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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先生《诗经》研究的特色 华先生《诗经》研究的突出特色有二：一是留意政教，注重《诗经》的思想性；二是常以诗家眼光、从文学创作的视角来论析问题。 华先生出生于上世纪初，幼入私塾，青年时期曾师从钱玄同、曾广源、高步瀛（阆仙）、俞平伯、高亨等名家，深得诸师赏识，受到多方面的学术训练与文化熏陶。他有着传统文人学士修齐治平、救世济民的情怀，作诗填词常寓刍荛之言，效献芹之意[53]。此种情怀也融贯于其学术活动之中，《诗经》研究当然也不例外。他非常重视“知人论世”，强调从政教方面来把握《诗经》丰富的思想内涵，说“观于古人佳篇巨制，核诸当时国势民情，蛛丝马迹，可以察知”[54]。又说“读《麦秀》之歌，讽《黍离》之诗，则知殷周政移，民情哀怨，其哭也有歌，其伤也有怀，故岁之丰歉，政之得失，风俗之厚薄，人民之苦乐，皆可于诗歌见之。……故王道盛则大雅兴，王道缺则小雅起，王道衰则变风变雅作，王泽竭则诗亡矣”[55]。这些话语着眼于诗歌与政治兴衰的内在联系，字里行间，似乎也体现出华先生深切的经世致用之心。 在论析《小雅·节南山》篇时，华先生将此诗的创作、传播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周幽王时，太师尹氏当政，民怨沸腾，大夫家父作此诗以刺其恶，并责其改善。可见此诗关系国政甚明。向使尹氏改恶从善，幽王抑或转危为安，则刺诗转而为美，犹苦药转利于病。此诗虽不见用，风义犹存。好在当时文禁不严，犹得保存至今。后世文网细密，动则株连，求如本诗之署名直刺，肝胆相照，百不一得，诗道于是乎微矣。”[56]所言甚是。作诗刺恶，藉诗歌以改善政治，本是《诗经》“题中应有之义”，《国语·周语上》曾提到“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57]，说明这是周代曾实行过的、为朝廷上下所认可的做法，也难怪去古未远的汉代人能以《三百篇》为谏书了[58]。 华先生重视《诗经》的思想性，他对那些言不及义的说解是有所批评的，例如，他在分析《鹿鸣》诗旨时指出：“小序只言‘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这样轻轻带过，不见重点突出，尚未十分允当。”“自朱集传谓《鹿鸣》‘此宴飨宾客之诗也’，下文意义不够突出，于是说诗者多从之，只谓此篇为宴会宾客之诗，而不涉及宴飨目的，反而断言没有思想性，未免唐突前人。”[59]他特别看重那些“发扬正气、引人前进”、“歌颂清廉、反对邪恶”、“争取革新、反对保守倒退”的作品[60]。他称道《豳风·七月》“大量保留人民口语和民歌特色，使人清楚地听到当时被压迫人民的语言和声音”[61]；说《周南·芣苢》篇“劳者歌其事，又出以愉快心情，便有积极鼓舞之意”[62]；又说《周颂·载芟》“反映在生产中一片欢腾愉快的景象，令人奋发鼓舞”[63]；谓《小雅·皇皇者华》“是外出采访的使臣的自我抒情，表现了他们为其本职工作积极热情，专心致志，不计其余”[64]；赞扬《大雅·常武》中描写的战争，“是为正义而战，诛其君而吊其民，师出有名，故兵不血刃，徐淮归义，人民喜悦，故歌颂之”[65]等等，都颇具代表性，读来让人受到某种陶冶、激励与鼓舞，精神为之振奋，思想为之开朗，内心产生一种积极奋发的力量。 对《诗经》中某些带有政治意味的问题，华先生也会予以探讨。如《七月》诗末章的“献礼祝寿”，华先生议论道：“奴隶能为奴隶主上寿，有三种可能：其一，在奴隶制社会发展时期，奴隶群中分化出上层分子，献礼祝寿都由此种上层分子承担。其二，阶级矛盾有两重性，即斗争性与同一性。斗争性是经常的，同一是暂时的，是即对立统一规律。统一也不等于没有矛盾。献礼祝寿只是矛盾暂时统一的表现，如永不统一，永远成为针锋相对的对抗性矛盾，那么，生产也就不能进行了。其三，本篇零碎的歌谣出自劳动人民之手，而编写加工的人，则属于奴隶主阶级，他在编写时可以按本阶级的需要加工。”[66]华先生这番话，完全合乎唯物辩证法，然而须知，这样的认识在左倾思潮盛行之时，是很可能被贴上“阶级调和论”的标签的。 华先生的诗词写作经验，使他有着一般学者不大具备的眼光及视角。《诗经》产生年代久远，一些篇章个中奥蕴，非有文学创作及鉴赏的体会、运思揣摹的功夫，真的不大容易了解。比如说，华先生推断《七月》诗“乃是收集许多流行的农业节令歌谣词句编纂而成的”，他提出的理由，多从诗歌创作的角度着眼：（1）《七月》诗中的词句，多不衔接。如二章“九月授衣”下，接“春日载阳”。三章“八月萑苇”下，接“蚕月条桑”。六章“十月获稻”作酒祝寿下，接“七月食瓜”，显然是编纂的，不是创作的。我们一般人作诗，谁也不能这样地颠倒次序。（2）本诗的词句，往往和别的诗互见。如一章“馌彼南亩，田畯至喜”，别见于《小雅·甫田》和《大田》二诗。又二章有“春日迟迟，采蘩祁祁”等等，这可以看出本诗是编纂而成的。（3）农业节令歌谣，大约都是积累多少年的经验编成的。由经验找出规律，由规律编成歌谣，不知需要多少年才能编成一个，而本篇一连串地提出来许多的农业节令歌谣，可知原歌谣的作者，不应该是同一时代的人。（4）诗中有“同我妇子”、“跻彼公堂”等句，当然都是男人的口气；又有“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这样的思想感情，必定是当时女人的生活实践所反映出来的，直接认识这个实践的必定是女人，首先唱出这个歌谣的也必定是女人。男子只能是间接的认识，转手的编写罢了。华先生最后总结道：“由此可见，这篇诗是许多劳动农民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作成了歌谣词句，被诗人集中编纂起来的，并不是诗人一人自作的。”[67]华先生从诗歌编创的角度入手分析《七月》诗，从而很好地说明了此诗中存在两种历法的原因，解决了前人未能完全解决的学术问题。 又如，关于《周南·卷耳》的抒情主人公到底是谁的问题，或以为思妇，或指为征人，或视为两面抒情。华先生提出：“我尝读温庭筠《菩萨蛮》：‘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上片）。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下片）。’张惠言《词选》解曰：‘江上以下，略叙梦境。人胜参差，玉钗香隔，梦亦不及到也。’这样解为难得而又得到的梦境，不仅畅通上下文意，却又揭示出深锁金闺中人的襟怀。《卷耳》的二、三、四章对第一章的衔接，也应以前文女主人公的梦境开始，三章无不畅通。这样，在抒情上可由女主人公贯彻始终。在表现手法上，或显或隐，执著一致。”[68]完全是从创作角度抉发文心，不仅确定了诗篇的女主人公为抒情主体，而且能让读者藉此获得更为丰富的审美感受。 类似的还有《关雎》篇。华先生认为，“《关雎》是一位有品德的文士对一位有品貌的女子求婚，又得成婚而作的抒情诗，不是诗人的客观叙述” [69]。他举出三点理由以明之：（1）文士当然能自为诗，文士而有德当可自称君子，这在《左传》《荀子》中其例甚多。（2）“求之”、“友之”、“乐之”三词之求、友、乐皆及物动词，皆发自君子及于淑女，显示第一人称的口气，即作者君子自己的抒情。（3）仔细玩味“悠哉”二句，抒情深刻，应是源于生活，是作者自身感受之语，非客观描写之语。古人说《诗》，常偏重训诂而忽视辞气，华先生这类论析有纠偏之功，有助于我们从文学艺术角度来理解、欣赏《诗经》。 华先生于“美刺”之作之外，又特别拈出《小序》中曾提及的“闵”类诗作[70]，将《诗经》中的美（颂）诗、刺诗、闵诗三者并列。何谓“闵诗”？华先生解释说：“如《王风·黍离》之‘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鄘风·载驰》之‘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是意有所闵而闵之，以为世之声援也。”[71]应当说，这是华先生的理论创见，是对汉儒“美刺”说的发展。 华先生论《诗》，特别注重真情实意，他说“细考诗三百篇，无一不由情意激动，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故诗人不为立名而作诗，不为必传而作诗，乃为情意激动而作诗。故信手拈来，自然精警，只有情意而无题目也”[72]。他的许多《诗经》研究文字都富于文采，鉴赏之作更是笔锋常带感情。《小雅·十月之交》七章云：“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华先生赏析此章，写道： 这是诗人倾诉自己在皇父政权高压下的态度与心情。有些说诗者以为这位诗人最后屈服软化了，听天由命了。我的认识恰恰相反，这位诗人正在作韧性的斗争。你听，诗人说了：“我且黾勉以从事，不敢宣布我的忧劳，我虽靡罪又靡错，还有谗人说我孬。……”在反动势力高压下，若不能随屈就伸，怎么能存在？不能存在，又怎么能继续战斗？其实诗人的“不敢告劳”暗藏着万苦千辛，和当时所有老百姓的灾害，同出一源，所以能同呼吸共命运，这灾害之源，尽人皆知不是自上而下的天灾，而硬是出于人祸，人民不敢当面斥责，却能指背痛骂——皇父该死[73]。 字里行间，蕴藏着华先生诗人式的激情，鼓荡着一腔难以抑制的郁勃不平之气，令人过目不忘，甚或心潮涌动，感慨万端。 华先生强调译《诗》应力求做到“信、达、雅”，他的译文不仅贴切原意，接近原诗的风味情调，而且音韵和谐，读来朗朗上口。例如《东山》诗之末章：“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华先生译为： 我往东山去作战，长年累月不得还。 我幸从东向回转，偏遇濛濛阴雨天！ ‘据说黄莺飞时候，黄莺亮翅人成偶。 她呀她已被娶走，喜车花马一大溜； 她娘为她结佩巾，应有仪式般般有’。 她的新人多快乐，她的旧人可怎么活！”[74] 要之，华先生在《诗经》研究中意欲发扬优秀的《诗》学文化传统，踵武前贤的学术理想，自身又具有诗家的才情、颖悟力，故能表现出上述两点鲜明特色，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