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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淮海”在历史不同时期有着一定的疆域变迁，根据阮元《淮海英灵集》所归纳出的“十二邑”之范围，可以将清代的淮海地区限定于扬州府八邑以及通州四邑。淮海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凭借着“地相邻，情相亲”“习相近，学相同”“人相联，吟相和”等区域人文特征，以扬州府城为中心，以泰州、通州等其他各邑为辅翼，在清代形成了持久稳定的文学圈。淮海文学圈以漭瀁阔大的水域特色，朴质精实的通壤文化以及弘文尚武的雄杰之气卓然特立。自清初至近代，这一地域的诗人一直保持着持久的活跃度，创作成果丰硕，《淮海英灵集》等总集呈现的清代淮海诗学谱系值得充分关注。 关 键 词：清代/淮海地区/文学圈/《淮海英灵集》/诗学谱系 作者简介：马腾飞(1989- )，男，江苏东台人，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清代文学研究；罗时进(1956- )，男，江苏东台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宋元明清诗文研究，地域与家族文学研究。 “淮海”在清代泛指扬州、通州二地，属于历史地理学的概念。淮海地区有着人文蔚焕的历史，其钟毓淳雅、崇儒尚实的地域文化特征，在清代地域文学中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自清初迄于近代，淮海地区的诗歌创作始终能够保持相当的活跃程度，成果丰硕。嘉道时期《淮海英灵集》《淮海英灵续集》《淮海同声集》以及近代《淮海秋笳集》等文学选集相继出现，为清代以来“淮海”地域范围的认定提供了具体参照。特别是《淮海英灵集》及其《续集》，以清代扬州府、通州下辖的十二邑之地为诗学版图，辑录了诗人一千七百馀家，勾勒出了清代“淮海文学圈”的诗学谱系。安介生认为：“如果说江藩所著《国朝汉学师承记》是清代经学中‘扬州学派’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的话，那么，阮元等人主持编撰的《淮海英灵集》及《续集》的出现，与明清时期‘淮海文化圈’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联，甚至可以说，这部诗集的出现，本身就是‘淮海文化圈’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1]今天我们对“淮海文学圈”的探讨，对清代淮海诗歌创作成就的认识，也主要基于这些以“淮海”冠名的文献。 一、“淮海”版图及其文化特征 “淮海”之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淮海维扬州”。作为一个特指的地域概念，“淮海”在汉末已经出现。①如《后汉书》载许邵事迹云：“或劝劭仕，对曰：‘方今小人道长，王室将乱，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广陵。”[2]1510许汜评价陈登时也称：“陈元龙淮海之士，豪气不除。”[2]1239东吴、东晋及南朝均定都于建康，江左一带日趋繁华，“淮海”作为这一区域的代称多见于相关文献。“侯景之乱”后，梁宗室萧世怡(一说萧圆肃)著有《淮海乱离志》四卷，其“淮海”泛指淮南、江左一带的广袤地区，甚至包括现今安徽的寿县等地。 隋唐以降，“淮海”多指淮河以南，长江以北，黄海以西的特定区域，即隋炀帝所云“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3]1151概指的范围。北宋著名词人秦观自号“淮海居士”，为人所熟知，他在《扬州集序》中回顾“扬州”一词的变迁时称：“三代以前，所谓扬州者，西北距淮，东南距海，江湖之间尽其地。自汉以来，既置刺史，于是称扬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而已。”[4]533这里已经不再涉及南北朝时期“淮海”所包含的安徽淮南、寿县的地域。秦观指出了扬州“西北距淮，东南距海”的形势，也使得“淮海维扬州”这一地理概念更为明确。 从史料可知，历史上不同时期，作为文化区域概念的“淮海”与作为地理概念的“扬州”都有着一定程度的对应。上古之时，当古人只能对华夏版图进行简单初步勾勒的时候，作为天下九州之一的“扬州”代指东南沿海地区，这自然包含了古人所云的“淮海”，甚至远及江南、浙江一带更广大地区；经过了秦汉一统、天下车书混一之后，“扬州”逐渐凝聚成为“理江都、广陵二邑”的郡治，那么其地域范围则与“淮海”无直接对应关系，而隋炀帝所云的“淮南江北海西头”成为“淮海”方位的通行注解。非但扬州，通州之地也常以此自况，如清代通州诗人李琪《崇川竹枝词》开篇亦云：“淮南江北海西头，中有一泓扶海洲。扶海洲边是侬住，越讴不善善吴讴。”[5]708由此亦可见“淮海”之与扬州、通州之渊源。 清代嘉、道年间《淮海英灵集》及其《续集》的出现，为清代淮海文化版图的划定提供了重要依据。阮元在《淮海英灵集序》中自道其编撰经历云：“乾隆六十年，自山左学政奉命移任浙江，桑梓非遥，征访较易，遂乃博求遗籍，遍于十二邑。”[6]1阮序中所谓的淮海“十二邑”，即江都县、甘泉县、仪征县、泰兴县、高邮州、兴化县、宝应县、泰州、东台县、如皋县、通州、海门厅。从地理范围上看，这一区域并非某一朝一代所划定的“扬州府”所能笼括的，特别是通州之地的划属使得淮海地区坐拥江海之势。安介生指出：“明清两代扬州府的地域差异主要有无‘通州’之地，而通州处于江海之会，面江背海，形势之地，非常重要。如割去‘通州’之地，对于所谓‘淮海’自然地理轮廓的完整性以及地理环境特征影响极大。”[1]这一观点值得赞同，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阮元“淮海”地域，乃以“江淮之间，东至于海”为基本范围，而清代淮海地区则可确定是以扬州府城江都、甘泉为中心，以宝应、高邮、仪征、泰州、兴化、东台以及通州四邑为辅翼之地；淮海文化是指以扬州的维扬文化为中心，通泰江海文化为辅翼的区域地理文化。 从地理位置上看，淮海地区为徐州、海州向江南的过渡。清初置江南省，扬州府、通州皆名列其中，淮海在文化上与江南大致相近，然十二邑皆地处江北，地理环境与江南自有差异。明儒陈懿典尝言：“海内大势，以江河为界限。故称江南、江北、河南、河北。而淮又介于江河之中，淮扬四郡，以及徐、滁诸州，虽隶于南服，而实称江北。”[7]卷三《抚淮小草序》，680考察江北之“淮海”，水土和盐产是物质层面的两个重要方面，精神层面的“淮海文化”与此也有着紧密的关系。 就水土而言，淮海与江南虽然都具有泽国特点，但江南叠  交映，多山水欸乃之清音；淮海多水少山，整体呈现出云水苍茫的平远格局。在水乡成长的淮海诗人，其思维方式、审美趣味、创作内容等诸多方面与江南文人有所相同，如方觐有《召伯埭上作》：“前年埭上望，湖水白连天。今年埭上望，麦浪青无边。欲寻旧日买鱼处，田家便是打鱼户。记得门前白板船，藕花香里人来去。”[6]丙集卷二全诗读上去似与江南诗人所写无异，“江南”与“淮海”看不出多少差别。不过如果读更多作品的话，还是能品出其中的“淮海味”的——这是一种“盐味”。如张楷《读许给谏修复五塘全疏》：“扬州城南江水曲，扬州城北淮水绿。长海大江势蜿蜒，土肥泉甘称膏沃。由来此地盛繁华，买盐贾客竞浮夸。西北三山好风景，春到游人不到家。”[8]巳集卷二此类描绘水乡平旷、鱼盐丰饶之篇什在清代淮海诗人笔下出现得相当频繁，描写海风峻寒、灶户之劳的作品也在在可见。就盐产而言，通泰一带的灶户海盐文化，与江南文化可谓大异。进一步说，清代淮海一地文化兴盛，本是建立在盐业经济繁荣的基础之上的，通泰为产盐大区，灶户毗邻，而扬州府城则是盐官及盐商密集之处。清代设两淮盐运使司，盐业史上形成了“淮南”“淮北”的概念。“淮北”指以淮安为中心，包括海州(今连云港)等地，“淮南”则以扬州为中心，包括通、泰之地。清中叶，淮海盐业积百年之雄厚，成为该地域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也是最为瞩目的文化符号之一。可以说，海盐文化，是淮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探讨淮海文学圈，既要重视江都、仪征、高邮等传统维扬文化滋养下的人文沃土，也要兼顾通州、泰州等海盐文化的代表区域。 由于北接徐淮、海州，淮海民风带有徐淮一带的粗豪雄杰之气，与稽古崇文之风互为表里，兼北地、江南二者之长，目之为“弘文尚武”亦无不可。扬州府城历代文运昌盛，沾溉周边，以至淮海犷悍之气、尚武之风则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其实我们查阅清代江苏各要员的上疏奏议，在形容淮海民风之时，“犷悍”二字较为常见，如吴文镕曾上疏言：“江苏淮海一带，民风犷悍。”[9]卷五《查明江南武弁运丁被参各款折》铁麟任漕运总督时上疏亦云：“淮海一带，民风犷悍。”[10]230淮海地区的尚武之风，除反映于民俗风尚外，还表现为武举兴盛。根据许友根《武举制度史略》的名单统计，有清一代江苏籍的武状元共计八位，而淮海地区就有四人，其中扬州府三人，通州一人，占全省的半壁江山。这样的文化生态进而影响到了当地文人，清代淮海涌现出许多文武兼备型的诗人。如卓尔堪幼学击剑，挽五石弓。年未二十，从李之芳南征平叛，“为右军前锋，摧坚陷阵，身被数创，犹居士卒先”[6]甲集卷一；再如李岐“性游侠，以老拳名淮海，推为第一，然其状有儒者风”[6]丁集卷四；江都唐绍祖早年入都，宰相明珠延其课子，授经之暇，傍及书射，后见武学废弛，乃躬自诱射，掇高科者，指不胜屈。明珠赞叹曰：“此真文武全才，勿徒以江南名士目之也。”[6]丙集卷二 淮海地区不少武人出身者也有着较高的诗学修养，甚至无愧名家作手之称。对此阮元不无得意地说：“江都浦村张家，甘泉黄珏桥之焦家，即公道桥吾家之阮氏，皆以武世其家，而无不熟悉经史，善诗歌，博学能文。”[11]9可以说尚武英豪之气在淮海地区始终未曾磨灭，中古以来，江南地区的雄杰之气逐渐被衣冠世家的温文尔雅取代，淮海地区则不然。翰墨诗书之泽的加深，依然未能冲淡其本然的“劲躁”之气，文人多豪杰之风。如宝应陶季“不事举业，为五岳之游。北抵燕赵，南浮沅湘，西踰太行，东历海岱，所至辄交其贤豪长者”[6]甲集卷二，这样嵌崎磊落之豪宕文士在清代淮海地区举不胜举。 近代程沧波云：“南通僻处大江以北，由江入海之要道，其人文有异于苏松常镇者，盖苏松文胜于质，而常镇则质胜于文。至于淮扬通泰，文质之外，乃具中原奇旷之气，其人事功文章，每超越于寻常。”[12]78这一分析具体而精辟，南通之人文特征，在清代淮海地区是具有代表性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