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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间转向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范式转型 20世纪后半叶，“空间转向”以其独特而新颖的理论架构模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探讨。空间研究成为后现代显学，对空间的认知不再囿限于对其本体论的追寻，学界研究视域开始普遍聚焦于空间中的主体性行为和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空间构成了经验现象和知识表征系统，构成了浓缩和聚焦一切社会重大问题的符码。与此同时，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生产亦毫无例外地再现着空间，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对现代生活的空间性解读和阐释，激发了文学艺术创作与空间体验的交互融合，空间理论愈来愈受到理论界的青睐，并以其极强的理论穿透力有效地介入诸如叙事话语、身份、立场等论题之中。 随着空间问题受到的广泛关注，空间化思维作为一种新型方法论开始涉足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受空间化的思考路径的影响，整个人文学科的研究模式开始呈现出多样性、灵活性、复杂性的面貌。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在《西旺尼评论》(Sewanee Review)上发表过《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一文，文中首次提出“文学空间形式”的命题，空间的偶合律和同时性被编织进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之中，空间形式上的努力导致叙事时间流因果律和序列性连贯顺序的消失。虽然当时学界普遍观点与弗兰克的论点存在龃龉，毋庸讳言，弗兰克的空间形式论的确为文学空间理论的初步确立奠定了基础范式，亦为空间理论在文学理论论域中的拓展作出了开拓性贡献。法国文学批评家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的《文学空间》中，将文学空间理解为来自作家对于生存的一种内在性体验，而写作就是要“投身到时间不在场的诱惑中去。”[10]布朗肖从生存论视域出发打破了传统空间认识论主客二分对立的弊端，消除了传统空间认识论的外部空间与内部空间对立分裂的局限，将空间理解为生存体验的空间，此类空间“同时是内在深处和外部，即那空间在外部已经是精神的内在深处，而那个内在深处在我们身上是外部的实在……这个空间与我们的内在深处一样也是事物的内在深处，以及这二者的自由交流。”[11]文学空间不再作为时间的仆从，而是蜕变为人类生存的体验方式。此种论述模式彰显了空间别样的生存蕴藉，同时也更加切近文学空间的内在本质。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一书中以空间化的诗学理论对时间化的文学理论进行了颠覆性挑战，他的空间诗学受象征主义影响而带有某种神秘主义气息，主张真正的艺术应当从时间历史中抽离而遁入充盈着意象想象的诗意空间。巴什拉空间化的诗学理论建构的是一种中断时间的瞬间体验，这对长期以来占据文学作品主导地位的史诗传统进行了权威垄断，这种超越世俗的空间是涵盖了生存论意蕴和本体论意义的诗意想象空间。巴什拉赋予空间的诗性意蕴对文学理论及文学创作裨益良多。 以上诸位学者有关空间转向下文学理论的研究标志着空间转向对时间性话语霸权的解构，空间的重要性成为继时间之后又一重要话语体系，它成为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论域延展拓殖的新起点。其他学者诸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也为文学理论的空间化突破作出了杰出贡献，空间转向对传统的颠覆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时间历史决定论的全盘推翻，而是将传统思想中空间依附于时间的观念转变为空间与时间并置的观念。随着空间化理论受到学界愈加广泛的关注，文学理论空间转向得以正式开启。从现实层面上来看，空间与人类当下所遭遇的社会生活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背后所折射出的文化建设问题则是自不待言的，诸如城市改造、权力规划、利益分配、政治规训等；空间也是一种思维图式，为人类思考自身以及社会关系提供了多层次视角。作为地理学意义上的客观存在，空间受制于不同范围内的社会进程和人类行为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干预；作为一种变革力量，空间又反过来影响和限定人类的各种行为，而且作为人类生活和生产意义内在逻辑的外化而充满了文化内涵。对于空间的关注，已从各个角度深入到文学文化的研究之中，关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空间转向构成了近年来一个比较突出的文论事件，文学理论的空间转向成为文学理论当代进展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空间性成为理论题域更新发展的重要维度，在本体论层面，它试图颠覆以历史主义为核心理念的思维定式；在方法论层面，它旨在解构方法论中的本质主义和整体主义。空间理论提倡开放性、多元性、异质性，以西方空间转向为学术资源的文学理论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传统文学理论的局限性，并为复杂多变的文学、文化现象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 首先，“空间转向”改变了传统文论中文学与外部世界间的关系。作为社会生产的空间与文学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英国达勒姆大学地理学讲师迈克·克朗(Mike Crang)在其著作《文化地理学》中如是说：“文学作品不仅仅是简单地反映外面的世界，只注重它如何准确地描写世界是一种误导。这种浅显的做法遗漏了文学地理景观中最有效用和最有趣味的因素……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12]空间为文学创作提供地理方式或格局安排，文学作品或多或少揭示了地理空间的结构。文学作品中的诗歌、小说、传奇等都对空间现象进行了描绘，用以探索和揭示人与地理之间充满感染力和激情的关系。同样，文学不仅仅是简单描绘空间的文本，它也是空间复杂意义的组成部分，作品中传递的不同观点勾连成一张相互关联的网，通过它可以构建起空间的意义结构。综而论之，文学研究和空间视角之间呈现为一种声气相求的密切互动关系，“文学时代世界的描绘，是人对世界的一种认识和把握方式，而作为文学探讨对象的世界是有其空间的世界。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现象世界不能脱离空间存在自不必说，它试图穿透、表现甚至创造的精神世界，也是物质世界的投射，同样无法脱离空间。在当代文学作品对现实的反思中，也包含了对空间的反思。”[13]如上所述，空间理论可以从文学中汲取理论资源，反之亦然，空间的巨大潜力也可以对文学内涵的深层探赜有所贡献。 其次，空间转向突破了文学传统叙事模式，解构了文学文本中时间历史决定论编织的语言牢笼。在传统直线矢量时间观的框架之内，文学研究更多地关注叙述的时间性、序列性、探寻故事的因果性等历时性因素，空间则成为时间性叙事演变的表演场所。作为文学理论中较为活跃的话语体系，西语学界对文学叙事的探讨由来已久，一个故事的基本必备条件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文学叙事作了影响深远的阐述：好的故事一定要由开头、中间、结局组成，故事之所以给人以愉悦正是因为这种有节律的编排。在经典叙事视野下，时间层次上的发展与主题层次上的转变相结合，仅仅是一系列的事件无法构成完整的故事，必须要有一个开头和一个与开头相关联的结局。这种执着于叙事因果关系、序列关系的阐释方法对后世文学叙述理论的发展影响颇深。莱辛在《拉奥孔》中也认为诗歌具有的线性叙事特征，此观点是基于对当时现实主义文学素材所作比较后得出的结论，这在一定范围内的确有助于把握诗歌的艺术特质。在西方文学理论界曾极具活力的现实主义文学始终以遵循时间顺序为旨归，这种线性叙事手法在西方文学史上拥有着长久生命力，“‘现实主义’小说的神话故事私下里表达了这个信念；即世界不是神秘的，它是可以预言的——如果不是对于人物来说而是对于作者来说的话；它可以为个人所操纵；它不但处于被控制的地位，而且人们可以从这控制中获益。推动这个信念形成的关键是真实，它不可避免地以时间而不是以空间为基础，因为小说家的目的通常是在情节中、在结局上、在起因上、在时间上显示生活的‘现实主义’性质。”[14]20世纪以前几乎每一部文学经典都依照时间性叙事策略进行文学创作，甚至到了20世纪早期文学创作的艺术基础依然保留着作为惯例的连续时间。直到20世纪初叶，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剧，现代主义文学异军突起，时间在这一文学主潮中开始失去魔力。现代主义文学显示出旗帜鲜明的反传统倾向，与传统小说相比，现代主义小说打破了传统的单一时间模式，展露了追求空间化效果的趋势。现代主义文学叙事的出现颠覆性地扭转了传统历史学叙事方式，苏贾由是言之：“解构和重构刻板的历史叙事，从时间的语言牢房里解脱出来，摆脱传统批判理论类似于监狱式的历史决定论的羁绊，借此给阐释性人文地理学的深刻思想(一种空间阐释学)留下空间。”[15] 再次，空间转向作为解构式的理论转向活动，赋予文学中文本互文性空间结构以批判立场。文学理论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应积极涵养“复调意识”，力求在多元对话中有所推进，“后理论”时代的来临，就是注重对理论的反思，而反思的重点就在于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关系。在“空间转向”的背景下，对空间的关注已在融合文化地理学的基础上，吸收了如后殖民主义、性别政治、文化身份认同等后现代文化理论，实现了对后现代文论的多维解读。在此语境下，空间转向所带来的全新文学研究观念开始呈现出多元性、异质性、互文性的特点，文学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力量借由对文本的多重阐释而得以实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