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淮海文学圈”的历史形成 从上古时期的“淮海维扬州”到清代的“淮海十二邑”，淮海地区既有“孳货盐田，铲利铜山”的富庶繁华，也有“泽葵依井，荒葛罥涂”的人烟荒凉，以扬州为代表的“名都”与“芜城”的兴衰轮回不断循环着。钱穆先生云：“瓶水冷而知天寒，扬州一地之盛衰，可以乩国运”[13]162，诚哉斯言。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明亡清兴时的腥风血雨，清代国运承平之后的隆侈巨富，再到近代盐政枯竭后的繁华不再，可以发现淮海一地的盛衰起伏与近世王朝的兴废治乱颇为合拍。在历史的洗礼中，淮海也得以成为一个独特的、超越性的历史文化版图，自立于东海之滨。 早在西汉，董仲舒任江都相就提出了“正谊明道”这一著名命题：“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4]570董仲舒的德行风教播化于淮海之地，“正谊明道”四字堪称儒家道德理想的典范。在学术上，唐初江都曹宪以及李善、李邕父子精研《文选》，尤其是李善的《文选》注本征引繁富，阐幽发微，奠定了煌煌“选学”。南唐广陵徐铉、徐锴昆仲整理校正《说文解字》，“援引精博，小学家未有能及之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从而创立“许学”。宋初如皋大儒胡瑷，时称“安定先生”，倡“明体达用”之学，主“穷经以博古，治事以通今”，开宋世学术之先河。[15]335降及明代，泰州学派风行天下，创始人王艮出身平民，强调“百姓日用即是道”，以启蒙性著称于世。以上历代淮海前贤，究心于安身立命之道，致力于名物训诂之学，或树义立德，或推重实学，于当时和后世影响极大，由此滋育出清代圆通博大的“扬州之学”。 就文学而论，淮海一地同样才人蔚起。如汉末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南朝江总，五代冯延巳，宋代潘阆、秦观、晁无咎等，皆文学史上之名家。明以后的淮海文学创作亦堪称繁盛。明初汪广洋之诗无愧一代开国之音，而宗臣，李春芳、张綖等淮海名流皆能够踵武前修。弘、正间文人刘春云：“维扬古扬州也，为东南佳丽之地。……以今考之，其土俗物产及巨商大贾，星聚井联，诚不减于旧，而其士习之尚文好儒则日盛矣”[16]卷一二，147足见明代淮海文风之兴。入清以后，淮海之间陆续形成了许多创作活跃的诗歌群体，其或为宗亲，或为师友，吟唱题襟，促进了淮海地区的诗歌创作的繁荣。正如阮元《淮海英灵集序》云：“我国家恩教流被百余年，名公卿为国树绩，其馀事每托之于歌咏。节臣、孝子、名儒、才士、畸人、列女辈出其间，虽不皆藉诗以传，而钟毓淳秀，发于篇章者，实不可泯”。[6]卷首淮海文学圈之所以在清代形成，并持久稳定，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地相邻，情相亲。在“淮南江北海西头”的整体格局下，十二邑棋布星罗，淮海大地州邑相邻，府县相望。晚清刘启端《大清会典图》描述了扬州府的整体方位：“扬州府领州二县六，治江都、甘泉，北高邮，西南仪征，西北宝应，东北泰州、兴化、东台。海在府东，北接淮安府盐城县界，为东台县东境，又南接通州、如皋县界。”[17]卷一七二《興地》三四在这样的地理格局下，淮海各邑毗邻相接，相去最远不过数百里。如泰州地处“(扬州)府东一百二十里……东至东台县界一百二十里，西至江都县界三十里，南至通州、泰兴县界三十里，北至兴化县界九十里，东南至通州治三百里，西南至江都县界三十里……西北至高邮州治一百五十里”[18]卷九六。淮海版图幅员适中，水网密布，兼运河、江、海之利。通州所属的如皋、泰兴二邑，“其境皆抵大江。如皋县东亦距海，自掘港东南诸盐场棋布，其间运盐河自泰州东行，经如皋入州界，而东达于吕四场，其联络贯注者为串场河”[19]卷二。这样的地理条件和交通优势为诗人走访交游、唱和切磋提供了极大便利，故较易形成相近的诗学观。如淮海于风行清代的唐宋诗之争甚少染涉，邓之诚先生认为“乃知一江之隔，不为习气所染，实赖诸李(昭阳李氏)、二王(王仲儒、王熹儒)之功。淮扬地近情亲，遂有同风矣”[20]527。另外，从方言角度考察，淮海地区在清代大体属于江淮官话区，扬州、通泰方言交流沟通无碍，在同一方水土共同成长的淮海诗人具有语言和文化上的认同感，这是创作“同声”的人文基础。 二、习相近，学相通。淮海地区民风整体相近，各邑土风亦大同小异。如《维扬志》云：“地分淮海，风气清淑。俗务儒雅，士兴文艺。弦诵之声，衣冠之选，夐异他州”[21]，又载仪征“其民安土而乐业，其士好学而有文”[21]，高邮“人足于衣食，有鱼稻之富，俗多好谈儒学”，泰州“民复敦庞，士还淳厚，有文雅之风”[21]，如皋“民多畏法，士皆读书，征科易集，狱讼简稀”[21]卷一一，等等。可见人足衣食，民风朴野，好儒学文是各邑民风的共性，也是形成淮海文学圈的重要因素。对于士人而言，习相近足以成为“诗可以群”的条件，而学相通则是文学圈的内部凝聚力之所在。这里不得不提及晚明以来影响极大的泰州学派，其创始者王艮宣扬“百姓日用即道”，倡导平民教育，旁涉实用之学，其子王襞亲赴村野市井讲学。泰州学派对晚明以来思想界的冲击极大，其恬退自守，致力于良知之学的启蒙思想，也成为淮海地域文化的深刻印记。东台诗人陆壎《谒王心斋祠》云：“圣道几人成羽翼，良知今已属东淘。”[8]巳集卷二如皋“地接泰州，泰州，心斋王子论学之乡也。遗民馀俗，至今未绝”[22]卷二。心斋之学进一步影响到淮海诗坛，清初“东淘十一子”中如季大来、周庄、吴嘉纪等诗人多为泰州后学。吴嘉纪本人是王艮的后裔孙婿、四传弟子，近代学者直言“野人之诗即心斋之道”[23]。心斋后人王鹤，居泰州，“与黄鳌江，徐草亭，朱云士，缪苍然，张克谦诗文唱和，著《松轩集》’[8]巳集卷三。心斋八世孙王锦，著有《瞻白庐诗》，泰州老诗人黄云以孙女妻之，王锦尝曰：“闭户即深山，何必桃源绝境乃可避俗”[8]巳集卷三，其闭户自守，悠然于学，皆酷似先祖。清代有很多淮海诗人涌现自布衣基层，这一批诗人多安贫乐道，究心于经世、辞章之学；另如宝应乔莱、高邮孙宗彝、兴化郑板桥等身为名宦名士，同样重乎实学，心系民生，都可见泰州学派的影响。 三、人相联，吟相和。“从来淮海盛文燕”(曹寅《广陵载酒歌》)，正是在地缘文化基础上，同时期的淮海诗人往往得以保持紧密联系。同宗同族的一门风雅自不必言，即使是不同州县、年齿有异的吟坛才士也颇注重酬唱往来，切磋诗艺。试举清中叶的淮海诗坛作为例证：乾隆十年，高邮硕儒李基简、兴化李光国等主持创立甓湖诗社，主要成员有高邮陈兆兰、陈桂、宋鸿儒、沈均、李贡、贾田祖、沈锜，时称“甓湖七子”。从人际关系上看，李基简是“甓湖七子”中李贡的父亲，宋鸿儒的表兄，也是贾田祖的业师。李光国为兴化诗坛耆旧，是沈均的舅父，晚年归于高邮，居沈均礐泉书屋。李光国称：“礐泉(沈均)敬余过于师，余爱礐泉过于子，其中臭味，脉脉关通，所谓文章有神交有道者。”[24]608诗社成员以风义相师，史料载陈兆兰“与弟桂及同邑宋鸿儒、沈均、李贡、贾田祖、沈锜结社联吟，时号甓湖七子，咸就正于李基简。兆兰为基简同年生，竟退处弟子之列，其服膺风雅如此”[25]卷四。值得注意的是，贾田祖之贾氏为高邮科举世家，贾田祖本人则是扬州学派先驱，与扬州学派中汪中、李悖、王念孙等文士交游甚笃。以甓湖诗社为中心，还可以溯至高邮三先生(李必恒、殷嶧、孙濩孙)、江左十五子等。若再加以细论，可以旁及更为庞大的诗人网络。淮海诗人“风雅相联”的特质相当显著，而“吟相和”的辞章联翩之盛况也于焉生成。焦循在《覆姚秋农先生书》中写道：“近时文学之盛，在前如陈厚耀、乔莱、汪楫、顾图河、王式丹、张符骧、王懋竑、吴世杰、夏之蓉等，在后则如李悖、汪中、刘台拱、贾稻孙、顾九苞、任大椿、钟怀等，皆宜从其所著书及文集中探而详之。……循所泥首再拜，为吾郡诸英灵请也。”[26]398清代不少地方诗学能够兴盛一时，甚至引领天下坛坫，淮海地区虽不能与之相埒，然亦可谓风雅不绝者。 淮海地区以通而兼容为文化特征，但各邑之所以能够凝聚成为“淮海”，与其内部相对的封闭性、独立性关系密切。从诗人成长的自然环境以及乡土记忆的角度来考察，淮海地区是一个北近淮河，南望长江，东接黄海，西剧运河的版图，这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地理封闭性。但外向相对封闭并不意味着内生动力的匮乏，其中文化“小传统”起着重要作用。如地处江滨海角的泰州与扬州府城、江宁省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虽地处僻郡而内部人文交流频繁。在此地缘文化的基础之上，泰州于清初能远离烽火鸣镝的江南闽浙，而孕育出了遗民诗人吴嘉纪以及东淘诗人群。再如扬州城北的北湖地区，虽隶属扬州府，但水域苍茫僻远。北湖诗人群体的诗文作品表现出了对“隐逸”文化的坚守，甚至流露出强烈的“避世”情绪。北湖李潜昭“足迹不入城市，与显贵之学友不通一札”[27]36。北湖范荃晚年甚至自撰《盟鸥野老传》明志：“人固不知野老，野老亦不求人知也!”[27]37东淘、北湖等诗人群体较为排斥都邑文化与商贾文化，用自身奇崛孤傲的品行与市井尘嚣保持距离。通州地区亦然，如皋冒氏水绘园早已成为南北名士避世交游、韬光晦迹的重要场所。 客观来看，我们可以将淮海地区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以府城、高邮、宝应、仪征等坐拥运河之势的传统“维扬地区”；二是泰州、通州包括兴化、东台、如皋等相对封闭性的“濒海地区”。研究淮海文学圈，既要注意其“通而兼容”的一面，又要注意其“闭塞自足”的一面，如此便能从整体上认知清代淮海诗学成就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