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空间的建构 任何文学或艺术创作都是历史、传统、时代、人性、审美的综合体现，只有以此为基点，文学在时代变化的语境下，才不会终结或消亡，反而会在新的时代情境中转型，寻求适应时代发展但又不失人文内涵的意义生长点，并重建文学的经典。不论是面对西方的理论建构，还是阐释中国的本土经验，都应当有着基本的理论原则：回到问题提出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和时代文化情境中去。比如在阐释西方的“终结论”思想时，我们应当从“哲学—历史—艺术”的视角去剖析黑格尔、阿多诺、丹托、贝尔延、卡斯比特和米勒等人观点具体语境，根据他们提出问题时的具体文本经验，进而找到理论阐释和批判的依据。 进一步深入下去，根据文学终结论的争论来反思当下的文论话语空间，笔者以为，这一命题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密不可分。文化研究源于法兰克福学派，而真正的奠基是英国的伯明翰学派。随后，文化研究涌入美国学界，受到一大批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关注，如詹姆逊、赛义德、斯皮瓦克、米勒等等。这批学者一方面使文学理论研究从精英的文学阐释域走向了跨学科的文化阐释域，另一方面也凸显了社会学研究的政治问题域，如邦内尔和亨特所言，“文化研究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依赖于一系列阐释范式并且从根本研究支配的问题，即权力的主张”。⑦而格罗斯伯格则认为，文化研究应当采取一种将抽象性与基础性分析相结合起来的强有力的方式，将理论政治化并将政治理论化。此外，文化研究还应当拒绝任何反对研究生活与消费的观点。⑧可以说，文化研究是新世纪以来学术界讨论得比较热闹的一个话题，文化研究的兴起是文艺学学科打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综合的结果。周宪认为，文化研究凸显了研究的政治倾向性，它要挑战的是文学活动中存在的种种权力关系和压制。“文化研究不是要完善文学研究，而是要瓦解文学研究，提供一种‘另类’非文学性的思路。”⑨可以说，文化研究的出现并不拘泥于现有的学科规范，甚至也不在意是否要创立一个新的学科，而是文艺学学科对文艺现实做出的应有回应。而如果以此路径来展开对中国同类话题的讨论，这对于中国当代艺术与文学的研究，对艺术和文学实践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可以说，文学终结论所引发的文艺学边界之争是当下文学艺术面对新的危机而做出的回应，是文学艺术的一种自我批判和反思。文艺学的边界之争的内在实质是当下文艺学知识建构的反思性话语的体现，这是一种在“守界”与“扩界”的张力中对文艺学知识理论进行反思的话语之争。同时，文艺学传统边界的消解和新的边界的确立，也可以看作是传统文学范式终结之后的一种重构，是文学艺术新的转型或进步。虽然时下文化研究思潮的涌现打破了文艺学传统的边界，改变了有关文学的定义，但今天的文艺学发展也应该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学艺术形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寻找更宽广、更具包容性和更富于生命力的研究范式。在文学性的扩张与审美泛化的冲击下，文学的终结似乎势不可免，文学似乎在终结的语境中失去昔日的地位，但也应看到，文学的研究范式和思维表达在人文科学和日常生活中却获得了更广泛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对文学终结论所引发的焦虑也无需担忧，这种终结体现了文学艺术在边界消解中的自我重构和建构，这或许也可以看作是文艺理论在新的语境中的一次突围或进步。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在西方美学与艺术哲学史上，自黑格尔在《美学》中将美学与艺术哲学关联起来，随后的康德更是将审美艺术与日常生活严格区分开来，认为审美是一种非功利性的存在，或者说审美强调艺术的自律性表征。杜威曾提到一个适合于艺术的公式，认为艺术品是将自然物收集起来，将其提纯、综合和利用，直到它们的新形式产生一种它们的原形式所无法提供的满足。⑩然而康德意义上的审美观念发展到了当代艺术那里，却受到颠覆性的挑战和质疑，进而演化为当代艺术定义的本质主义解构危机。杜尚的小便器艺术《喷泉》、沃霍尔的波普艺术和漂流木艺术等，使艺术的审美本质主义观念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戴维斯写道：“如果《泉》确实成功地切合了艺术的要素，那么它的成功则归功于拥有了由获得艺术身份而带来的审美属性，而不是因为它与其他非艺术的小便器具有相同的审美属性。”(11)也就是说，如果抛弃艺术存在的惯例或语境，抛弃艺术获得其身份的场合，现成品艺术、波普艺术、漂流木等作品，它们作为艺术的身份其实是存在问题的。这些事实也表征了艺术现代观念的转变，即传统的艺术定义向现代艺术定义的转型。西方艺术观念的审美激变或转型显然让中国学人的边界意识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国当代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必须不断地转换阵地来尝试解答艺术边界话题。 随着当代审美艺术观念的转变，西方当代艺术的转型也带来了中国当下艺术观念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与西方艺术和美学理论进行有效的对话，并在对话和交流中保持本土经验与西方观念之间的张力。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和美学所面临的纠结与困境。在当代美学的思考中，艺术和审美边界的消解使得传统艺术的审美普遍意义遭遇到种种质疑，艺术的审美功能建构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西方审美中心主义的立场受到中国学界越来越多的抵制，而拿来主义或被动接受的文化心态也受到了普通质疑和批判。因此，重新审视西方当代审美艺术观念，反思西方理论在中国本土经验话语中的适应范围，成为了当下中国学人应有的理论立场。中国当代的审美艺术观念何去何从？从西方援引和阐释而来的观念能否有效地解决中国审美艺术现实和本土文化经验？西方审美艺术观念与经验如何才能融入到中国整体审美文化精神的自我阐释与民族叙述中？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中国学界的反思。 笔者以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叙述和呈现中国经验。汉语是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独特文本体现，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要摆脱西方文论的话语预设立场，就必须摆脱“言必称希腊”、“言必称西方”的话语模式，要成为中国本土的经验叙事。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理论的当下建构必须呈现出独特的中国问题范式、本土经验凝视和东方文化分析的路径。应当说，独特的中国问题意识和本土经验以及批判的理论立场，是打破西方文论话语垄断，摆脱理论预设和增强理论自信的强大资源和资本。因此，我们应当关注在理解和解释日常生活的社会化效应时所使用的种种批判性、思辨性和审美性的理论向度。真正的理论研究需要一种内在的批判理性，而这，恰恰是我们反思西方理论话语应当秉持的基本立场。 在当代的文论话语建构中，学科化和专业化已愈演愈烈。理论的锋芒和思想的自由已逐渐消解，文学理论被专业化的知识生产塑造成一种纯技术化的操作。在当下的许多研究中，技术性的因素捆束了思想的个性发挥，大量的引文和文献也消解了作者的思想和批判性。这正如利奥塔尔所言，学科的专业分化导致各个学科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最终只有学科间的各自语言和游戏规则。“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12)应当说，华而不实的“理论”在分析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时的自我指涉与自我关注形成了理论阐释的封闭式循环怪圈，而其仅有的社会关注也往往局限于情绪式的诉说和表态式的判断，而鲜有学理层面的深入挖掘与批判性反思。这正如洛文塔尔所言，在文学研究实践中，“可辨别的是社会批判精神，这种精神推动了那时还年轻的学者群体在社会和人文科学研究中拒绝传统的研究方法，并且寻求一种新的比较大胆的分析材料的方式——简言之，敢于打破学院象牙塔的墙壁，在那里专家在追求他们的专业兴趣时没有任何社会的或道德的意识。”(13)理论的创新应当是思想的创新和批判性的出场，文学理论更应强调思想性和批判性。但纵观当下中国的文论现状，一方面是专业化和学科化的建制和生产，另一方面则是理论批判功能的退场和后理论时代的价值虚无出场。以此来审视当代的中国本土文学理论，可以说尚缺乏良好的批评论争传统和健康的学术批判语境，这也意味着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中批判理性的建构任重道远。 今天，现代性的话语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日益突显，传统的普适性价值立场日益遭到颠覆和挑战，进而导致各种文化和思想资源的重新排列和定位。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现代性问题，但实际上，中国的现代性经验与西方的现代性经验完全不一样，因此我们不能忽视这种文化的差异性，随便拿西方的现代性理论来解读中国问题，否则必然会陷入错位解读和误读的泥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经一度迷失于西方文论的话语中心体系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话语体验，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极度不自信状态。似乎一旦离开了西方文学或文论话语，我们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就成为了一个学术上的“失语”者。(14)笔者以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着严重的话语缺失症，其根本点就在于我们的学者们过于狂热地诉求西方理论，跟在西方理论的后面依样画葫芦，结果反丢失了自己文化上的“根”。这种“根”的缺失，我以为，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就是身份认同意识的缺失以及对本土文学经验与文论资源的不自信。 随着现代性转型的日益深入，中国本土的文学经验和思想文化资源日益在全球范围内凸显其重要性。而文学理论作为知识生产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为中国文化和思想资源的输出无疑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因此，面对全球化的地球村格局，我们一方面需要有强大的本土文学理论的自信，同时也不能盲目于民族化的狭隘视域，而应当强调视域融合，立足于本土，基于实践来展开全球化的理论对话。我们需要以一种批判性的态度和视角看待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问题，不能局限于对西方文论思想的简单接受和拿来，也不能将之与中国经验的本土化阐释生硬嫁接。我们应当在研究中有批判地展开对话，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而且，中国传统思想的许多观念、命题和思想，无疑都可以在现代性视域下进行重新转化和建构，进而转化当代全球范围内文论话语中的宏大叙事。 从20世纪早期中国国门初开对西方各种思想的引进，到改革开放后对各种现代、后现代文论思想的引进，包括对当下西方最新思想的介绍与跟进等，中国文论学界基本上走的是一条西方文论中国化的道路。也就是说，以西方的文论作为主体，来解释中国的本土经验现象。这是一种基于理论的普适主义，同时在具体使用时强调有所适应性的研究思路。虽然西方思想的引进促进了我国文论话语空间的建构，但理论可以通约的，地方经验却是不可通约，如果在西体中用的过程中没有把握好度，就很有可能导致理论脱离实际，或者说理论先行、理论强制阐释的后果。中国本土的实践经验应当是根，应当成为当代文学理论建构的空气和营养。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和西方汲取各种思想资料作为本土经验阐释的依据，但无论是“古为今用”还是“洋为中用”的理论立场，其中的“古”和“洋”都只是“用”，而只有适合中国土本经验的具体实践，才是真正的“体”。理论必须接地气，要有问题意识，要能解决现实经验中提出的问题，只有这样的理论，才是真正鲜活的、有根的理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