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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美之维：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理论路径 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对话存在着阐释上的多种可能性与路径。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评、杰姆逊的辩证批评与马尔库塞的形式批评，分别代表了这种理论对话的不同路径。 巴赫金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他是最早将形式主义提到方法论层面而不仅限于语言技巧层面上来研究的文学理论家，同时，也是最早将形式主义文论的理论遗产进行批判性整合的批评家。在以沃洛希诺夫名义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中，巴赫金抛弃了索绪尔封闭的语言观念，强调语言符号的意义和反映的对象是一种“对话性”的生成关系，认为正确理解意义的生成机制，是语言的结构性转换发挥作用的关键。在后来的《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中，巴赫金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在文学史中已经得到运用，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诗学却没有产生，甚至至今仍没有出现。而且甚至没有人考虑过这一问题。”⑦他不认为语言存在着专属文学或日常生活固定领域的状况，提出语言的符号、结构和意义的作用的发挥有赖于说话者和倾听者之间的对话关系。巴赫金将语言的这种属性引向文学史以及文化史上关于文本的社会学阐释，探索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在承认一切思想现象包括诗学结构及其所有纯艺术性的审美形式都具有充分的社会意义的前提下，既消除形式主义方法对作品的盲目崇拜，又防止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诗学观念把文学变成某种意识形态的普遍形式，进而从整体社会文化语境入手，为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建立了有效的话语联系。 正像托尼·本尼特所说的那样，“巴赫金不但被形式主义遗产深刻影响，而且重组了这份遗产，在将它们融合进自己的理论思考的过程中积极地影响和转变着形式主义的概念”⑧。巴赫金对形式主义文论最大的理论发展在于复活了语言学研究的社会语境，从而使形式主义文论走出了由诗歌语言、实用语言以及语言符号的结构性内涵所构成的封闭状态，为形式主义文论尽可能多地从社会关系语境中汲取对话性理论资源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有效地介入形式主义的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重要的道路。如果说，巴赫金的研究使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在理论的层面上成为可能，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则在批评实践层面上使这种对话变为现实。阿尔都塞、杰姆逊与马尔库塞在文学理论研究上的发展很大层面上就行进在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对话过程中。尽管他们在思想内涵与理论方法上差异甚大，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他们都是在佩里·安德森所说的“形式的转移”⑨中有所作为，从而实现了杰姆逊所说的“一种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能在形式本身之中证实它的机制”⑩。这既是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殊途同归的表现，也是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发生重大理论转向的表征。 由于强调美学与文化研究特殊的时代症候和意识形态语境，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形式”概念的理解体现了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阿尔都塞就强调：“艺术作品与意识形态保持的关系比任何其他物体都远为确切，不考虑到它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特殊关系，即它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效果，就不可能按着它的特殊美学存在来思考艺术作品。”(11)在他看来，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键在于，要在科学的层面上实现意识形态视域与文本间的理论转换，他的解答方式是在文学艺术、意识形态和科学的本体意义之间搭起桥梁，展现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机制是如何既塑造意识形态又暴露意识形态的。在这个过程中，阿尔都塞没有忽视语言与审美形式的功能，可以说，语言和审美形式方面的考虑构成了他所坚持的文学艺术、意识形态和科学“三元关系”的重要理论支点。阿尔都塞的理论后来在法国的马舍雷、英国的伊格尔顿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影响广泛的“阿尔都塞学派”。在他们的研究中，借助语言问题，意识形态研究的审美形式转换特征非常明显。在意识形态批评以及“症候阅读”中，形式的踪迹在包含若干空隙/空白的非有机整体的文本中若隐若现。由此，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评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理论对话中一种具有理论先导性的观念。 杰姆逊在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话中的研究路径也非常明确。在被称作“马克思主义三部曲”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牢笼》《政治无意识》中，他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马克思的辩证法观念、阿多诺的历史转义理论以及卢卡奇和萨特的学说作出了综合阐释。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全部运动，正是由表层到基础现实，从一种表面自主的客体到这客体证明是其一部分或接合部的更大基础的这样一种运动”(12)。他既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整体性观念予以重视，又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用言语和语言关系替代个别与整体关系的反历史主义原则作出了深入批评，其目的就是要复活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内在形式”的“辩证批评”，并以此“协调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基本原理”(13)。杰姆逊所谓的“辩证批评”，是由形式走向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内在批评”，以及由历史走向形式“诠释学”的辩证运动构成的。由此，他在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之间建立了复杂的理论联系，从他的形式“诠释学”中生长出的，是基于特殊微观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形式”概念。杰姆逊的辩证批评观念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理论对话进程。 阿尔都塞和杰姆逊都坚持把文本放到特定历史语境中去考察，在他们的阐释中，并不存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垒，而只存在形式主义与历史哲学的融合发展，由此，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才落到实处，即文本阐释的历史语境与文本“内在形式”的辩证批评运动，这正是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话所蕴含的思想能量。马尔库塞遵循的则是另一条审美形式本体研究的路径。杰姆逊强调的是一种从“外部形式”向“内部形式”运动的“辩证批评”，马尔库塞则干脆取消了这种“内部形式”的时间性和运动性，直接将审美形式上升为一种本体批评，强调以审美形式的本体功能构建艺术活动本身。在马尔库塞那里，无论是形式主义的语言学观念还是“陌生化”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形式”概念，最终都演化成了一种形式本体，所以，他提出：“艺术正是借助形式，才超越了现存的现实，才成为在现存现实中，与现存现实作对的作品。”(14)艺术本体在于审美之维的构建，由于这一本体论设想，到了马尔库塞这里，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实际上已经“终结”了。但“终结”并非预示着对话的消失，而是一种对话思维的重新阐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