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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则是本质属性的规定，用以同其他学派和学说相区别。文艺理论研究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不要冠以“马克思主义”的名号，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是个需要理直气壮进一步去正视的问题。客观地说，“马克思主义业已充分渗透到各个学科的内部，在各个领域存在着、活动着，早已不是一种专门化的知识或思想分工了”。[6]曾几何时，文论界弥散着“马克思主义过去的思想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文体统治，我们致力于文体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专制式的思想统治”[7]的论调，这同文艺理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诉求是背道而驰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应是“浇上了一些折中主义调味汁的无所不包的大杂烩”，而理应“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8]“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9]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来讲，也是如此。它对中国文艺学建设起着引领性和主导性作用，绝对有资格和资质在其体系中发挥灵魂和基础的作用。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果忘掉这个“最根本的理论特征”，故意寻找别的学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冒充马克思主义，甚至把海德格尔或弗洛伊德同马克思结合起来，这在学理上是难以站住脚的。我们应该扭转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那就是割断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历史，完全否定辨证唯物主义，肆意曲解历史唯物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旧哲学的复辟，反对在它的基础上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主张或建议用人本主义本体论、世界观来取代它的位置。[10]这种倾向的后果将是严重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也表示，它跟“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是有原则区别的。 这样，以“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三个词结合在一起来修饰的文艺学，就注定是一个新的理论形态，并且全方位地规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未来。 那么，“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同先前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何不同呢？如果我们不是咬文嚼字，而是从本质上看问题，那就不难发现，“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发展，它们是一派相承、与时俱进的。应该看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是一个过程，它会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可能停滞不前。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其中就包括着从内涵与形态上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意思。所以，“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同以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比，主要是一种理论侧重点和形态转变上的区别，是发展不同阶段和特征的区别，把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不妥当的。 当然，用“中国的”和“中国化”来界定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还是应当承认它们之间是有差异的。我认为，一般来讲，“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被中国所继承和化用，中间是有丰富和发展的，但与“中国的”相比，后者则更强调其原创和更新的因素。“中国化”注重原有理论同本土实践的结合，“中国的”强调的则是这种结合中的升华和生发，产生新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有了近百年的历史，它经历了一个“传播”、“融入”、“结合”、“提升”、“波折”和“再提升”的过程。先是使它在中国被了解、被具体化，接着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使之带上中国特点，继而使自身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并努力创造出一些新的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提出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就是想指出，到了当今的时代，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新良性互动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应当逐步从“中国化”阶段迈向“中国的”阶段，从而实现一次文艺理论境界的大幅度升迁与飞跃。或者说，我们不仅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的结合，实现文论的民族化形式，而且还要有自己的理论贡献、理论创造，有更多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化的东西。质言之，就是用中国理论回答中国文艺问题，用中国话语解读中国文艺道路，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说汉语，让它更好地适应新时代、新实践对文艺提出的新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化”和“中国的”虽一字之差，但它们的创造性和含金量是不同的。“中国化”与“中国的”两者之间，固然有内在的血脉关联，但彼此确有理论生长状况与形貌内涵上的差别，后者应是在前者基础上的更高层级的理论升华。这种升华，过去就曾经有过。譬如，毛泽东文艺思想，就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中国发展到新阶段也做了有力的铺垫和推动；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则可以说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诞生提供了雏形，做出了示范。由此可见，构建和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具备了条件和基础的。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看待我国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成分？哪些成分能成为建构“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组成部分？哪些需要加以改革、补充和创造？如何把握和呈现新的时代精神、用何种叙事形式来讲述中国的经验？叙述的历史动力和价值取向是什么？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领导权的建设？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融入新的文艺理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究竟该有怎样的文艺和文化理想？等等。这些问题，都为建构“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提供了宽阔的空间和契机，也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提供了核心主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