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盛唐士子大多是随着南北朝后期社会结构的改变而产生的新兴政治力量，其文化心理中积淀着传统知识分子“士志于道”“以道自任”的价值取向，因而他们大多以“致君尧舜”为政治理想。但是由于庶族士子尚处于新生期，他们身上不但尚留有春秋战国以来“士”的先天性弱点，也未能克服作为新兴政治力量所不可避免的政治上的不成熟性(78)，这也使得他们在追求自身政治利益、实现政治理想时往往受挫。 儒家经世致用的人生哲学，是历代士子的安身立命之本，但它对政治理想的设计，又与重道德伦理之修养紧密相关，是以“仁”的境界为一生终极目标。先秦儒家总是提倡以“仁”为“政”，这就导致了后来儒家的政治思想大多注重对伦理的教化作用，对个人自身修养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外在的事功。这体现在盛唐文士身上，便是重“文学”、重“礼义”，而少“吏治”才干。尽管盛唐文士在申述政治理想时都自视甚高，以“致君尧舜”为一己之求，也曾强调他们能“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不过大多缺乏能适应封建集权体制高度发展时期从政的才能。诚然，张说、张九龄对“开元之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们是在武则天时期培养和选拔出来的，当时仅有文学而无政事，是很难跻身上层朝臣之列的。因此，他们二人除了具备文学才华，同时也有一定的经世治国之术。(79)而开元时期科举出身的文学之士，由于玄宗喜好粉饰太平，张说大量提拔文士，其中一些人也因文学才华而做到中书舍人一类的高官，因而“掌纶诰”、替皇帝起草诏书，便成为大多数文士一生所期盼的最大荣耀和最终理想。如杜甫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政治理想，他一再强调的“事功”则是“奉儒守官”，意欲承“先臣绪业”，以文学见知于圣上，他在仕途遭挫时虽然也曾对儒家不恭过：“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但是，他仍“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祭远祖当阳君文》)。可以说，是儒家重自身修养而轻外在事功的传统，桎梏了盛唐不少文士。因为在科举制度下，尤其是初盛唐之际渐重诗赋之后，进士和以进士为鹄的文士们普遍“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80)，“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81)。由于当时大多数文士不太精研历史和治术，他们对政事自然也就不太内行。而开元中期以后，政事日益纷繁，边境日益紧张，原先的一些制度需要调整，不少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都是当时大多数文士所无力也不愿解决的。因而，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平心而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初盛唐重“吏治”才干的一派官吏显然较少文学之士的空想和天真，狄仁杰、姚崇、宋璟乃至李林甫等人，在主持朝政期间，对各项制度进行调整，使唐王朝的繁盛达到了顶点，政治事功不可磨灭。也许这也是唐玄宗最终弃文士而重用“吏治”一派的一个潜在因素吧。 其次，盛唐文士作为新兴的庶族士子群体也存在着自身的政治文化弱点，这是由其历史局限性决定的。隋唐之际产生的庶族士子，无疑比魏晋南朝士族子弟具有更为强烈的参政意识，但他们在政治上又表现出“独立意识”的丧失。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南北朝后期，士阶层均未与皇权完全合流，但隋及唐初科举制度的推行，使得在政治歧路上摇摆了一千多年的士阶层开始与封建专制政治合流了，使得士阶层摆脱了以前忽而是“公卿、大夫、士”中的“士”，忽而是“士、农、工、商”中的“士”那样若即若离的尴尬地位，此时的士子大多盛谀“王者无外，谁为方外之臣；野无遗贤，谁为在野之客”(82)。杜甫每以“杜陵野客”“野老”自卑、自贱，盛唐隐士们亦不敢废君臣之大伦，“致君尧舜”更成为时人的口头禅，都标志着此时士子对先秦儒家所持“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一古老观念的彻底放弃，丧失了士阶层应有的政治独立意识。因而，他们在追求政治理想时，就不能不受皇权意志的任意摆布，容易成为封建国家政治机制中的牺牲品。(83) 而且，为了保持君权统治的稳固性，唐代统治者一方面必须平衡社会各集团之间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防止个别集团冒进，独享政治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统治者还要利用具有不同政治特点和治理能力的官吏。有唐一代，朝廷利用科举擢拔庶族士子又不排斥旧士族、新勋贵，即是出于平衡各集团利益的政治目的。具体到盛唐时期，所谓的“吏治”与“文学”之争，实际上也主要是玄宗本人根据政局变化交替利用两派官吏所导致的结果。开元前期，玄宗重用姚崇、宋璟和张嘉贞等人，是“重吏”，意在用这些直臣、干才来纠正武后、中宗、睿宗朝腐败、混乱的官场秩序。开元中期，玄宗重用张说，贬去张嘉贞，是他在政治上转向“重文”“尚文”的表现；同时，玄宗又开始追求物质享受，遂重视财政，于是他在重用张说“右文”的同时，又起用了宇文融推行“括户”，使经济有所起色，国力大增。开元中后期，张说的继承人张九龄，与宇文融的后继者李林甫，互相倾轧，二人及各自所代表的朝官派别，在官场上也就时有浮沉，此消彼长。整个开元时期和天宝前期的朝廷政治生态及其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唐玄宗对“文学”与“吏治”这两派官员都难以完全割舍的心理。 因此，盛唐诗人在作品中所发出的“盛世悲鸣”，就不仅仅是由当时的一些具体历史因素引起的，也具有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深刻的文化意蕴。它反映了封建社会高度集权政治下，新生的庶族文士主观和客观、理想与现实的明显反差和强烈冲突。不过，正因为盛唐时期存在过诗人们对政治理想的热切憧憬、积极追求，而后又纷纷遭挫，并最终失落这一心路历程，又有盛唐诗人们开始对自身政治命运沉浮的感性认识，后来的文士们才有了对“道”与“术”、“才”与“命”甚至“君”与“臣”关系等必须面对的切身问题，作进一步思考的历史材料。中唐韩孟等人“不平则鸣”的创作观念的提出，元白等人对李杜坎壈命运的同情，后来元明时期文士，一方面对开天盛世美化和憧憬，另一方面又对“明代”遭弃的盛唐诗人的悲声有所共鸣，都从正反两个方面透露出他们对自身遭际的徒叹无奈和黯然神伤。因为直至明清，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都仍然未能跳出封建政治文化体系之外，仍是在“尊君卑臣”的牢笼中挣扎，其政治上、文化上的最终的悲剧命运就难以避免。由此观之，盛唐文士政治命运的悲剧，乃是隋及唐代中前期新旧社会结构剧变时士人群体旧悲剧的尾声，新悲剧的序幕，对后来的封建文化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我们今天还是一味强调和关注开天时期诗歌中所反映的“盛唐气象”和“盛唐之音”，忽视对同时存在的“盛世悲鸣”的研究和思考，又怎能认识到盛唐一代文士为实现政治理想所走过的痛苦历程的深层文化意蕴和重要历史意义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