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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个层面上，“物性诗学”在方法论上突显世界范围内的“诗学”研究焦点的转换。众所周知，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诗学关注的焦点经历了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向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的转移；然而，由于“文本间性”过分倚重语言文本，其局限性在于难以将语言文本之外的、范围广大的物和意象(imagery)纳入视野，因而，近二三十年来，文学文化研究的重心又逐渐转向“事物间性”(interobjectivity/interthingness)。后者才真正将“物性”问题推到了理论前台，从而使“物性”问题成为文学研究的着眼点、立足点、方法论和根本归宿。如果说，主体间性的方法论是“有机论”，文本间性的方法论是“语言论”，那么，“事物间性”的方法论则是“物性论”。因此，“物性论”也是作为一种方法论而突显出来的。尽管说，这些方法都强调了“间性”，其间也不乏交叠互渗领域，但只有“物性论”才真正达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祛除，才使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真正处在了相同的“物性”话语的言说平台上，因此，也给文化比较研究开拓了新空间。“物性诗学”的意旨，就像人们所使用的“DNA的诗学”(the poetics of DNA)一样。“DNA数字事实上是一种提喻，以部分来代表生命整体。”“DNA传输的不仅仅是遗传信息或生命编码。它也不只是世间生命发展的进化记录。在21世纪，它已经变成了认识论的、意识形态的和观念的变化的象征武库。”(25)这并不是说DNA是“伪科学”(Pseudoscience)，而只是说明，DNA科学不仅改变人们对宇宙和生命/生活的叙述和喻说方式，同时，这种科学的形成过程也已经渗透了人类的情感的、想象的和诗性的内容。在此认识基础上，当DNA变成人类喻说和叙事的主要参照系时，这个参照系就与“有机论”和“语言论”的参照系之间有了范式上的不同，它更侧重于从“物”的角度来思考宇宙人生，更强调“以物观物”的审美生存方式。 在第四个层面上，“物性诗学”包含着两个彼此交涉相互构成的内涵向度，即“物性”与“诗学”之间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关系。(26)它强调的并不是“物性”与“诗学”作为“既成”领域之间的“外在关系”和关联问题，而是强调这种“内在关系”一定程度上对“物性”和“诗学”发挥着双向的构成作用，即诗学和物性是什么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正是由这种关系(relationship)所“构成的”，这就突出了“关系”的重要性。在这种“物性—诗学”的关系语境中，它一方面从“物性”角度理解和解释文学文化，彰显文学文化的物质性、物质内容和物质属性，突显物质性对于文学文化的构成性作用；另一方面，它同时也从文化/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物和物质性问题，强调物质的诗性内涵、文化属性和历史内容，从而突显文学/文化/历史对于物质和物性观念的构成性作用。两个方面交织渗透、双向互动，物性诗学研究就突出了物质作为文化和文化作为物质的一币两面，强化了物质的文化性和文化的物质性。因此，“物性诗学”“拨用”了“诗学”(poetic)的原初含义(“生产”和“技艺”)，强调“物性”与“文学”之间的相互“生产”关系，突出了“物性”的诗性品质和诗学的物性内涵。所以，就像在“文化诗学”中一样，“文化”和“诗”这两个术语的含义都“被扩大了”，“文化不限于艺术领域或传统所理解的文化。文化的‘诗学’不仅包括其文学文本，而且是通过实践、仪式、事件和结构的意义创造。在这种新的理解方式下，文本不是以作品联系于历史背景的方式联系于文化。文本生产文化。……文化不是用来将文本联系于世界的，因为文化已然是文本、人物、实践和仪式。”(27)同样，在“物性诗学”中，“物性”也是一个通过实践活动的意义创造过程，文学文化不仅构成着这个创造过程，而且已然就是这种实践。 总之，与中国传统的物性观念相互亲和的西方当下的物性批评，强调“经验的发生，缘于某物或物的表征产生的刺激，而其历史根基又在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情境。”(28)因此，“物性”视角，不再是从主体的抽象人性或纯粹精神意识的角度强调经验的重要性，而是从被经验之物及其所处的物质环境审视经验，将缘之而生成的文学看成是“物性的体现”，而不只是抽象人性的“表征”。这种观念转型是“范式论”意义上的，也就是说，它引动了文学观念、原则、方法和价值准则的系统转换。物性认知是一种“具身认知”，它强调认知对身体的依赖性，认为认知是被身体作用于世界的活动塑造出来的，身体的特殊细节造就了认知的特殊性。同时，它突显“构成性”观念，“根据‘构成’主张，身体或世界是认知的一个构成成分，而不仅仅是一个对认知的因果作用的影响。”(29)这也是“元身体学”意义上的认知，是人作为“物”并在物所构成的语境中的“参与式”认知和体察身受。(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