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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城市化、去城市化的缺失与偏误 文学意象往往在大的文学史空间中提供一个互文语境，很容易使生态叙事产生将城市概念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很容易在现代乏味、枯燥的城市生活体验中获得认同，从而在整体上影响生态文学的走势。然而，当代生态文学对城市的刻板化描写以及城市意象概念化的倾向，不论对文学自身发展，还是社会精神的建构来说都是一种缺失与偏误。 首先，文学表现世态人情，反映时代发展变化的面貌和潮流，当代文学包括生态文学如果整体忽略中国近二三十年来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巨变，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缺憾，就如陈晓明所说：“对于一个已经卷入全球化并且正高度城市化的时代来说，文学始终面向着乡村，这也不能不说有一种欠缺。”(28)阎连科等出身农村的作家曾承认难以写好城市题材的作品，“这些年来乡村生活仍然是维持他们创作的资源。”但邵燕君对此提出担心：“(农村)‘生活’变成了‘记忆’。以不再更新的记忆维持高产的创作，必然会出现题材贫乏的问题。”(29)城市题材已然成为文学难以回避的领域，而生态问题不应成为居住在城市、每日感受城市生活的作家逃避城市书写的缘由，文学评论家南帆批评那些对城市有偏见的作家：“这些作家(迷恋乡村的作家)看待城市的态度并不公平，他们至少过于漠视城市的意义。”(30)尤其是当代文学面对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历史进程，面临着巨大的阐释压力，无论是文学整体的向前推动，还是作家个人写作空间的开拓，都需要文学重新发现城市、面向城市、体验城市、书写城市，在城市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多数人赖以生存并体验生活悲喜的环境时，城市文学理应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更高的关注度。 其次，远离城市、远离人类的极端化生态乌托邦书写模式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和人文关怀。学者曾繁仁说：“生态批评中生态维度的转变其实是一种‘信仰转变’，这种转变具有‘本体论’的意味，彻底打破‘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将生态维度作为一种根本的文化立场。”(31)生态文学批判现代性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坚持“生态正义”的理念，致力于彰显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然而生态文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与批判却有意无意地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很多时候走入了简单化、情绪化甚至偏执化的误区”(32)。生态文学对自身所处的疆域比较敏感，它更愿意严守一种既定的表现内容和表达方式，往往使生态文学走向偏执和极端。生态文学去城市化和反城市化的极端形态就是去人类化与反人类主义，将人作为生态灾难的罪魁祸首，将人类文明集中的城市作为违背生态和谐图景的反题，最后很容易滑向一种极端的自然本体论，消抹了人与自然在价值层面上的区别，将自然存在和自然图景上升到本体高度，赋予终极意义，这与人本主义走的是相反的方向。而这种思想倾向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与生态自然必然对立的主观预设上的，进而由对生态意识的彰显转向对人、对城市的反叛，这种反叛往往会遮蔽对城市生活温度和质感的正常感知，影响对城市生态的深入体验。生态文学成了小圈子内的一种独白，很难潜入社会复杂多面的精神体深处，使更多的人产生审美共鸣与价值共通。 此外，去城市化与反城市化的书写态度，使得生态文学面对城市只剩下空洞的批判，而放弃了对城市生态建构的参与和介入。美学学者高建平提出：“我们的文学和艺术的观念，会渗透到我们的观看之中，并进而影响我们的城市保护和建造。于是，我们按照文学和艺术来建城，城的发展方向由于我们的观念而改变。”(33)城市关注的缺失将导致生态文学话语在城市生态保护与建构中的缺席。当下美学和文艺理论倾向于将城市生态环境作为积极的审美对象，关注城市生态的构建与城市生活空间的完善，美国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指出，当下美学对于环境的理解更为宽泛，“不仅包括野外自然，而且包括城市和建筑风景”(34)，美学家的兴趣因此扩展到城市生态领域，试图对城市环境进行美学阐释，体现美学和文艺理论对城市生态问题的关注和介入。美国学者柯提斯·卡特提出城市环境空间的审美介入：“城市是自然的一个特定空间。城市提供了一个代表了人类价值和兴趣的建构了的环境……城市中的建筑、商业、政府、制造工业、交通和文化生活都为审美参与提供了可能性。”(35)从文学艺术的发展趋势来看，城市环境将成为具有极大的美学阐释空间和艺术价值的聚焦对象，城市生态美构建也将成为艺术家重要的美学实践方式。因此对于生态文学作家来说，只有积极面对城市、书写城市，才能真正体现生态批判的实践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