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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间转向下当代文学理论的反思性问题 空间与文学理论互动阐释的思考是一个既充满诱惑又极具挑战性的理论题域，随着空间论域的展开，空间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抽象性也随之呈现出来，空间成为一个鳞次栉比、多重杂糅的问题域，以至于难以被概念化。文学理论与空间的重新组合，将文学的本质与人类的生存实践结合起来研究，克服了文艺学封闭化、体系化的弊端，为文学的开放性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并进而推动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创新。“空间转向”的生成将对空间的反思从文化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层面提升至科学理论的高度，对当代社会生活、文化政治、学术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作为一个多面相、多层次的理论概念，对于空间的关注也已从各个角度被纳入文学文化的研究之中，促使文学生产与空间生产之间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样态，多元议题的对话协商、平等竞争将成为文艺学研究的一种常态和全新的格局。 空间转向下的文学理论已经成为“众多理论”的结合体，包括种族理论、性别理论、身份理论、后殖民批评、女性批评等，这些异质性的学术理论相互交叉、植入、拼接又重新组合成新的理论。哈罗德·布鲁姆感叹道：“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西方经典已被各种诸如此类的十字军运动所代替，如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族裔研究，以及各种关于性倾向的奇谈怪论。”[16]面对文化批评反噬文学理论的状况，在空间转向影响下的文学理论必须给予有效的解释。空间转向带来了全球化的空间重组，使文学理论的研究突破了单一封闭的研究模式，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哲学等学科与文学理论有机融合在一起，实现了空间转向下文学理论的跨学科发展，当下的文学理论少了些彼此间的盲目排斥，多了些包容与接纳。我们目睹和遭遇着拉尔夫·科恩所说的文学理论实践的急遽变化的过程：“政治运动与文学理论的修正；解构实践的相互融合、解构目标的废弃；非文学学科与文学理论的扩展；新型理论的寻求、原有理论的重新界定、理论写作的愉悦。”[17]尽管空间转向下的文学理论带动了本学科与不同文化资源之间的交流对话，但不容置否的是文学理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回避文学自身的问题。空间转向引领了一种开放性的理论姿态，即使在这种话语前提下还是要对文学传统和文学经典持接纳态度，在文本中发现具有普遍性和实用性的理论议题，使文学理论研究不远离文学自身。 有学者担心，“文学学科在拓展疆域或进行‘科技整合’的同时是否在遗忘和消解自我？”[18]进入后现代语境中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与各学科流派之间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共存的趋势，文学理论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片断性、零散性，成为若干概念、术语的拼接，一些学者开始质疑理论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由此引发一定的焦虑虚无倾向。张江教授发表于《文学评论》上的《强制阐释论》为认识当代文论内在机制中的缺陷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当代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是“强制阐释”，强制阐释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场外征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在跨学科趋势的促进下越来越多的承载了政治、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张教授认为“各种生发于场外的理论或科学原理纷纷被调入文学阐释的话语中”，从而导致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实践与理论的颠倒、具体与抽象的错位，以及局部与全局的分裂”[19]，构建空间化的文学理论要如何调用或者说在何种程度上征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的理论对于当前文学理论的发展来说显然是一个重要问题，空间转向所引发的各学科之间的策应互动已成为历史趋势，文学理论的跨学科性是当代社会文化条件下文学理论发展的主要动力。从积极方面来说，张教授认为文学场外征用的做法“扩大了当代文论的视野，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和方向，对打破文学理论自我循环、自我证明的话语怪圈是有意义的……我们从来都赞成，跨学科交叉渗透是充满活力的理论成长点。20世纪西方文论能够起伏跌宕，一路向前，正是学科间强力碰撞和融合的结果。”[20]同时他也指出：“理论的成长更要依靠其内生动力。这个动力首先来源于文学的实践，来源于对实践的深刻总结。”[20]文学理论保持必要的兼容眼光和思维张力是弥足珍贵的，从文艺学对自然科学方法的移植，到对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哲学等理论知识的吸纳引用都使文学理论充满生机活力。但是，在倡导文学理论多样性的同时也必须保持该学科的自主性及独立性，即各学科虽有交叉互渗的情况，但是各学科的立足点仍在各自领域。文学理论的学科互涉并非单纯的借鉴和利用其他学科资源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文学理论应该以何种立场立足于学科互涉的场域内。好的学科互涉一定是奠基于各学科自身高度专业化知识的基础之上，如果一味追求知识领域的拓殖，缺乏自身独特的研究特性，那么就要面临被其他学科淘汰的命运。我们所应有的理论视野应当是在开放性中保持自觉性，充分重视文学传统的传承和文学经验的积淀。概而言之，当代文论越来越呈现杂糅和多元共存的趋势，虽然要力求视野上的开放性，但同时也要坚守文学内在价值和自主性，不能为了盲目迎合时尚而丧失文学应有之品格。 关于空间转向下的文学理论研究构成了近年来比较突出的一个文论事件，以西方空间转向为学术资源的文学理论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传统文论中的局限性并为复杂多变的文化现象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对于正在发展中的文学理论新范式，学界应该满怀信心而不必陷入未名的焦虑之中，同时，作为新的理论范式要能有效应对“理论终结”言说的挑战，要有与推崇多元性和差异性的文化研究对话的能力，进而在与纷繁复杂的文艺现实的互动中完善新的理论范式。文学理论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积极涵养“复调意识”，保持多元对话协商、平等竞争应是进行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种常态。诚然，对于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理论而言，经过后现代思想的浸染之后，很难保持单一性、同质性，但同样也不可能完全是异质的、多元的，笔者认为应该表现为二者的融合建构，它应该是“既不同于现代文学理论的单一语言学模式，也有别于后现代理论的超学科范式，而是吸取两种范式所长的新建构”[21]，如何在这两种模式中进行文学理论不同层次间的耦合建构正是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需要认真思索的。反思，平衡舒解了文学理论中可能存在的矛盾处境，强化了文学理论的学科自律意识。无可讳言，文学理论现在正处在富于学理建设和寻求理论突破的历史时期，后理论语境下的文学理论势必会在注重自身逻辑谱系之外对人类所处的时代与生活世界进行反思，这种全新的理论阐述模式对传统理论范式进行了有保留的继承，并在此基础上生发出了新的理论形态。对于一些学者提出的“理论终结论”有其现实境遇及理论初衷，但未必切中当下文学理论的全部要旨，我们自然不必盲目跟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