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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意象：与乡野意象对立的“反乌托邦” 城市化过程意味着人口由乡村转向城市，随着一代人走向城市，青山绿水的乡村记忆却并不遥远，文学中的乡土情结仍有巨大的惯性，这种情感惯性在西方城市化过程中同样存在，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在《城市与乡村》一书描述英国乡村文学的延续情况：“直到整个英国社会已经绝对城市化以后，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英国文学主要还是乡村文学。”(18) 相对于乡土文学和乡村叙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城市文学和城市书写相对薄弱，这首先是由于作家对乡土的情感惯性。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生态文学兴起的时期正是中国真正迈向城市化的阶段，而生态危机的出现与城市化进程同步，由乡村到城市生活场景的变换带来的情感反差被代入作家以生态视角审视城市的过程，产生了逃避城市而亲近乡土的倾向，他们渴望在乡野理想的自然生态中“诗意地栖居”，城市显然是被刻意疏远了。在许多生态作家看来，远离城市的权力场域，摆脱城市生活方式和物质欲望，置身于乡村甚至荒野，才能真正从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惯性中转移出来，从而更为清晰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认知在当代文学场域中掺杂了作家浓厚的个人体验与根深蒂固的原乡情结，“原乡情结，构成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及生态批评的情感母题与价值取向”(19)。如果从文学传统溯源，似乎也可归结于中国文人根植心中的桃花源情结，这种生态乌托邦的回归梦想恰与当代文人的原乡情结耦合，在生态文学中常表现为一种对乡土的依归，正像吴秀明所说：“从莫言、张承志、张炜到韩少功、李锐、刘震云，从80年代中期众所周知的寻根文学到90年代渐趋热火的环境警示小说乃至充满野性力量的拟动物小说，都从各自的角度表现了人类回归绿色生命之家的忧患和祈盼。”(20)出于各种原因，作家们被城市放逐或主动从城市逃离，张炜在《永远生活在绿树下》的创作札记中写道：“‘永远生活在绿树下’——多么幸福啊！人们早已厌倦了嘈杂的、布满了烟尘的都市街巷，渴望到田野河边，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21)张炜将远离城市的野地作为心灵的圣地，他在《融入野地》一文开篇即说：“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我想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市声如潮，淹没了一切，我想浮出来看一眼原野、山峦，看一眼丛林、青纱帐。”(22)作家认为城市远离真实，难以安放他的心灵，因此“寻找野地”并“融入野地”，这种从城市的自我放逐在作家看来恰恰是“踏上故地”、寻找乌托邦的幸福旅程。陈晓明评述张炜的创作心结时说：“在张炜大部分的作品中，都隐含着对‘城市’的厌弃，而这一点正构成他对乡村过分迷恋的依据。”(23)作家厌弃城市、迷恋乡村的因果关系或许很难说清，但两者的张力关系确实清晰可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生态文学对城乡生存状态的书写态度，这些作家往往以一个农民的视角对城市环境进行嘲弄和调侃，刘亮程在散文《城市牛哞》中说：“这个城市正一天天长高，但我感到它是脆弱的、苍白的，我会在适当的时候给城市上点牛粪，我是个农民，只能以农民的方式做我能做到的，尽管无济于事。”(24)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里描述了在“一个人的村庄”里徘徊打转的农民，与张炜一样，这种对乡野的迷恋来自一个农民骨子里的乡土情怀，与城市环境相遇时会产生天然的抗拒情绪。这种乡土情怀也体现在城市人形象塑造中，赵本夫长篇小说《无土时代》描写一批居住在无土城市中的人，却对土地有几近病态的迷恋。小说中，主人公石陀常带着小锤子，砸开一小块水泥砖，露出黑土地，让这片土地长出青草，试图以此唤起城市人对土地的记忆。无论是张炜、刘亮程还是赵本夫，他们的生态文学作品都将城乡环境对照达到张力的极致，表现迷恋乡土、回归乡土的共同主题。 其次，当代作家对城市生态的糟糕体验强化了这种反叛意识和回归渴望。在文学传统中，文人将城市意象作为自由心灵的牢笼与清洁精神的污染源，这在前工业时代就已经初见端倪，在工业化快速推进的时代，城市更是被描述为一切现代性罪恶的渊薮。在生态乌托邦叙事语境下，城市意象成为与乡野意象相对立和对照的“反乌托邦”式意象。罗尔斯顿提出人类需要“荒野”精神，荒野环境“与城市环境形成反差的简朴”(25)，与乡野的自然亲和度相比，城市的人化环境是丑陋不堪的。作家陈应松曾对比城乡两种生态体验：“在城市，你会看得太伤心，土地与水域被蚕食，河流污染，空气糟糕，人群拥挤，但乡村许多地方还保留了原始的面貌，水也有清澈的，大片的野地还未被开垦，荒芜在那里，被上帝遗忘的地方一定有它的合理之处，它接近远古的景色和天地之德，也接近最古老的幸福。”(26)陈应松坚持一种乡土视野和乡土立场，他的“神农架系列”生态小说体现了他对原始野地宗教般的尊崇。现实社会中，城市空间挤压了原属自然的生态空间，而环境污染则更加剧了作家对城市的集体反感，就像迟子建所说：“工业污染的痕迹几乎从每一座城市永远仿佛在雨中灰蒙蒙的天色上可以痛切地感觉到。”(27)这种痛切的感受使得作家对城市生活图景产生心理拒斥，促使他们产生逃离城市的渴望，这在当代许多生态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贾平凹小说《怀念狼》的开头感叹城市生活的种种精神萎顿与迷失：“西京城里依旧在繁华着，没有春夏秋冬，没有二十四节气，连昼夜也难以分清，各色各样的人永远拥挤在大街小巷，你吸着我呼出的气，我吸着你呼出的气，会还是没有头绪地汗，气仍是不打一处地来，但我该骂谁呢，无敌之阵里，我寻不着对方。”作家甚至用遗传学报告来调侃：“在城市里生活了三代以上的男人，将不再长出胡须。”城市让人的自然属性发生异化，让人的灵魂变得丑陋，为避免自己的生命“在西京坠落下去”，主人公寻机离开城市，回到乡野，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情。 在当代生态文学中，乡野不仅被赋予神性，而且常常被描绘成被城市伤害的角色，将城市加上生态“原罪”，强化了对城市的“反乌托邦”批判。张抗抗的小说《沙暴》讲述知青辛建生在内蒙古草原插队，为了获得回城的机会而猎杀草原上的鹰来送礼，草原失去鹰的保护而导致鼠患泛滥，草场退化，形成生态灾难。在这篇小说里，城市成为一个遥远而充满欲望的意象，城市所造成的罪恶与草原所遭遇的生态危机这两个看似难以关联的东西，在这里被赋予了因果关系，为作家的生态批判构建了故事骨架。生态文学对中国广大乡村和荒野所遭遇的生态灾难有深刻的描写，然而这种灾难往往被描述成城市生态灾难的延伸，城市工业化扩张所造成的污染，以及城市对自然资源的无度索取给乡野生态造成了破坏，哲夫的报告文学“江河三部曲”、于坚的长诗《棕榈之死》、《哀滇池》、赵本夫的长篇小说《无土时代》等，都反映了城市对于乡野自然的掠夺与戕害。在这些作家看来，生态危机肇始于城市，却溢出到城市之外，生态文学追踪了这一过程，从而深化对城市的生态批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