目的，又是为了方便她在后面叙述中所提出的与此相关的“抗战文艺”“统一战线：重庆”“日趋成熟的现代主义：昆明与桂林”、“沦陷北京的文坛”、“上海孤岛”等话题的论述(45)。然而严格说来，这一虚的背后又是实，因为不管是从上面的命名来看，还是从随后而来的记叙中，都会发现作者主要还是停留在实的层面上，基本上属于事件描述性的和主题阐释性的。这种表述，实中有虚，虚中有实或实虚相间，这是文学史书写中最常见的一种实与虚的交叉形式。从奚密书中的另外一段话，也可以看出这种实与虚的交叉： 比起此前的侵略行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直接威胁着中国之存亡。它对中国文学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其冲击既是当下的也是长远的。种种文化体制——从大学和博物馆到报业和出版社遭到破坏或被迫迁移，无以数计的作家也开始了流亡的生活……；另一方面文学在战争期间提供了一个慰藉与希望的重要来源。(46) 这段文字中的实就是指日本对华全面战争的爆发。从大处着眼，威胁到中国的存亡；从小处着眼，影响了作家的正常创作，以上这两方面都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事实。而虚则是语焉不详的“文学在战争期间提供了一个慰籍与希望的重要来源”或“种种文化体制——从大学和博物馆到报业和出版社遭到破坏或被迫迁移，无以数计的作家也开始了流亡的生活”等文字。实事求是地说，这些表述是模糊的，它既没有具体的事实，诸如哪些大学、哪些博物馆、哪些报业、出版社遭到了破坏以及如何遭到了破坏，更没有解释清楚文学何以“提供了一个慰藉与希望的重要来源”等。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奚密该处的虚是没有价值的，或者说没有把握好写作的尺度，那倒不是，因为该处的虚可以追溯到实那里去，二者是有着紧密的因果逻辑关系。换句话说，这里的一实一虚合情合理地把前后几个事件勾连了起来，共同构建了一个以实为主，以虚为辅的指向明确和寓意深刻的交叉世界。 (二)以文本为轴线的交叉世界 毋庸讳言，以文本为轴线与以作者为轴线，会有许多相同或重叠之处。这样一来，将两者分开来谈似乎就显得有些形而上或片面。其实，以文本为轴线讨论文学史写作并没有割断文学史作者与文学史文本之间的关联，而是依据可通达性原理，将文学史作者融进了文本之中。或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将文学史作者作为文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即隐含作者来看待。从这个角度说，提出以文本为轴线来讨论文学史的交叉世界，有其独到的方便之处，即可以从话语叙述的角度对某一具体的文学史文本做出细致入微的分析和评价。 一般说来，文学史文本的交叉世界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文学史文本内部组成部分(如文本、人本、思本、事本以及针对这四本所做的批评)的相互关系上来看，在实际写作中，这些组成部分是被交叉整合在一起的。另一种则是从结构上来看，很多的文学史读起来好像千差万别，但分析起来大都脱离不了这样的两个价值维度，即明和暗的价值维度：所谓的明指的是能给人带来直观系列感的外在篇章结构，如这部文学史是由几章构成的、每一章的大小标题是什么等等，总之，是能一眼看得到的东西；所谓的暗则是指隐含在这些篇章结构的背后，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文学发展规律的那个脉络。当然，分开论述是这样区分的，其实合起来看，在具体的文学史文本中，它们之间不但具有可通达性，而且还总是以一种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的状态出现的。不过，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两种不同价值维度的特点和运作机制，本文还是要把它们分开来论述。 1.文学史文本内部和外部组成部分之间的交叉。这个问题可以从文学史文本内和文本外两个方面来讨论。 先说文本内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文学史文本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有多种形式的关联，比如说，文本、人本、思本、事本以及针对这四本所做的批评之间的关系，有些属于附带现象(epiphenomenon)关系，而另有一些则不属于这种附带现象关系。 附带现象研究认为，实际发生的事件对思想有直接的影响，甚或说它就是思想的诱因。文学史文本中针对这四本所做的批评，大致说来属于一种因果关系陈述，即是这种附带现象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这也不难理解，文学批评就是建立在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之上的，没有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也就没有文学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文本中各组成部分之间所存在的这种附带现象关系，是对各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真实反映，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学史文本的真实世界。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附带现象研究的关系是一种单向关系研究，比如说，事本只能对思本产生影响，而思本不能反过来影响事本。但是纵观现有的文学史，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文学史中呈现给我们的有事本与思本相互影响的关系，也有它们相互之间不产生影响的关系。这样一来，文学史中事本与思本的关系就不只是单纯的附带现象关系，而是包括附带现象关系在内的多种关系的组合。因此，前文中所说的由表现附带现象关系构成的真实世界，在文学史中只能是部分的存在，而并非是全部存在。如此说来，附带现象研究并不完全适用于对文学史文本内部关系的分析。换句话说，文学史文本中普遍存在的是事本、思本等各个构成部分的交互关联的关系。即便是现实中并没有发生这种相互之间的影响，但由于线性书写的原因，原本只是一种时序前后、相加并列或邻近的关系，也会给人造成一种相互关联或具有某种因果关系的印象。这样一来，其结果就是文学史文本从整体上来看，形成了一种虚实相间的关系，即我们所说的交叉世界。 再说文本内与外的相互关系。文学史文本内与文本外也有一种虚与实共生的现象。如前面提到的鲁迅的《狂人日记》中主人公的精神状态，与1911年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提到的有关心理症状相吻合一例。鲁迅或许了解《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有关词条，或许并不了解。但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狂人日记》是先后出版的，形成了一种同存共生的关系。还有一例，即中国戏剧界有学者曾讨论过曹禺的《雷雨》与俄国戏剧家A.H.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之间的关系(47)。假如将这种原本(没有)发生相互影响的事例写进或不写进文学史中，都会既有其真实的一面，也有其不真实的或虚构的一面。从这个角度看，真实与虚构也是同生共存的。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这种文内文外的共存性，也构成了文学史文本组成部分的交叉关系网络，即交叉世界。 这种同存共生现象还可以从反事实因果论(counterfactual theory of causation)的角度来看文学史文本内、外组成部分之间的交叉问题，即比较真实世界和虚构世界之间的相似性。一般说来，文学史文本内外有许多相似的真实或虚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级差：越靠近事实的就越真实；距离事实越远的就越虚构。实际上，文学史文本写作并没有按照级差的顺序来安排内外同生共存的史料，相反它一般是将不同级差的史料，按照不同的需要来重新排列组合的。多数情况下是交叉存在着不同级差的真实与不同级差的虚构。这种不同级差的交叠存在，共同构建了一个个真实与虚构交叉互存的世界——“交叉世界”。 2.文学史文本结构上明暗两个维度的交叉。文学史文本中明的结构，主要是指文本章、节等篇章结构。这个结构既有其真实的一面，也有其虚构的一面。比如说，从总体上看，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突出“对具体作品的把握和理解”，并着重“对文学史上重要创作现象的介绍和作品艺术内涵的阐发”(48)。具体到每一个章节的写作，则“以作品的创作时间而不是发表时间为轴心”，或“以共时性的文学创作为轴心，构筑新的文学创作整体观”(49)。这样的写作纲领和章节安排就是一种虚、实相结合的安排。 当然，这里的虚和实都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指陈思和等编者，人为地想“打破以往文学史一元化的整合视角，以共时性的文学创作为轴心，构筑新的文学创作整体观”(50)。他们的这种共时性写作意图是真实的，与当时重写文学史的时代诉求相一致。然而，从他们的文学史写作安排本身来看，却又具有一定的虚构性。这看上去好像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悖论，其实是必然的。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那样，文学史写作从来都是两个维度的写作，即既需要共时性的视角，也需要历时性的审视。他们撇开历时，主张从共时这单一的时间维度来撰写，就与文学史的真实发展情况相违背了。此外，文学史和文学创作整体观虽然有不少重合之处，但毕竟还不完全是同一个层面上的事。以这样的一种文学史观构建出来的文学史，自然不贴合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理论构架不过是一种虚构。 第二层意思是指这部文学史各章节间的排列组合和章节内部的安排方面也存有一定的虚构性，也就是说整部文学史是通过文学史作者预设的某种意群组合而成的。这种意群组合通常的做法是把一些相同或类似的作家或作品放在一起进行介绍和评价。然而，这种相同或类似更多是文学史作者所判定的相同或类似，而并非是这些作家或作品的一种天然相同或类似。这些作家或作品之间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文学史作者也可能会采用以点带面的方式来构建这样的意群。比如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一章的第二节中，编者撇开颂歌类的作品，单独挑出了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作为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来讨论，既没有体现出编者所主张的共时性——既然是共时，就不应该省略了同时期的其他颂歌，也没有兑现其所许诺的要“构筑新的文学创作整体观”——既然是整体观，就需要大量的同类作品作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节的编写并没有如实地叙说，而是虚构了那个时期的文学发展状况。这个问题不单存在于这一章中的这一节中，而是整部文学史中都存在这个问题。 这样分析并不是说这种编排没有意义。与其他的同类作品相比较，胡风的《时间开始了》的确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作品，而且编者对其的分析也有说服力，较为真实、具体地阐释了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点。从这个层面来说，展现在这一节中对胡风长诗的阐释与评价的文字又具有一定的真实性。这种虚与实交叉结合的写法，便构成了虚与实交叉结合的世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所构建的文本世界，可以说基本上都是类似于这种虚、实相互交叉结合的世界。 文学史文本中暗的结构，主要是指隐含在这些篇章结构背后，能把文学发展规律揭示出来的那个脉络。《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编写的虚与实，在暗这一维度上也依旧能得到体现。譬如，尽管我们在前文中也指出了这部文学史中的一些虚构问题，但是，从这部文学史的章节安排中，不但可以看出隐含在这些章节标题背后的当代文学史的大致发展脉络，而且还可以看出隐含在这些章节标题背后这一时期文学的总体精神和价值取向。换句话说，将各个章节联系起来就勾勒出了中国当代文学演变的大致轨迹。即便是对单个作家的分析和评价，也隐含了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还以胡风为例：这部文学史教程对胡风事件的历史过程未作详细介绍，但却通过将他的作品和他所遭受的政治打击进行对照叙说。这种写法在暗示了胡风命运的必然性的同时，也揭示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一些特殊时期的发展走向及其必然结果。在这里，虚与实得到了相互关联，构建了一个交叉的世界。 顾彬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则是另外一种虚与实交叉的类型。我们从这部文学史的篇章结构中看不出隐含其后的文学发展脉络。具体地说，这部文学史共分为三章，第一章写的是现代前夜的中国文学，第二章写的是民国时期(1912-1949)文学，第三章写的是1949年后的中国文学：国家、个人和地域。第一章和第三章的标题，指向的是一个大致的时间概念；第二章则指向一个政体所代表的时期，而与之相对应的政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则被放在第三章的第四小节中。从这样的一种篇章安排中我们只看到了时间的展延，而看不出作者揭示出什么样的文学发展规律。也就是说，这样的文学史章节安排既没有反映出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的精神脉络，也没有揭示出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的演化规律，因而带有很大的虚构性。不过，从这部文学史各章内小节之间的承接关系看，如第二章的第一节先后讨论了苏曼殊、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冰心、叶圣陶等的创作，将他们的创作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的真实情况。总体说来，顾彬主编的这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整体框架的虚中嵌入了部分内容的实，而部分内容的实又融入了虚的框架之中，从而构建起了另外一种虚、实相间的交叉世界。 概而言之，从上面所做的论述来看，文学史的文本世界并非是单一的，而是三重的。三重的文本世界是文学史所独有的特征，也是文学史独具的一种本质。文学史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前者处理的主要对象之一是虚构类的文学作品，而后者几乎不涉及或很少涉及此类作品。这就意味着对文学史的研究不能完全按照历史研究的理路来进行。把文学史的内部构建分为三重，不但有助于我们搞清文学史内部构建的多重属性，更重要的是，还有助于我们从多个视角、多个层面来打量、分析和构筑文学史，一改过去那种平面式的文学史观。文学史处理的不仅是现实、艺术标准等问题，而且还包括虚构和想象等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文学史的方方面面，我们应该采用一种分析和概括相结合的方法来认识这些方方面面，即将文学史内部的构成因子、结构特点等拆分开来进行分析和评判。从这个意义上说，借鉴并运用可能世界理论来剖析文学史的三重世界或许会为我们提供一种有意义的认识途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