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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楚居》与楚辞研究三题(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 代生 参加讨论

    三、楚人的来源和楚文化的形成
    楚人的来源是考古、历史学界探究已久且极具争议的课题。如王光镐先生指出,“就大的来源而言,有谓楚族出自北方中原的,有谓源自东方淮夷的,有谓来自西方族类的,有谓原本就是南方蛮民的,可谓东、南、西、北方,一应俱全。……不同主张纷然杂陈,已使楚族的族源成了楚国历史上最复杂莫辩的问题之一。”(13)研究楚辞,也必须弄清楚人的来源,才能更好地了解其中的文化背景,由于争议纷纭,楚辞学者在研究时往往直接采纳对自己论证有利的说法。周建忠教授主张楚辞学者参与到相关考古学文化的讨论中来,他对楚民族来源的各种说法进行了总结:
    相比较而言,“西来说”最不可取,既无文献依据,又无考古证明,所以大多数学者不予采纳。“东来说”有较早的文献依据,但与考古发现相悖。……而“土著说”与北来说,均有文献依据与考古发掘支撑,具有一定的理由与依据。(14)
    《楚居》一篇,涉及楚人的来源问题,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看法,清华简整理者李守奎先生主张楚人先祖自西而来:
    首先,《楚居》中季连的事迹和《山海经》记载楚人其他先祖事迹一样,都来自神话传说,《楚居》是对神话传说的加工。第二,《大荒西经》中所记可能是楚人对其先祖曾在西北活动的遥远的记忆。楚人先祖可能自西而来,逐渐南移,至晚在西周初年,就迁徙到了丹水和汉水流域。随着楚人的迁徙,这些山水地名也被他们带到了新的居住之地。《山海经》中《中山经》大都详实可考,有些应当是战国楚人的实录。(15)
    楚人西来的说法,姜亮夫先生曾根据对楚辞的研究而提出,他认为:“西方则是追念祖先、寄托情感的地方,因为楚国的发祥地在西方。……高阳氏来自西方,即今之新疆、青海、甘肃一带,也就是从昆仑山来的。”(16)从楚辞来看,确如姜先生所说,屈原在很多地方都提及了西方,这里是他的“归宿”,这是我们绎读楚辞时能够深刻体会的。李守奎先生据《楚居》提出的观点,恰与姜先生所言一致。最近,江林昌先生又从神话与考古学的结合讨论中,论证了楚人西来的路线等问题(17)。虽然学界尚有不同意见,但可以看出,《楚居》为我们提供的楚人的来源资料,还是有一定倾向性的。
    《楚居》还记载了季连与盘庚后裔的婚姻关系,这是楚民族与商民族产生的联系。据此,黄灵庚先生指出:
    楚人的先祖是东方的帝颛顼高阳氏,所以楚文化和商文化比较接近,楚人先祖季连……,是殷商王家盘庚的赘婿,以故楚文化与商文化多所相同,若兄死弟及而不传嫡子,若楚王如同殷王屡屡迁都、都无定所,若楚俗尚赤、尚左、尚东、尚凤贱龙等等,皆楚因承殷商礼制也。(18)
    黄先生认为楚人先祖在东方,即同意楚人“东来”说;他又从《楚居》所载殷商与楚人的姻亲关系讨论楚文化的来源,意在说明楚文化中具有的商文化因素,见解新颖。
    《楚居》记载的这段婚姻关系是否真实存在?李学勤先生认为根据《诗·商颂·殷武》篇,武丁“奋伐荆楚,深入其阻”,殷墟卜辞也有不少南征的记录,“这一时期商朝的势力影响及于南方这一带地区,应该就是盘庚之子和妣隹传说的背景。”(19)李守奎先生认为“《楚居》中有关季连的事迹人神参半,真伪参半,本是传说,就不必处处落实,所谓的季连见盘庚之子也就未必是实有其事。”(20)
    就《楚居》而言,我们赞同两位李先生的观点,这是楚人故意拉近与商人的关系。退一步讲,即使楚民族与商民族存在着婚姻关系,也不能求之过深。楚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原王朝都发生过密切的联系,不能把一次婚姻看得太重,上引黄先生认为楚人兄终弟及、屡迁、尚左、尚赤等“皆楚因承殷商礼制”,甚至认为“以故楚文化与商文化多所相同”,笔者以为多有牵强之处:商民族和楚民族在早期发展中都是以游牧为主要方式的,而依据《史记·匈奴列传》、《后汉书·西羌传》等文献所载古代游牧民族的情况,他们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逐水草而居”,故而屡屡迁徙;为了保证族群的战斗力与凝聚力,实行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而尚左亦是少数民族的一种崇尚,如“披发左衽”等等,将游牧民族的某些共性归之于商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实不能成立。黄先生此说是对出土资料的过度“引申”。
    《楚居》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因时代发展而不断迁徙的楚民族,楚民族文化的特点,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迁徙的过程中形成的,即由西部始源地迁至中原地区,再由中原地区南下,在多次的徙居过程中,吸收了中原夏、商、周民族的文化,同时也浸染了南方诸土著民族的文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今天,我们从众多的战国楚简中仍能体味楚文化的这一特点:既有对中原文化尤其儒家文化的保留,还有笃信神灵等巫文化的痕迹。
    还需要说明的是,出土文献以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是,就单篇或某个问题来看,它的史料价值并不见得比传世文献更大。在当前的研究中,存在着以出土文献为“最高权威”的现象,不少学者比附甚至肆意修改传世文献,这种做法并不妥当。出土资料与传世资料构成的“二重证据”,切不能仅以出土资料为限,并“过度分析”。有关《楚居》与楚辞的结合研究也应是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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