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悲剧式伟大的陷阱与喜剧式严肃的能量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一种意识形态学方面的等级歧视由来已久，这就是重悲剧轻喜剧。在评论家的话语系统里，如同通俗文学通常总是难登高雅艺术的大堂，悲剧似乎比喜剧更具有艺术品质。因为悲剧是“崇高精神”的同义词，而喜剧则是“轻松娱乐”的代名词。实际上把悲剧与崇高划等号是非常片面的，比如以《窦娥冤》等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悲剧和当下荧屏流行的苦情家庭伦理剧，其实质都是“哀怨凄惨剧”，与“崇高”相去甚远。但尽管如此，将悲剧与崇高连在一起仍有其道理。 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曾指出：在真正体现悲剧精神的作品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为他人利益而做出伟大的自我牺牲，以及危难之中的英勇果决和经得起考验的忠诚。所以“悲剧不同于喜剧主要就在于前者激起崇高感，后者引起美感”。通常来说，“崇高令人激动，美令人陶醉。充满崇高感的人的表情是严肃的，有时凝然不动，并令人惊异。反之，强烈的美感使眼神流露出快乐的光芒，笑口常开喜气满面”[17]。在《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一文中，康德形象地将喜剧与悲剧落实于性别文化中，以阴柔与阳刚之美予以区分。在《判断力批判》中，他进一步通过对“大”与“伟大”的概论辨析，建构了完整的现代崇高美论。他强调“我们称之为崇高的，就是全然伟大的东西”，明确了“崇高不存在于自然界的任何事物，而是内在于我们的心理”这个核心观点。因为“大”可以属于自然事物，而“伟大”只能属于一种主体意识。这种意识就是一种超越个体利益的使命感，“所以那对于自然界里的崇高的感觉就是对于自己本身的使命感的崇敬，而经由某一种暗换赋予了自然界的对象。”因而归根到底，崇高意识的核心是人类道德感的生成，是一种理性能力下的思想能量与精神境界的体现。换言之，“崇高精神的实质不是外在的‘大事物’所具有的‘大现象’的影响，而是我们内在的‘大观念’所产生的‘大力量’的结果。这种大观念一言以蔽之，也就是一种以某种理念为基础的理想精神的感召，所以‘崇高精神’与‘英雄本色’常常相连，因为理想主义的旗帜通常总是要由这样的角色高高擎起。”[18] 但是，自20世纪以来，曾经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的人类在精神上遭到了三次重创：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告诉人们“人不是宇宙的中心”，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让人们知道“人不是神的宠儿而是动物的近亲”，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让人们明白“人不是理性的思想者而是受本能欲望支配的非理性生命”。因此，以理想主义为参照点、以理性精神的弘扬为特征的崇高意识，就失去了能量的来源。任何理想都构筑于某种信仰的基础上，属于一种抽象的形而上的东西。正是这种抽象性，为专制者和独裁者的偷梁换柱活动提供了极大方便。他们隐身于“国家”、“民族”、“世界”、“东方”等抽象“大词”的背后，高举“理想”、“战斗”、“解放”的旗帜，进行着拉大旗作虎皮的信口雌黄甚至是惨绝人寰的杀戮。当人们被“理想”、“科技”、“发展”等大词所迷惑激动不已时，早已不再过问诸如发展的方向、谁的理想、什么样的科技等这些实际问题。这正是造成人类无数悲剧的一大根源。正是源于这种美学思想的清明，传统喜剧中那种笑的优越感在现代喜剧中已不复存在，现在再也见不到像堂·吉诃德那样有着坚定理想和大无畏精神的英雄，代之而起的是真正的卑微屑小者，“丑艺术”和“反英雄”形象已然普遍化。显然，现代喜剧的嘲弄指向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人类，是对处于荒谬境地的人类整体的“类的自嘲”。 不难发现，从美学视野来看，这些极具煽动性和迷惑性的“大词”，其共同性即“重”，这就为“轻盈诗学”对“沉重美学”的解构开辟了道路。在我们这个资本全球扩张和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的关系越来越显示出异化的特征，即人自己创造的种种产物和关系倒过来成为压抑人自己全面发展的障碍。不堪重负、焦虑、紧张和冲突构成了当代人独有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面对如此严峻的生存状态，假如人们依然追随尼采，倡导超人和悲剧精神，拔高英雄人物的权力意志，夸耀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和价值，其逻辑结果只能是异化、紧张和冲突状态的不断加剧。正如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所说：“请好好理解我所说的话：崇敬悲剧比孩子气的废话危险得多。你知道悲剧永恒不变的前期么？就是所谓比人的生命还要宝贵的理想。为什么会有战争？也是因为这个，它逼你去死，因为存在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战争只在悲剧世界中存在；有史以来人就只认识这个悲剧世界，一步也跨不出这个世界。要结束这个悲剧时代，唯有与轻浮决裂……悲剧将会像年老色衰的优伶，心惊胆颤，声音嘶哑，最终被赶下世界舞台。轻松愉快才是减轻体重的最佳食谱。事物将失去它们百分之九十的意义，变得轻飘飘的。在这种没有重荷的环境里，盲从狂热将会消失，战争将不能发生。”[19] 尽管我们并不赞成米兰·昆德拉对悲剧艺术所采取的全盘否定的态度，也不同意他对战争简单化的理解，但他确实从某个角度深刻地洞察到蕴含在悲剧艺术中的某些消极的思想酵素，一旦这些思想酵素被无限地放大拔高并被简单地推广到日常生活中，就有可能酿成现实生活的一系列悲惨事实。一部人类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可能性的展现史。正是对这种压抑乃至扼杀生命之“重”的反拨。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西方曾一度出现“意识形态终结”、“哲学的终结”、“艺术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宏大叙事的终结”等口号。与此同时，美国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1994）的名言“Anything goes”(什么都行)不仅道出了科学哲学研究的真相，也道出了整个人类思想文化的真相，即被人们如此严肃地加以夸大的思想意识形态和其他观念方面的对立或对峙实际上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谁都不会怀疑，一棵草就只有一棵草的价值，一双鞋就只有一双鞋的价值，何必加以夸大呢？如果所有轻飘飘的东西都被夸大为沉甸甸的东西，那最终只能导致，原本沉甸甸的东西也都变成轻飘飘的了，一切事物都将失重，进入“太空状”或“泡沫状”。 因此，“轻盈诗学”的腾空而起，取代曾经拥有巨大审美感召力和震撼力的“沉重美学”，成为当代美学的主导形式，其原因正在于“沉重”自身的发展逻辑。“过分的严肃就是滑稽，普遍的沉重就是轻松，偏执的认真就是俏皮，不当的夸张就是幽默。难道这不正是生活世界每日每刻都在向我们显示的真理吗？”[20]有道是，真佛只说家常话；“一切神圣的东西都是轻轻地走”[21]；所谓诗人，就是“作为使人生变得轻松的人”[22]。因为生命存在的最基本状态，就是摆脱任何干扰后，轻松、快乐、自由地呼吸。所以被奉为后现代小说家的首席代表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表示：如同在科学中一切沉重感都会消失，“我的写作方法一直涉及减少沉重，我认为轻是一种价值而并非缺陷”[23]。法国哲学家、诗学思想家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也说：“为什么心理学家并未考虑建立有关这种轻盈的存在的教育学呢？因此，诗人承担起教育我们的职责，将轻盈的印象结合到我们生活中，并使常被过分忽略的印象实现。”[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