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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引诗：士人最方便、最有依据的议论政事——文体从文学空间进入政治空间 所谓“诗言志”，即《诗经》之作本都有确定的意义指向。历史上对《诗经》之作的意义指向有不同的理解，但认为其有确定的意义指向，是一致的。 先秦贵族阶层，对“诗”应该是熟习于心，古代“诗”本为官方教材，《礼记·文王世子》载“春诵、夏弦”为贵族教育的内容之一，郑玄注：“诵，谓歌乐也；弦，谓以丝播诗。”孔颖达疏：“‘诵谓歌乐’者，谓口诵歌乐之篇章，不以琴瑟歌也；云‘弦谓以丝播诗’者，谓以琴瑟播彼诗之音节，诗音则乐章也。”[8](P1405)《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所说的太子教育，有“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之语[17](P191)。古代的教育制度使诗得以普及化。而士人对“诗”的熟习，又是经过了“赋诗言志”的训练的。春秋时代诸侯士大夫常在各种社交场合朗诵《诗》，以《诗》句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感情，这就是“赋诗言志”；对于听诗的人来说，可以通过诗歌来观察赋诗者的意图。《左传》中记载的赋诗就有七十馀次，主要是现成诗歌的运用。因此，如果不懂诗，要被人轻视的，如子革问倚相关于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周穆王周行天下之事，而倚相不知，于是子革断定倚相焉能知远。[16](P2064)在外交“赋诗”的场合而不懂诗，要被人笑话的，甚至要出乱子，《左传》中例子很多。 引“诗”论政在传播效应方面有着优势，一来士人对“诗”本来是熟习于心的，出口成诵而易于表达。二来“诗”本身就是以讽诵来传播的，且“诗”本来就具有诵美讥过的政治功能。《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17](P4)“听政”就是通过听诵美讥过的话语来治理政治。郑玄《诗谱序》：“《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之道放于此乎?”孔颖达《正义》曰：“谓诵美讥过之诗，其道始于此，非初作讴歌始于此也。”[20](P262)歌是自由抒发阶段的产物，诗则是诵美讥过。引“诗”论政，以有所依据而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但是，有确定指向意义的“诗”怎么论证随机产生的时事政治?于是就有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的引“诗”论证的方法[16](P2000)。即引“诗”称说己意可以不顾全篇而只取其中的一段或一句，而且又把本为作诗的“比兴”用于解诗，如《论语·八佾》载：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21](P2466) 由“素以为绚兮”引发“绘事后素”，再引发“礼后”为“仁”，“断章取义”以其有简短的引用而又灵活的解说，顺利实现政治论辩。《左传》中有不少引“诗”论政的具体事例，如： 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大子忽辞，人问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16](P1750) 郑大子忽以“自求多福”拒绝了与大国的婚姻。又如：狄人伐邢，邢以简书告急，管敬仲以《小雅·出车》“岂不怀归，畏此简书”言于齐侯，于是齐人救邢。[16](P1786)士蒍以《大雅·板》“怀德惟宁，宗子惟城”，称只有修德才能巩固公子们的地位，又何必修城?[16](P1794)晋楚交战，楚孙叔敖引《小雅·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启行”，称应该抢先出击，于是取得胜利。[16](P1881) 孔子多有与弟子讨论《诗》句的情况，《论语·学而》载：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21](P2458) 诗句脱口而来，随意用以论证。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引诗的例子，如《庄子·外物》载：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颊，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22](P400) 这虽然是对儒家的讽刺，但也说明引“诗”说事的风气。 在“断章取义”解说“诗”的基础上论政，把“诗”切割成“章”“句”，既易于出口成诵，又比较容易切合随机产生的时事政治，“诗”正以其非常态形态，实现了论证的目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