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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质并不出色的作品，是否也能成为世界文学呢？这是完全可能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最受欢迎的德意志通俗剧作家，曾任维也纳、彼得堡剧院院长的柯策布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779年至1839年间，仅曼海姆民族剧院就上演他的剧作1487次，远远超过席勒、莎士比亚和歌德的作品。当代的典型例子是《哈利·波特》。看来，一部作品是否能够博得世界文学之美誉，首先要视其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接受状况，即图书市场、读者反映和文学批评的实际状况。现当代的畅销书通过电影改编和新媒体的呈现形式，更能进入人们的记忆，这是早先的文学做不到的。而在艺术审美上对读者要求不高，却善于讨好受众、扣人心弦的作品，正是全世界读者喜闻乐见的。 在德意志土地上，约从18世纪50年代起，也就是“天才美学”逐渐兴起、传统的“规范美学”遭到轻视起，文学准则的合法性便在根本上受到质疑。被赋予“天才”标签的文学家(如歌德)，不顾可能的责难，创造自己的准则。这种观念后来得到浪漫主义文学纲领的推波助澜，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信条是：“诗人的任性，容不得任何法则凌驾于他。”自律之理念连绵不断，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价值观：重视准则，让人小瞧；无视准则，得到赏识。与这种对举相伴而生的是，贬低对楷模的效仿，推崇“革新”和“独特”。对于文化精英所推崇的文学来说，偏离准则成了准则。 我们在此遇到一个有趣现象，也是“传统之悖论”：一般人会以为，传统经典作品是往昔时代精神的“代表”。殊不知我们知道的许多文豪其实根本代表不了他们所生活的年代。晚年歌德、荷尔德林、普鲁斯特、卡夫卡，或者陶渊明、杜甫，他们的作品能够传世，正在于他们很出格、与众不同，或缺乏时代精神。杜甫不是盛唐时代的代表，当时的诗选集未收录一首杜诗；同样，陶渊明的诗在南北朝无甚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只字未提陶潜，钟嵘《诗品》列陶诗为中品，陶渊明真正成为经典，大约用了七百年时间！不错，他们往往反传统、反惯习、反潮流，不为时人所理解，或超越了自己的时代，超出同时代人的期待视野。或许正因为此，后人才把他们的作品追尊为经典，适用于任何时代。 在穆卡洛夫斯基看来，“若从审美准则来考查艺术史，那便是一部抵御主流准则的历史。”姚斯的接受美学也认为，一部作品与读者的期待之间的距离越大，越能体现其审美价值，而“审美距离”越短，越使其接近“烹调艺术”亦即消遣艺术。根据这种价值模式，上乘艺术作品的不凡之处，在于其对感受习惯的冲击，或者通过造成惊诧来获得新的观察方式和异常经验。而通俗文学或庸俗作品，则是不断复制语言俗套、格式化的文学类型、屡见不鲜的情感格调和多愁善感的言辞。“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之论，总在影响着精英们的思绪。 19世纪以来，对于文学的“艺术性”和作品内涵的解析，是从事文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20世纪的状况尤其如此。罗兰·巴特在20世纪50年代对刊物的封面或汽车的造型所提供的信息做过分析。后来又出现一种极端的语文研究，即咬文嚼字地阅读文本，或曰重写文本。从文本中发现写作过程留下的痕迹，以此昭示新的语言表达。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则像他们对待语言概念那样，更为坚定地拓展了文本的意义。人们注重文学的多义性：一个文本之所以是多义的，在于它有可能在很多人眼里是多义的。按照一般看法，日报上的文章不会是多义的，否则就是一篇劣质文章；而一首诗常被看做多义的，否则就不是一首好诗。这里可以见出评价标准已从文本解释走向了文本评价：被接受者视为多义的文学文本才是好的文本。 自19世纪起，文学开始有广义、狭义之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区分至今还没有完全消失。狭义文学概念曾引发诸多异议。文本阐释学派(例如结构主义)或注重社会维度的阐释学派(例如马克思主义学派与各种文学社会学思潮)都在20世纪下半叶主张“宽泛的”文学概念，认为这种概念拓展，能够让人在意识形态批判的层面上解析政治文本、日常文本、广告语言等。在媒介研究中，文本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媒介的建构和塑形。而在电影研究中，人们很自然地谈论导演的“图像语言”。对于这类语言，文学研究者理当有自己的评说。 当代文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市场条件的制约：书籍成为多媒体产业链中的底本，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或网络游戏。媒介多方面地操控着文学和作家的作用过程，影响着市场和作家形象(作者可以成为商标)，决定着创作者在文学场域中的象征资本(布迪厄)。为什么需要文学？对于这个问题，当今文学生活中的“现实主义者”或出版社经理早就回答了。出版社要的是发行量，一本书经估计能完成计划中的发行量，那便可以“做”，收入可观，目的也就达到了。文学的这种市场运营方式，将会长久地扭曲和损伤文学的本来面目。 在各种访谈和文学讨论会上，如果对作家提出“为什么要文学”这个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论是小说家、剧作家还是诗人，或许早就不像从前那样，坚信文学能够改变社会。他们或许会说为自己而写，出于一种表达的欲望。不少人可能为钱而写，可是谁都不会把“钱”放在嘴上。同样，读者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只要阅读时出现片刻的枯燥之感，书便会被丢到一旁，即使是一部杰作也无济于事。文学市场的深刻变化及变化了的读者习惯，如何影响文学的传播？尤其是如何影响人们对文学的评价和经典作品的界定？ 文学将要死亡的警示不断出现，其真实意图是捍卫文学，对文学不感兴趣的人是不会谈论其死亡的。传统文化的一个明显特色，是其知识上的保守倾向，它极力丑化与之争衡的新媒介，说其助长惰性，导致操纵和异化。的确，新媒介调节着集体对于文化现实的感受模式，它的价值判断及选择机制，甚至影响到文学进入人文历史的传承和记忆过程。鉴于印刷文本似乎不再是首选的文学交流渠道，传统文化的中心诉求是对书籍的膜拜和对纯文学的推崇，其不言自明的理念是：文学永远不会死亡，只要还有一个读者存在，文学就将继续活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