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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融通与超越：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理论意义 从巴赫金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杰姆逊、马尔库塞，他们都从不同层面吸收了形式主义有益的理论元素，使马克思主义批评得到发展。这种对话和发展改变了形式主义文论局限于语言文本研究的单一性理论困境，也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找到了与审美形式研究相融通的理论路径。巴赫金曾说：“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与形式方法是在它们共同的主要问题和最为迫切的问题——特性鉴定问题的基础上相遭遇并发生冲突的。”(15)形式主义文论所重视的文学语言、结构、句法、叙述等审美形式要素研究必然面临社会语境与意识形态批评的压力，而马克思主义批评要想避免偏重文学外部研究的理论责难，就得时时回望文学审美形式研究有哪些有价值的理论特质值得汲取，这两方面的辩证考虑最终指向的，正是巴赫金所说的文学研究的“特性问题”。巴赫金意义上的“文学特性”问题，并不意指一种封闭的形式观念，而更多地体现为文学作为社会文化整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美学阐释价值。在这个问题上，既要警惕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历史决定论”的弊端，更要避免形式主义的“方法论优先权”的尴尬。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正是呼应了这一深层次的问题，从而体现了一种深刻的理论反思意识。马克思主义批评将会更有效地根植在“历史”与“形式”缔结的文化“原形式”之中，这也正是巴赫金心目中理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批评”。(16) 从20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角度看，经过了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话研究，“形式”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变得更加动态，文学研究中的“内外之争”问题也得到了有效的化解。这种理论对话的影响也提示我们，无论对马克思主义还是形式主义，都要超越以往那种单一性的理解方式和理论话语的阐述形式，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也不应满足于历史与审美的二元逻辑，而要积极寻求一种整体的文化视野与辩证批评观念，在更广阔的理论空间与更具理论启发的问题意识中彰显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把握审美文化现实的能力和品格。而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建设而言，我们更应重视的是这两种理论思潮展现出的“对话思维”，从更辩证的方向把握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理论问题。这种对话思维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形式主义文论都有着重要的价值，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角度看，正像托尼·本尼特所说：“如果我们着手开展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对话，重新发现形式主义丢失的遗产，那是因为我们相信这将是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有积极意义的帮助，使其能够克服目前面临的一些困难。”(17)而形式主义文论更应感谢马克思主义批评给它带来的理论拓展，如果没有巴赫金、阿尔都塞、杰姆逊、马尔库塞等人对形式主义文论的批判性发展，形式主义也不会成为“当代最有影响的批评模式”(18)。 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遵循了不同的理论路径，当然，理论路径的差异往往也显示出了不同的理论阐释方式，更提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诸多具体的新问题，比如形式的意识形态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文本间性批评问题、形式本体问题以及审美意识形态批评方法与原则问题等。由于这些文学批评具体问题的出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批评方法与思想观念上也有着丰富的理论发展和理论阐释空间。以“对话思维”深入这种理论阐释空间，重申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价值，对改变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一些缺陷具有重要的理论启发，同时，也有利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审美形式研究中找到与当下社会美学相互缔结整合的理论形式，进而能够以一种审美批判和文化探究的视角深入把握当代审美文化经验的走向与发展，这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与建设无疑也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理论契机。正如托尼·本尼特所说：“没有必要‘要求’和‘创造’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已经进行。”(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