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研究主要以对国外相关成果，尤其是“物质文化研究”著述的译介和引申论述为主，主要有孟悦、罗钢《物质文化读本》、包晓光《物性之维：人文精神视阈下的中国当代文艺》、(14)张进(《活态文化与物性的诗学》、陈珏《清华学报》2011年第1期“物质文化研究专号”；(15)同时，汉语语境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重在发掘中国传统诗学物性观念的著述，如刘成纪《物象美学：自然的再发现》、郑毓瑜《引譬连类：文学研究的关键词》(16)等等，但成规模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尚不多见。 尽管目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已然形成的研究著述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学术成就，然而，从总体研究现状看，已有研究存在着四个方面的缺憾：一是中外物性思想资源的语际会通和比较阐发不够，那些追求“神与物游”、“以物观物”的中国文学和以“感物”、“称物”、“求物之妙”为主旨的传统诗学智慧，尚未得到系统的发掘和梳理，也未能汇入相关问题的全球性言说空间；二是物性批评成果的科技整合和通化融会不足，尽管国外已出现不少有价值的研究著述，但这些研究多受制于研究者各自的学科界限和问题视野，多囿于对物性问题的单一维度的关注，成果之间互不连属，无法应对当前文艺现实提出的新问题。三是对文学物性批评的观念批判和方法反思不够，多数研究并未深入考辨物性问题研究所引发的物观念和文观念的深层变化，尤其是文观念从人性的表征向物性的体现的转变，部分研究分支，如多数“物质文化研究”，依然主要在主客二分的对象化思维方式中展开，有贬低人的能动性而陷入机械论物观念窠臼的倾向。四是对物性批评的话语分析、谱系会通和体系建构不够，多满足于做具体物的“传记”，零敲碎打，不成系统，“各照隅隙，鲜观衢路”，而文学物性的深层问题并未得到系统全面的揭示和阐发。 针对如上研究现状和缺憾，我们试图在全球化语境下，综合运用语际会通与科技整合相统一、话语谱系梳理与方法论反思相结合、批评个案研究与理论体系建构相补充的方法，在中西学、文史哲和教科文统观互证的基础上，考察辨析物观念的演变历程及其与文观念之间的互动关联，挖掘整理古今中外文学和诗学中沉淀的物性思想资源，梳理会通文学物性的学术脉络和话语谱系，建构阐发“与物为春”的文学物性思想体系和理论批评方法，纠正现代以来机械论的物观念以及与之联袂而行的文观念的某些偏颇，进而为新世纪文学实践的发展、文艺学学科建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文学物性批评方法体系的擘划建设提出有益参照。 这一研究当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其一，会通中外文学物性思想资源，梳理物话语的脉络谱系和范式演变，建构文学物性批评的理论方法体系，具有重要的学科建设价值和理论建构意义。其二，强化对文学物性问题和物性批评的科技整合和语际会通研究，克服当今相关研究中的块垒分治和“语际”分裂，具有独特的现实批判和方法论反思意义。其三，挖掘清理文学物性批评的内涵维度，审理剖析其中的思想方法问题，谋划构建与物为春的人—物关系新图景，追求人性与物性的平衡互动，纠正机械论物观念和文观念及相关理论批评的某些偏颇，进而为文艺创作、理论批评和生态文明的擘划建设提供参照，这在当代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 显然，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具有综合性，因而呼唤一种系统化、综合性的研究，称之为“物性诗学”(Poetics of Thingness)，旨在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范式论和取向论等多重问题视野对论题展开体系化的理论建构和深度阐释。因此，尽管“物性”这一术语在汉语语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使用并不广泛，“物性诗学”亦不多见，(17)但这一术语却承载着巨大的理论负荷和研究者的多重诉求，是如下四个层面的整合。 在第一个层面上，“物性诗学”与哲学领域内可称之为“物性本体论”的当代趋势联袂而行。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后期”海德格尔从现象学转向“物”的研究，阐发了一种可称之为“物性存在论”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物性”学说。(18)在科技哲学研究领域，7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科学论开始向认识论范式发起冲击，从而逐步进入了科学论的“存在论”阶段，拉图尔在批判地继承海德格尔物性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有关物和物性的著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本体论视野下，诗学必须做出其“本体论承诺”，即诗学也因之而必须对“物性”问题的解决有所承诺，并以如何通达物性为其最高的价值追求，因而物性诗学即是一种“通达物性的诗学”。事实上，诗学作为一种具有哲学气质的学问，归根结底要受其本体论的制约；同时，诗学也总会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参与到本体论问题的解答。在大视野长时段中审视，可以笼统地说，西方的哲学本体论大致经历了四大阶段：实体本体论、意识/认识本体论、语言本体论和物性本体论，与之相对应的诗学，则分别以实体、意识/认识、语言和物性为其终极问题视野。与此同时，实体论的机械论、“认识论转向”的有机论、“语言论转向”的语言学和“物性论转向”的事物间性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诗学定位自身和认识自我的基本参照系。近20多年来，为了克服认识论转向及其范式的局限，并与主体/客体、自然/社会二元论划清界限，拉图尔号召发起一场“哥白尼式的反革命”或“反哥白尼式革命”(Copernican counter-revolution)，(19)这种“革命”，并不是要从“认识论”回归到“实体论”，而是试图将包括“语言论”在内的多种本体论思想成果会聚于“物”，并从本体论的高度去把握“物性”。因此，“物性本体论”既与“实体本体论”大异其趣，也与消费主义时代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拉开了距离。从根本上说，当下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正是建立在“实体本体论”基础之上的“唯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其根本错误即在于将“物”实体化，对物质与精神作机械地二元划分，将二者对立起来。而物性本体论则旨在克服这种实体论和对象化的思维方式，它更倾向于所谓“后物质主义”。(20)“物性诗学”的意蕴，即建立在这种物性本体论之上，它对“唯物质主义”持一种批判态度，并具有一个因应和反思当下新技术现实的批判精神。因此，物性诗学的本体论承诺，是诗学在当代的一种终极价值承诺，也是它区别于其他类型诗学的最重要的品质和维度。 在第二个层面上，“物性诗学”在认识论方面关注世界范围内的诗学观念的潜在转型。近代以来，西方的各种“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诗学，将文学总体上视为“人性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huamanity)，视文学即“人性之学”，并以其有关人性的各种假定为文学和诗学的立足点、出发点、研究重点和最终归宿。在这种视阈下，人文主义的诗学话语成为近现代诗学的主导话语，这种话语不断将人大写化、中心化、主体化、精神化，甚至“超历史化”和“非物质化”，导致了诗学将任何对象都视为主体心灵的“投射”和“外化”，遮蔽了研究对象的更为丰富多彩的维度。这种局面不仅招致了20世纪以来各种的“科学主义”诗学的批判，(21)也遭到了后现代以来各种“反人文主义”和“后人文主义”从人文主义传统内部发起的有力反驳。这种批判和反驳的焦点，即在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叛和反动，在于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超越，(22)在于反思那种“人性”高于“物性”的等级制。这种带有“反哥白尼式革命”倾向的思潮运动，在21世纪终于会聚到“物性诗学”的问题域中，推动文学从“人性的表征”向“物性的体现”(embodiment of thingness)转型。这个转型声势浩大，方兴未艾。众所周知，尽管文学观念在现代以来处在持续不断的转型进程之中，仅就20世纪的情形而言，始而有“语言论转向”，继而有“历史转向”和“文化转向”，等等，但其文学观念的终极价值依据仍然是“人性”而非“物性”。也就是说，“人”、“主体”和“人性”是现代文学价值的最终依据和终极参照，它设定人性是“自足的”、“内在的”、“独立的”、“超历史的”，不受具体历史情境和物性因素的约束。同时，它也设定“人性”高于“物性”，后者只是前者的点缀或补充，甚至是前者的“投射”。这是一个现代物性观念的大前提、大设定，世间万物和人的活动本身都需要从这个大前提进行解释。对比西方的“模仿说”与中国的“物感说”，我们发现，前者认为人通过“模仿”世界而生存于世界，但这“模仿”的立足点是“人”；后者则强调人的一切感觉、认知和经验都是“感物而动”，“物”才是出发点和立足点。在中国古典诗学中，“物论”于文论而言具有奠基意义。《易·系辞》云：“昔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有研究者指出，“从美学角度看这种‘观物取象’之论，物明显构成了审美形象诞生的坚实背景。”(23)同时，就艺术而言，人们一般认为，艺术表达是艺术家主观情志的抒发，但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物性的根基”却依然构成了“艺术作品最直接的现实”。(24)在古典诗歌中，“言志”总是以“托物”为前提，达情总是以写景为基础。由此，在物、象、情三者之间，对物性的理解而不是对人性的体认，才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