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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坐有濠濮想：莼鲈之思与江南、京洛对立的饮食书写 若将宋人南食书写展示的各方面视作新型文化的表现，则有两个区域的南食书写尤其值得关注，即以两浙为中心的广义的江南地区和包括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的岭南地区。前者经过五代宋初进一步发展，加之风景秀丽，物产丰富，在北宋成为士人外任与致仕的首选之区。而岭南在宋代频繁的党争风波中，依旧是当权者打击政敌的流放左迁之所。宋前对此两个区域的饮食书写，并无本质区别，但宋代南食书写则以这两个区域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叙述类别。 前文提到莼羹、羊酪之典在宋代常被借用表述南食不逊于中都传统美食之意，这诚然是南食被广泛接受的表现，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南食认同背后，北馔与南食、市朝与江湖的对立叙事，如宋祁“我亦中都厌羊酪，为传秋思与莼羹”“未分尘缨惭蕙帐，不缘羊酪弃羹莼”(48)。北方羊酪在诗中与江南莼羹对立，不但是中都地景标志，也同归乡退隐相对，象征着京洛的仕宦生涯。宋人的这种叙事模式源自何处?下文将尝试论析。 首先，由于张翰思鲈莼而归乡的典故，鲈莼在诗文中常蕴含着士人的乡思、对政治的远离，寄寓着淡泊守志、江湖退隐的思想，这在宋前诗中便已常见，即使原籍并非江南的士人也会通过莼鲈之思来表达归隐之志。而在宋代，与之对立的羊酪意象则糅合进了“千里莼羹，未下盐豉”的主人公陆机游宦京洛、素衣化缁的政治乡愁。陆机未能见机归隐，使其游宦的京洛之地的羊酪，变成了追逐功名、乃至贵族达官口腹之欲的象征，寄寓着游宦生涯的羁旅劳瘁。 另外，宋代建国后统治中心南移，北方故土强敌环伺，河朔之地在士人的心目中成了荒凉的蛮夷之境，与同时士人对闽越岭南等传统意义上的蛮荒之地的印象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在饮食书写中，鲜腥的南食往往令人相思，肥膻的北馔却常被厌弃。如苏颂出使契丹，就言“朝餐膻酪几分饱，夜拥貂裘数鼓眠”“腥膻肴膳尝皆遍，繁促声音听自悲”，因此“退之南食犹成咏，若到穷荒更费词”(49)。虽然，从笔记等相关记载中可看出羊肉在宋朝其实颇受欢迎，但其北馔的属性与历史记忆，却使它在宋人的书写中被贴上了虏馔肥膻的标签。正因如此，从前未分高下的羊酪与莼羹，在宋人笔下却代表着截然对立的两种生存状态。宋人经常偏重于后者，从中可见他们对理想人生的选择。 由于莼羹象征意义深入人心，其产地江南也渐渐成为一种文化记忆与象征，尤其江南水产与江湖之思紧密相连，代表着与北方膻肥的肉食截然不同的食味记忆与情感寄托。由南食而起归乡之意，述江海之志，很早就成为宋人南食书写的一种类型。如欧阳修在京城初食芡实，勾起少年时江湖采菱的记忆，不禁起了归隐之意： 却思年少在江湖，野艇高歌菱荇里……一瓢固不羡五鼎，万事适情为可喜。何时遂买颍东田，归可结茅临野水。(50) 随着北馔南食象征意义的固定，宋人常以此类对比模式表达自己的人生志趣。苏轼在凤翔得人相赠渼陂鱼，写道：“自从西征复何有，欲致南烹嗟久欠。”(《渼陂鱼》，第213页)渼陂鱼虽是北地所产，但对惯于南食的苏轼来说，食鱼意味着久违南食记忆的苏醒，所以诗中描写受赠时的喜悦，表达了对南食的思念。苏辙对此深为理解，次韵写道：“知君游宦久羊炙，有似远行安野店。”(51)直言北地食羊的仕宦生涯，便是羁旅漂泊的象征。又如李之仪写北地游宦的劳瘁：“一路尘埃春几换，荤膻裂脑愁举桉”(52)，而退居生活则是：“朝衣行市头颅落，六印垂腰手足分。旋煮河豚加鮆鲙，争如闲处醉醺醺。”(53)可见水气氤氲的江南饮食，在宋人的笔下已不是简单的赏味记忆，而化为心理皈依与文化认同。因此，南食尤其是江南丰富的水产被广为接受，成为士人津津乐道的对象，在以江南为中心的南食书写中，表达退居自适的江湖之志成为最普遍的存在： 人生如意即为乐，世事惊心渐觉非。正是春风催酒熟，蝤蛑霜饱蛤蜊肥。(郑獬《再至会稽》)(54) 江瑶初脱柱，蚝山怜迭嶂，盘飧得此生，风期特高亮。如跨大宛儿，凡马羞骏驵，嗟予鬓成丝，山林真独往。会心不在远，坐有濠濮想。(李彭《夜坐食蛤蜊》)(55) 梁溪白蟹正可钓，雏鸡浊酒肥且香。先生归去营口腹，老饕未许他人当。家山渐近意渐适，思归岂独鲈鱼乡。(李纲《食蟹》)(56) 蝤蛑、蛤蜊、肥蟹，这些最具有江南特色的物产，在诗中意味个体的自由，心灵的自在，这正是宋人的人生理想所在。到了南宋，政权南渡与士人大规模南迁，在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中，士人虽也偶以北馔表达对故土的思念，但如使金的朱弁、洪皓、周煇那样，将北馔视为蛮荒异族的象征更普遍(57)。江南已成为统治中心，但以江南为中心的饮食书写却依旧延续一贯语境，寄托着士人的退隐之意，江海之志，间或消解了其中的市朝与江湖的对立意味，单纯成为一种轻松愉悦的日常记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