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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当然要实事求是，不能简单化，也不能任意为之。与此同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要充满理论自觉和自信，相信“我们也是站在‘当代文化的顶点’上”。[11]几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成绩，与世界舞台上的任何相关学说相比，都是不逊色的。目前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成一门成熟的学科？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系统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规律？又有哪个国家能把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同马克思主义学说联系得如此紧密？没有。只有中国走在这些方面的前列。我们研读一下2015年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会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发展和创新贡献了许多智慧。《意见》在六个主标题下，把具体“意见”归纳为25条，这是我们党在长期领导文艺工作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这些经验和思想结晶，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东西，是做好今后文艺工作的必要原则。 这里重点说一说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中心的习近平的文艺思想。它对当今文艺理论和批评产生了极大影响，预示和展现了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路径和基本趋向，令我们从中窥见“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胚胎、萌芽和蓝图。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讲话》是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受到腐蚀和疏离的情况下讲的，它把当代文艺创作和理论领域遇到的各种问题都提出来了。“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理论研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12]在这点上《讲话》是很突出的。它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氛围，提出的所有命题都不回避矛盾，极具理论现实感；它始终跳动着民族精神的脉搏，自主而自信地揭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文论碰撞与建设中站住脚的根基作用；面对新的问题和现象，它活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谱系中具有赓续和推进的双重效应。理论创新一般总是来自于一些新的不能被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讲话》迎着困难上，认准了历史唯物论文艺观的宗旨，认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认准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文艺的真实期待，以现实依据为起点，以历史根由为逻辑，以人民主体价值为取向，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和中国文艺现实发展两个维度的交集中聚焦思考，从宏观的战略高度谋划布局，对一系列尖锐问题都给出了科学解答，切切实实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大地提升了一步。 《讲话》集中讨论并创造性地解决了许多文艺理论问题。它对我国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时期的文艺状况有清醒的认知，通篇充满了对中国精神和中国元素的发掘，发出的是典型的中国声音，体现的是地道的中国气派。《讲话》说了许多新话，提出许多新命题、新判断。有些内容，表面上看是常规的，如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但由于它紧密结合时代新状况，直面变化了的新形势，因之依然给人以拨乱反正的强烈的新鲜感。例如，《讲话》定义“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认为只有“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结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认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13]这些言简意赅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不仅头一次划清了不同社会制度之间文艺属性差别的界限，而且通过“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的逻辑阐释，通过呼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拆除“心”墙，做到“身入”、“心入”、“情入”，这样就把“文艺为人民”这个老命题提到了更高的层次，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阐释，为人民美学观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说：“马克思认为，重要的不是对理想未来的美好憧憬，而是解决那些会阻碍这种理想实现的现实矛盾。而为人们指引解决问题的合理方向，正是马克思和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14]综合上述因素，我们有理由说，《讲话》确实推动了“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 “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不是一个现成的、固定的学说，它可能会有多种形态，需要集体的力量，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创造。这是当今有担当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构建和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很多，但最主要和最根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从文艺理论发展的逻辑和文艺运动的实际来看，我认为最主要和最根本要解决的是如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进一步阐释清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健康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问题；二是如何进一步阐释清楚未来的文艺创作怎么无愧于时代、能与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协调发展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面临的诸多矛盾问题的轴心。它们之间虽有内在关联，但彼此是不同的论域。这两个问题解决得好，将会成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体系骨架的“脊柱”。 《讲话》总体上可以说就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展开的。它谈文艺如何不沾染铜臭气、不当市场奴隶，又能在市场上受欢迎，要处理好艺术生产和市场机制的关系，不要被市场牵着鼻子走；谈互联网环境和互联网思维境况下文艺如何去拓展与更新；谈文艺作品怎样挣脱“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妨碍与桎梏；谈文艺如何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谈文艺怎样反映好人民的心声并把人民作为主体来加以表现；谈文艺创作如何“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谈要把文艺问题“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谈“文艺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独特作用”；谈怎样汲取优秀传统文化营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谈制约文艺创作“高峰”的因素是哪些，“高峰”作品的出现如何成为可能；谈“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谈文艺产品传播方式和群众接受欣赏习惯发生了哪些变化，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出现带来文艺形态、类型、观念的哪些变化；谈如何加强对近些年出现的民营文化工作室、民营文化经纪机构、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文艺人才和群体的团结、吸引和正面引导力度，等等。这些，严格说来都是从上述那两个最主要、最根本的核心问题中衍生出来的。这些问题，一方面给“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开拓了空间，另一方面也反过来让我们看清了今后文艺理论建设在思想性诉求、价值观维护、历史意识张扬、中国风格建立以及保持主流态势和理论话语权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与任务。这些挑战和任务，对当代文艺学建设来说都是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感的课题。而在这两个最主要、最根本问题方面，我们文论界的研究一直是做得很不够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