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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官诗学、行人诗学到诸子诗学——先秦时期诗学及其发展进程的再认识(5)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 钱志熙 参加讨论

    这里强调卿大夫交接邻国“称《诗》以谕其志”这个现象,又联系孔子学诗之事,是认为春秋士大夫中存在着比较兴盛的学诗风气,实为后来辞赋兴起的重要背景。前引黄节分先秦诗学为三期,以颂声之兴为第一期,士大夫交接邻国称诗言志为第二期,而以学诗之士逸在布衣为第三期,并谓后期诗学转化为赋学。其观点正是对班固之说的一个发展。
    现代学者强调屈原创作与楚民族诗歌的关系,在这方面挖掘了丰富的事实,但这只是屈原创作渊源的一部分。从自觉的创作意识之养成,以及艺术方法的提高来看,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廷辞赋家群体,正是将其学习《诗经》的实绩结合到楚国的原始歌曲中来,造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人诗歌创作的实绩。屈、宋等人正是属于春秋战国时代行人诗学的范围里面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在叙述屈原的教养与作为时说: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36)
    从这样的介绍可见,屈原正是春秋战国时代习《诗》《书》、明礼义的贤士大夫的代表,其娴于辞令并能“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正是属于行人之流。班固正是从学诗之士逸在布衣的背景来解释屈原的辞赋创作,并且明确地指出其有“恻隐古诗之义”,将屈辞与《诗经》联系起来。事实上,这样的看法司马迁(或淮南王刘安)等人已经提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37)。王逸《楚辞章句》亦云:“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一云忧愁思愤),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38)又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一作飙)风云霓,以为小人。”(39)所谓“诗人之义”即是《大序》所说的六义,其中比兴两义,尤其为屈原所重,并且结合楚地原始歌曲的修辞方法加以发展。由此可见,屈宋辞赋乃至战国辞赋家群体,其文学的基本教养,正是春秋行人诗学溉养的成果。而章学诚所说的“战国之文,出于诗教”,于此可得一更加具体的证明。由此可见,春秋诗学作为周代诗教的一种直接成果,奠定了中国古代发达的文人文学的基础。
    行人诗学可以说是王官诗学的衍生,也可以说是王官诗学的直接成果。如果说王官诗学主要属于教诗的范畴,同时也兼有作诗的内容,那么行人诗学则主要属于用诗的范畴。从诗学的内涵来讲,是一种缩小。但是它衍生出辞赋这个系统,可以说直接导引出中国古代的文人文学。其对文学史的实际影响,恐怕比诸子诗学更为巨大。
    继行人诗学之后,诸子诗学在周代诗教的背景下产生;或者说是周代诗教沾溉的结果,此即前引陈奂所说“诗教入人者深”。诸子作为王官之学的继承者或批判者,普遍地具有诗教的学养,这从其大量地征引《诗》《书》可以得到证明。春秋诸子多称《诗经》为“周诗”:
    且不惟《誓命》与《汤说》为然,周《诗》即亦犹是也。周《诗》曰:“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40)(《墨子·兼爱》)
    但春秋战国也可以说是周代诗教分裂的时代。王官之学衰落后,士阶层的私学兴起,儒、道、名、法、阴阳、纵横诸家蜂起,他们虽然都有六艺之学、王官之学的背景,但是学术上进入了百家争鸣时代。所以,在崇尚周代诗教的儒家一派来说,这时候是王官失业、诗教衰落的时代:儒家一派的诗论有一个重要观点,认为周代诗乐之盛是与王道政治相始终的。但他们也认为存在着一个“王泽既竭而诗不能作”的时期。从逻辑上讲,诸子时代正属于这个“诗不能作”的时代。所以儒家一系将恢复周代诗教作为重要的工作。《孟子·离娄下》: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41)后来班固《汉书·礼乐志》:
    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王泽既竭,而诗不能作。王官失业,《雅》《颂》相错,孔子论而定之,故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42)
    依儒家一系的说法,无论是作《春秋》,还是正雅颂,都是为了弥补“王泽既竭而诗不能作”的缺憾,它们都是为了恢复或绍述周代的诗教。尤其是正雅颂,它本身就是传统的王官之业。随着诗的不作,诗学方面似乎也有所衰落,原来执掌诗学的王官失业,于是诗学方面出现混乱,导致雅颂相错。孔子继起,整理雅颂。从这里可以看到,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派诗学是直接着王官诗学而来的。当然,其他诸子各派的诗学,也都是在王官诗学和西周礼乐教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原本士大夫们对《诗》《书》有着统一的看法。《春秋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赵衰之说:“《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43)正反映了士大夫们对《诗》《书》等经典的统一认识。百家蜂起后,思想界产生很大的分歧,即我们所说的百家争鸣,这当然也反映在对诗书的看法上。如道家一派的《文子》中这段话,站在道家返朴归真的立场上批评周室的尚文饰伪:
    施及周室,浇醇散朴,离道以为伪,险德以为行,智巧萌生,狙字以拟圣,华诬以胁众,琢饰《诗》《书》,以贾名誉,各欲以行其智伪,以容于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丧性命,衰渐所由来久矣。(44)
    上文引到,《庄子·外物篇》有“儒以诗礼发冢”之讥,也代表了道家一派对周代以来所传诗教的不以为然。另外,墨家之非乐,法家之贬斥、禁抑诗书之艺,都是诗教观念分裂的表现。而中国古代艺术观念之分歧与流派之形成,自不能不追溯至诗教观念之分裂这一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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