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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史的真实世界 真实世界在可能世界理论中主要指的是我所在的世界，或“从本体上看，与仅仅可能的存在不同。在仅仅可能的存在中，这个世界本身代表了一种独立自主的存在。所有其他世界都是大脑想象出来的，如梦境、想象、预言、允诺或讲故事”(27)。与仅仅可能的存在不同，我所在的世界指的是现实社会。然而，实际上，它不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存在，而是一种因无矛盾性和可通达性与其他世界相勾连的存在。一句话，可能世界语境下的所谓的现实社会并不是单纯指眼睛所看到的世界。 叙述学借用可能世界这一认识，把可能世界中的真实世界细分为作者、人物和读者三个层面：其一是“想象的和由作者所宣称的可能世界，它是由所有虚构故事中呈现出来的被当作真实的状态所组成的”；其二是“人物所想象、相信、希望等的次一级的可能世界”；其三是“在阅读过程中存在读者所想象、所相信、所希望等的次一级的可能世界；或虚构故事被实在化或反事实化”(28)。 上述认识和界定对我们分析文学史中的真实世界具有两个方面的借鉴作用：其一是文学史中的真实世界也不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存在，而是一种与其他世界相勾连而存在的世界；其二是也可以考虑从作者、人物以及读者三个层面，来划分和讨论文学史中的真实世界。不过，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文学史中的这个真实世界是在可能框架下的真实，而并非是绝对意义上的实际发生或真实存在。它与一般意义上的真实世界不同，一般意义上的真实世界就是指一种绝对的客观实在，而文学史中的真实世界则不是这种绝对的客观实在，而是一种遵循叙述和阅读规律，经过文学史作者、文学史中的人物以及文学史读者各自或共同加工制造出来的，且与文学史中的其他世界相互勾连的真实世界。这种真实世界看上去好像不那么真实，但实际上它是一种符合逻辑的和可以论证的存在。基于这种认识，下面拟从文学史作者、文学史文本以及文学史读者三个层面，对文学史的真实世界进行讨论。 (一)从文学史作者来看文学史中的真实世界 这个问题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讨论。 首先，在文学史写作之前，存在一种由先文本构建而成的文学史真实世界。前文说到，文学史并不是一个由单一或同质组成部分所构成的叙述文本，而是由文本、人本、思本、事本以及针对这四本所做的批评等内外相关联的多种同质或异质组成部分所构成的一个文本结构层。文学史的真实世界首先是指文学史先文本的真实世界，即指那些先在于被作者所选和未选的与文学史写作相关的所有史料。这些史料共同构成了先于文学史文本存在的真实世界。对文学史作者而言，这些史料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否则，假如不真实，文学史作者在撰写文学史时应该不会予以考虑。这个由先文本构建而成的真实世界的存在，揭示了文学史写作的性质，即说到底，文学史写作是从真实世界出发的，而并非是凭空而来的。 其次，虽然说文学史文本中的真实世界所依据的是由先文本构建而成的真实世界，但在本质上说它是经过作者筛选和撰写这两道工序加工制作出来的真实世界。文学史作者并不是可以任意进行“筛选”和加工制作而不受任何内在和外在的影响或限制。恰恰相反，他(们)/她(们)既要受到与自己相关的诸多因素，如个人成长、个人学养等方面的影响，还要受到他(们)/她(们)所处的时代、地域或环境等方面的限制。通常，我们会赋予文学史作者许多名称不同，但意思大致相同的身份，如称他(们)/她(们)为“把自己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搭建起来的写作者主体”“话语产生的中心”或“努力表达身体感受经验的理性的人”(29)。这些称谓说明，文学史中所呈现的真实世界，实际上融入了与文学史作者相关的诸多要素，如其真实身份、文学史观、价值取向、所处时代、写作过程等。这诸多要素及文学史写作过程中对其所发生的某种程度上的融入便是一种真实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真实存在也就是文学史另一个层面的真实世界。因此说，真实世界既存在于文学史文本之内，也存在于文学史文本之外。就文学史文本而言，则主要是体现在文本之内和文本之外相重叠的那一部分，其中包括文学史作者对材料的筛选、运用、构建以及评价等。 最后，文学史作者在写作时，所使用的部分叙述逻辑和策略也是属于真实世界的一部分。这种属于真实世界的叙述逻辑，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作者在叙述中对已有文献和作品的直接引用，如姜玉琴在谈及对中国新文学肇始时期不同看法时，就采用了一种真实世界的叙述逻辑。她在文中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不少主将，都赓续了严复、梁启超以来的社会在‘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以及‘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思想……鲁迅曾说过一句话，‘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即1917年以来的事。’”(30)在这段引文中，严复、梁启超以及鲁迅的话都是源自于真实世界的，即都是从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或著作中直接引用过来的。对作品的直接引用不仅包括作品的作者、作品的名称、作品的出版时间(版本)等，还包括从作品中直接引用的与史实相符的人物、地点、建筑物等的名称及其相关文字段落等，如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谈及变文结构时，大量引用了《维摩诘经变文》中的“持世菩萨”、《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伍子胥变文》等的内容(31)；他在讨论宋、金杂剧词时写道：“宋、金的‘杂剧’词及‘院本’，其目录近千种，(见周密《武林旧事》及陶宗仪《辍耕录》)，向来总以为是戏曲之祖，王国维的《曲录》也全部收入(《曲录》卷一。”(32)这里提到的引用《维摩诘经变文》中的“持世菩萨”、《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伍子胥变文》等的内容和周密的《武林旧事》、陶宗仪的《辍耕录》以及王国维的《曲录》等书目，都是真实的辑录，属于真实世界的一个部分。 第二种是文学史作者对已发生的有关个人的和社会的史实做出的陈述，如王德威在谈及黄遵宪的职务变化及变化后黄遵宪的个人阅历时所说的那样：“1877年，黄遵宪的一次重要职务变动对他后来的诗学观念造成了直接影响。他不再从传统仕途中谋求升迁，而是接受了一个外交官职位的礼聘。在此后二十余年的时间内，他遍游美洲、欧洲和亚洲多国。”(33)这段引文中所说的黄遵宪在1877年的职务变动是一件事实，黄遵宪在职务变动后游历欧美亚多国也是事实，它们无疑都属于真实世界的范畴。另如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所附的“中国当代文学年表”(34)等此种文献类文字，也属于真实世界的范畴。 第三种是作者对已明确发生的因果关系的陈述，如王德威在谈及黄遵宪因职务变化和海外经历对其创作所带来的变化时说：“黄遵宪的海外经历促使他在全球视野中想象中国，于是，他的诗作中呈现出多样文化、异国风情的丰富面貌，以及最有意义的、富有活力的时间性。”(35)这些变化可以从黄遵宪出国任职和游历之后创作的《樱花歌》、《伦敦大雾歌》《登巴黎铁塔》以及《日本杂事诗》等作品中看得出来。具体地说，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黄遵宪在这些作品中”形成破格，内容新异，促使读者重新思考传统诗歌在审美和思想上的局限性。”(36)以上这些引述无疑说的都是黄遵宪由于生活的变迁而引起诗歌创作风格的变迁，即对一种因果关系的客观陈述。 需要指出一点的是，文学史写作在陈述因果关系时，需要注意区别有效的与无效的，清晰的与不清晰的两对不同的因果关系。前者属于对真实世界的陈述；而后者则属于对虚构世界或交叉世界的陈述(37)。当然，在讨论因果关系的叙述时，还需要考虑到“覆盖律”的问题，即把一些看似直接或清晰的因果关系纳入一个一般规律来考虑，或者说用一般规律来覆盖它，比如说，因“物质位移”而产生的“精神质变”、国家文艺政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等。这类对在覆盖律项下发生的因果关系的真实叙述，是文学史叙述中极为重要的叙述，也是文学史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 (二)文学史中的真实世界还可以从文本的层面来看 要阐释这个真实世界，我们首先应该找出文学史文本真实世界存在的前提。 文学史写作不同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它需要对作家及其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等进行分析、阐释和评价。这种分析、阐释和评价的过程就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即文学史作者要把与文学史写作有关的史料、作品等从客观存在的对象转换为主观认识的对象。毋庸置疑，在这个转换过程中，文学史作者的个人的文学修养、价值观念、判断能力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除此之外。文学史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区域或国家等外部因素，有时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文学史作者的选择、评价或判断。这些都是文学史文本真实世界存在的前提。 在这个前提之下，文学史文本真实世界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存在的呢？亚里士多德当年对历史学家和诗人的看法，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文学史文本真实世界存在的形态，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他在《诗学》中指出，“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38)。亚里士多德虽然谈的是历史家与诗人，但文学史的写作其实在有意或无意识之中将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历史家与诗人融合起来。尽管文学史作者谁也没有直接宣称是受到了亚里士多德上述观点的影响，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文学史作者在文学史文本中既要叙述已发生的事，也要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谓的已发生的事就是指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可能发生的事就是指文学史作者对文学史的构建、对文学作品的评判等，后者因带有普遍性的特征而成为了高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 简言之，文学史文本中的真实世界就是由这两种真实构建而成的。所不同的是，文学史作者在对待可能发生的事的时候，既要像诗人那样去描述，也要像历史学家那样去叙述、分析和评价。具体地说，在文学史文本的真实世界中，已发生的事所包含的内容很多，其中有与文学作品、作者相关的真实资料(如作者的名字及其已出版的文学作品)、与文学事件相关的真实资料(如事件所处的时代和地点等)，还有与以覆盖律面目出现的真实资料(如国家文艺政策、自然灾变、瘟疫、内乱或战争等)。可能发生的事所包含的内容也有很多，如文学史的构建、文学史作者对文学作品的评判、文学作品文本内所叙述的故事、文学作品的作者在创作实践中的心理路程及其与社会现实的内在关联或互动、文学作品的作者及其作品的接受情况等。不过，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不管是已发生的还是可能发生的真实资料，尽管在文学史的真实世界中看作真实，但它们绝不是完全以原有姿态出现的，而是由文学史作者经过自己所选择的文化代码和价值取向处理过的。譬如，同样都是写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学，顾彬与洪子诚这两位各自背负不同文化符码、价值取向、期待与顾虑的文学史作者，所采取的书写策略就有所不同。顾彬在讨论这一时期文学时，在章节的概述及其具体讨论中，都扼要地陈述并分析了一些受冲击甚或受迫害的文学家的遭遇和缘由(39)；洪子诚则采用百科全书式的体例，只是将发生在那个时期文学界的矛盾和冲突，做一简单扼要的无分析性陈述(40)，而将发生在那一时期的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分散到随后的各个小节之中。 另外，从叙述的角度来看，文学史作者对这类真实世界的叙述也是按照一般叙述规律进行的，比如说要预设一套能够表达自己文学史观的叙述要点、叙述顺序、叙述节奏等框架结构，同时还要预设一位(或多位)代表文学史作者的叙述者，来叙说有关文学史方方面面的故事或问题，并在叙述中考虑(隐含)受叙者的接受情况等。这种按照一般叙述规律进行的文学史叙述，也是真实世界在文学史文本中的一种表现。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叙述规律在文学史的叙述中虽然似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它是一种客观存在——只要有写作者的存在，它就存在。它既是文学史中真实世界得以存在的另一个前提，也是构建文学史中真实世界的唯一途径。 (三)文学史中的真实世界还可以从读者的层面来看 这里所说的读者主要是指文学史的读者，而非泛指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的读者。这个层面上的真实世界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文学史进入流通领域后所发生的各种与流通相关的行为(如购买文学史和阅读、讲解文学史)，是可能世界中的一种真实存在；其二是阅读过程中读者产生的种种反应，也是可能世界中的一种真实存在。 各种与流通行为相关的真实存在相对好理解一些，只要查看统计一下销售记录、讲解文学史的情况等就能够不证自明；而阅读过程中的读者反映则是一个需要论证的问题——一则需要说明读者为何在阅读中会对所阅读的内容做出反应；二则需要对读者为何对某文本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反映做出合理的解释。 20世纪的美国新批评理论，反对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其中之一提出的就是感受谬误(affective fallacy)的观点，认为“把作品与它的效果混为一谈(即它是什么和它做什么)是认识论上怀疑论的一种特殊形式”(41)。新批评的这一观点显然是有问题的。不过，应该承认，他们所捕捉到的阅读现象倒是真实的，即读者由于受时代、文化因素以及认知能力等影响，对同一客观事物会有着不同的反应。这一现象的真实存在，对理解文学史的读者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与阅读文学作品一样，文学史的写作与阅读都属于认知活动，即都需要有一个信息处理的过程。换句话说，只要牵涉到阅读，处理信息的过程可能方式不同，但却是必不可少的，是一种客观实在。在对信息处理的过程中，由于所处时代、所从属的文化以及所具有的认知能力等原因，读者会对同一作品或文学史中所提到的同一事件，产生不同的理解和反应。这也是一种实情。 以吴晗的《海瑞罢官》为例。洪子诚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者，《海瑞罢官》是其文学史中所关照到的一个对象。洪子诚在文学史写作中面对这一对象时，融合了读者与作者两种不同的身份，即他既要按照一般读者(或观众)的阅读方式读完这个剧本，也要以文学史作者的身份来审视这部戏剧。因此，他在架构他的文学史框架时，不仅扼要地介绍了《海瑞罢官》这部戏剧的主要内容，而且还对吴晗的身份、《海瑞罢官》一剧出台的缘由以及这部戏何以成为“重要的政治事件”(42)作了说明。在经过对这些信息处理之后，他对这个政治事件的性质做出了借古讽今的判断：“从根本上说，写作历史剧、历史小说的作家的意图，并非要重现‘历史’，而是借‘历史’以评说现实。”(43)同样，顾彬在他的那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也谈及吴晗的《海瑞罢官》及其相关的政治事件。不过，他作为读者与文学史作者在面对《海瑞罢官》这部戏剧时，与洪子诚的情况并不那么一致。他在姿态上还比洪子诚显得更为单刀直入。他在介绍吴晗及其《海瑞罢官》之前，就首先告诫读者：“1949年之后，政治争论所拥有的社会空间越来越受到挤压。”尔后，他又告诉我们，“当时政治局面之复杂，不是简单叙述能够交代清楚的……双方都明白，争论的焦点不在海瑞和海瑞所处的时代，而是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大跃进政策”(44)。与洪子诚相比，顾彬这个读者与作者非但不隐讳政治，而且还把这部戏剧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及相关人物直接而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显然，作为《海瑞罢官》的读者和阐释者，洪子诚和顾彬对其有着不同的阐释维度：洪子诚在作者与读者之间保持了比较好的平衡；而顾彬则明显地倾向于文学史作者。 同样，作为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读者，由于处理信息方式、思想观念或价值取向的不同，既会对《海瑞罢官》这一戏剧有着不同的理解，也会对这两部文学史有着不同理解。这些不同理解是阅读中的一种真实存在。它既反映了不同层面的读者对文学价值、地位以及意义等问题的理解，也折射出读者对文本、语境、环境的利用、认知能力以及个人的信仰等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