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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淮海文学圈的几大纲维 “文学圈”不是一时、一邑的文学社团、流派的创作现场，而是特定时间段，特定地域内文学活动繁盛的整体呈现。判定一个文学圈是否能够形成，需要考量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在横向上，适当幅员的文学版图，分布相对均衡的文人阵容，以及文人阵容的内部联系，皆是文学圈得以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在纵向上，文学版图较长时间的稳定性，其才人代兴的持续性也是文学圈成立的重要因素，二者缺一不可。从这两大标准来看，阮元在《淮海英灵集序》中所大略勾勒的节臣、孝子、名儒、才士、畸人、列女等文人群体，正呈现出“并世而立”与“世代相继”的气象，这是仕宦、盐商、名士、学人等诗歌群体不断涌现的盛况。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圈”亦可看成各种文学网络关系的地域存在，而一方地域文人之所以能够鼓荡声气，联翩聚吟，主要根植于有序而稳定的人际关系，如姻娅关系，家族血缘，社团聚合，师学传承等。由于盐政的发达，清代淮海地区同时还不乏基于商业关系的文人聚合。 “文化家族间的通婚是一种社会结盟的手段，其姻娅网络在一定意义上既是社会关系网络，也是文学交游的平台和文学群体形成的基础。”[28]152淮海当地著名的文学世家分布多集中于宝应、高邮、仪征等地，如宝应朱氏(朱泽沄、朱彬)、乔氏(乔莱、乔亿)、刘氏(刘台拱、刘宝楠)、王氏(王式丹、王懋竑)；高邮夏氏(夏之芳、夏杏春)、孙氏(孙弓安、孙濩孙)、贾氏(贾兆凤、贾田祖)；以及阮元本人所在的仪征阮氏等。文章世家的内部联姻可以加深各自文化积累、融合。淮海文学世家往往表现为十二邑内部的名门联姻，其中文学圈内一批核心世家的姻亲关系尤为引人注目：宝应朱氏、刘氏，高邮王氏，仪征阮氏等皆有着十重以上的名门姻亲关系。至于县邑内的名门联姻则更为纷繁显著，如清代宝应朱氏、乔氏、刘氏的多重联姻即是典型。今检史料可知，朱克简子朱经娶乔莱女，朱克简女适乔可聘之孙乔崇道，朱经女适乔崇道之侄乔湜，朱经子朱泽代娶刘中从女；朱宗贽子朱彬娶刘家昇孙女，刘家昇本人则娶乔崇醇女。刘师宠长女刘文芳，著有《树蕙轩集》，适乔其绳，有子三人：大椿，大鸿，大钧，皆是淮海当地的著名诗人。 透过纷繁复杂的姻亲网络可以看出，宝应文学世家朱氏、刘氏、乔氏呈现了相互联姻的“三角网络”，这三大文章巨族内部才人辈出，平日诗酒往来，切磋诗艺则更为常见，如朱宗光“虽承家学，尤得妇翁乔剑溪亿指授，性情更挚，诗亦蔼然”[6]丁集卷一，乔亿为宝应诗学世家，著有《大历诗略》《剑溪说诗》等多部诗学著作。 数代多重的姻娅关系使文学世家能够绵延发展，其诗书雅泽往往能延续百年乃至更久，因家族血缘关系而形成的一门风雅是极易直观发现的，父子、兄弟、宗亲皆名列淮海坛坫的例子在《淮海英灵集》中俯拾皆是。上文所提及的高邮孙氏一门堪称典型，再如宝应朱氏，《淮海英灵集》丁集卷一几乎是清代朱氏家集诗选：自入清后第一代的朱克生、朱克简、朱克宣，第二代朱绩、朱约、朱经、朱济，第三代朱泽坛、朱泽况，乃至第四代朱光淮、朱宗光、朱宗贽，皆有作品收录。另外，家族联姻滋生下的甥舅关系在淮海文学圈内同样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如乔莱为刘国黻舅氏，阮亨为焦循子焦廷琥舅氏等。细细寻绎整理，淮海诗人或为宗族同枝，或为血缘近亲，由姻娅关系生成的血缘网络在文学圈形成的过程中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 文人的结社联吟是文学网络中的另外一大纲维。自清初如皋冒襄的水绘园社集始，淮海一地的同人雅集几乎从未间断。“闲闲社”“北湖吟社”“邗江吟社”等广为人知。杰出诗家的涌现以及诗学宗匠的主盟号召，为淮海地区不断催生出新的诗歌社团，这自当归结于清代扬州名宦、盐商各自巨大的文化凝聚力：清初王士禛的诗酒风流远承欧、苏，开启了清代扬州名宦的雍容风雅。孔尚任仕扬之时，与诸遗老往来唱和不绝。康熙二十六年，孔尚任因河事旅于兴化，与当地诗坛名宿李沂、李淦、李国宋、王仲儒、王熹儒等雅会，如皋冒襄、泰州邓汉仪等诗老皆赴兴化访孔尚任，谋举花洲社。此后曹寅、卢见曾、曾燠等盐务大僚的诗文幕府更相递进，总持诗坛，使得扬州府城始终处于一种文人交汇的繁荣状态，扬州及其周边的淮海诗人为之吸引。如曹寅宦扬之时，“淮南名士如王竹村、卓鹿墟、鲍远村、杨掌亭、郭双村、程蒿亭、周确斋、殷蓼斋、萧东田、唐饭山、汪木瓶皆与倡和”[29]卷四，乾隆年间，卢见曾两任两淮盐运使，其“红桥修禊”盛况空前，唱和者多达数千。曾燠任两淮盐运使十馀载，同样弘奖风流，“海内名流归之如流水之赴壑”[30]，淮海诗人如江都汪中、仪征詹肇堂、甘泉黄文旸等皆参与联吟唱和。直至道光年间，调任两淮盐运司的严廷中尚结有“春草诗社”，可看作扬州府城的风流馀绪。从清初王士禛、孔尚任等仕扬名宦，再到曹寅、卢见曾、曾燠等盐务大僚，他们或涵咏上巳重阳，或流连红桥山馆，其诗酒雅集是淮海文学的重要风标，使淮海版图内的诗学坛坫风雅联翩。 此外，儒商巨贾招揽文士也维持着淮海诗坛结社、雅集的繁荣。李斗《扬州画舫录》云：“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31]198儒商凭借其雄厚的财力，以私家园林为悠游吟赏之地，聚集了大批出身基层的文人墨客。如“二马”居于新城东关街，“所居对门筑别墅曰‘街南书屋’，又曰‘小玲珑山馆’，有看山楼、红药阶、透风透月两明轩、七峰草堂、清响阁、藤花书屋、丛书楼、觅句廊、浇药井、梅寮诸胜”[31]90。原本亦儒亦贾的盐商极力营造出城市山林式的人文景观，大多清幽雅致，古风郁然，足以引发文人雅士的趋归。与官署、幕府的荫庇相比，府城儒商的园林雅集对于文人的吸引力或有过之。此类山馆园林往往有着“去政治化”的人文因素，文人的诗文创作也更自在自得。二马、江春等盐商宗主所聚合的是面向整个江浙乃至全国性的文人群体。阮元《淮海英灵集》记载江春：“喜吟咏，好藏书，广结纳，主持淮南风雅。……一时文人学士如钱司寇陈群、曹学士仁虎、蒋编修士铨、金寿门农、方南塘贞观、陈授衣章、陈玉几撰、郑板桥燮、黄北垞裕、戴东原震、沈学子大成、江云溪立、吴桥亭烺、金棕亭兆燕，或结缟纻，或致馆餐，虚怀卑节，人乐与游，过客寓贤，皆见优礼，与玲珑山馆马氏相埒。”[6]戊集卷四可见江春的交游不单涉及兴化郑燮、江都黄裕、仪征江立等淮海诗人，更有钱陈群、戴震、吴烺、金兆燕等江南名士。盐商的招揽无疑为府城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促进了淮海诗人与外地文人的交流。 进一步考察可以看到，盐官与盐商之间也具有紧密联系，颇多诗酒往来。卢见曾仕扬时，“是地主马佩兮曰璐，秋玉曰琯，及张渔川四科，易松滋谐，咸与扶轮承盖，一时文酒，称为极盛”[32]8。这不啻为一定意义上的名利互惠之举，扬州府城文学网络由此愈加稳固，见载于《扬州画舫录》中的府城集会名士不下百人，二马、陆钟辉、闵华、张四科、胡期恒、汪玉枢、方士庶、方士倢等名每每见之，并延伸出巨大的作家网络。 扬州府城之外，淮海文学圈的社集群体在州县各邑表现出多点繁兴，除前文提及的甓湖诗社外，宝应汤应隆、刘兆彭、乔立方、乔大钧、汤襄隆、刘玉麟、乔大鸿称“敦素园七子”；如皋汪之珩与李御，吴合纶、刘文玢、顾  、黄振集于文园，以诗唱和，称“文园六子”。再如女性社团，由阮元、王豫两大家族女眷为主的“曲江亭雅集”，堪称淮海女性诗文团体的重要代表。②无论是达官盐商，名门闺秀或四方乡里，其文学活动、诗社交流皆蔚成风气，经久不衰，以上所举诗人及其相关作品在《淮海英灵集》及其《续集》中大体皆有收录。师生结谊是淮海文学圈中另一大联络枢纽，这不限于辞章之学，亦有从儒问学的师生关系。如江都郭铉玉、郭嗣龄同师事于北湖处士范荃，“荃于文无所不学，以诗古文授九成(郭铉玉)，以时文授述堂(郭嗣龄)。述堂乃守师训，精研宋儒理学，求先正文体，从游者至数百人”[6]戊集卷二。再如泰州诗人李亨衢，“品谊端谨，海陵诸生奉为师表”[6]庚集卷五。古人论人及其文章，必究其师承渊源。淮海文学圈内师生声气相承并传者甚多，《淮海英灵集》及其《续集》中的例子几乎随处可见：“陆震，号种园，兴化人，郑板桥燮之师，有词集行世”[6]戊集卷三，“刘坤，字简卿，号石樵，江都人。学文于魏松隐，学诗于倪永清”[8]巳集卷三，“卞履文，字坦叔，江都翠屏洲人。坦叔为孚升征君哲弟，学诗于王柳村征君”[8]庚集卷五。不少师生情谊历久弥坚，《淮海英灵续集》记载甘泉诗人徐元方事迹云：“春泉(徐元方)与弟云淙游紫芝夫子门下，凡十年，夫子为吏廉，殁后贫甚，春泉教养遗弧，俾成立，今鹤山与哲嗣载之，同领乡荐。若春泉者，可谓不忘师谊矣”[8]庚集卷五，其事迹颇为感人。 薪火相续的师生传承对文学网络的稳定延伸关系尤切，但师生网络非是简单固定的一对一之关系。阮元《胡西棽先生墓志铭》回忆自己的启蒙业师胡廷森云：“元幼时，以韵语受知于先生。先生授元以《文选》之学，导元从李晴山先生游。先生于元外祖林公为挚友，公子妇林氏，元母之侄也。”[33]卷二胡廷森为阮元外祖林廷和至交，并推荐阮元入名儒李道南门下。再如盐商江昉师从兴化大儒任陈晋，与其孙任大椿交好。《淮海英灵集》载：“任公子侍御大椿，以经术品行为公友。天台齐侍郎召南为诸生，鼓箧敷文书院，观察遇之极厚，为观察门人，与公亦以学相长。”[6]戊集卷二这样看来，由师友所辐射而至的网络自非淮海所能拘限，但对于淮海文学圈本身来说，师生情谊是重要的维系因素，“花下论诗师友共，风前把酒弟兄兼”(林廷和《初夏间居次韵》)[6]戊集卷四，师友关系无疑是清代淮海诗群的聚合引力。 整体看来，淮海诗人及其作品自明末起即凸显出特有的地方特征与文学风貌，淮海文学区域化、群体化的“圈内”性质非常显著。一方面，淮海本为文华之地，特别是中心城市扬州府城，其藏书的繁富、书院的设立、名宦儒商的风雅使之成为全国性的文化交流中心，为淮海诗人的交汇聚合提供了场所；而另一方面，自清初以来，淮海十二邑诗人的各自涌现，其内部交流，同声相应使得文学圈又带有了显著的网络色彩，姻娅关系、社团关系、家族血缘、师承关系既深且固，纲维既举，网络必张。梳理出这种种关系，方可厘清文学圈的内部脉络，并究明其生成、濡化的基础。 “淮海”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多重文化共同浸染的复合体。淮海其北为徐淮文化，多悲歌慷慨之雄杰气息；其南为江南文化，世代簪缨下的崇文之风蔚然。淮海本身又融入了徽商文化，以贾而好儒、义利并重而显称于世。这些文化因子与运河文化、海盐文化共同熔铸成了清代的淮海文化。因淮海地理文化上近于江南，学界往往视其为江南文化合论之，而忽略了淮海本身作为多重文化结合体的事实。从历史形成或地域文学的角度来看，淮海一地的创作在清代具备自身特色。就诗歌来说，从清初的遗民群体，到“国朝”诗人，到盐商诗人，再到学人诗歌，其风雅相传可以在《淮海英灵集》及《续集》中找到脉络。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提炼出“清代淮海文学圈”这一概念。这一“文学圈”不是一时一地不变的静态描述，而是以整个清代淮海地区的文学流变、文人代兴为事实的文学视阈，既包含了文学的“小传统”，也涵括了文学“大传统”。具体地说，清代淮海文学圈是以淮海地域文化为骨络气脉，以扬州府、通州所辖十二邑为活动范围，以传统社会中姻娅网络、家族血缘、社团聚合、师承关系等为维系支撑，以各阶层文学活动为表现形式，其中诗人、诗学是最为活跃的部分。 虽然对清代淮海诗歌，我们需要对众多诗人和文本加以考察研究，但《淮海英灵集》及《续集》等总集不应被忽略。当我们据其勾勒出具有漭瀁阔大的水域特色和朴质精实的通壤文化的文学圈时，一个相当完整的清代淮海诗学谱系实际上已经得以呈现。这是文学圈的内核，值得充分重视。关于这一诗学谱系的具体内容，需要讨论的问题很多，本文仅为驺唱引喤，希望能够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