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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学与城市文学的融合困境——反思当代生态文学中的城市意象建构(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浙江学刊》 黄仲山 参加讨论

    二、城市意象:现代性的“恶之花”
    从历史维度看,西方现代性进程伴随着城市化迅速推进,城市由人类建造,为人类运转,就像一个巨大的、精密的机器怪兽,每时每刻都在吞噬着海量的资源,造成巨大的环境污染。城市代表一种秩序,人的权力关系被放到最大,而现代性生产和消费模式又大大强化了城市的集权方式,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强调导致了人对客体自然的忽视与剥夺,这在城市环境里表现尤甚。在生态主义批判语境中,城市文明建立在人的价值压抑和扭曲基础上,充斥着马克斯·韦伯所言的“工具理性”,缺乏生态的和谐,缺乏真正的身心自由,而这一切往往被归结为现代性的症候之一,英国学者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曾说:“生态威胁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知识的结果,是通过工业主义对物质世界的影响而得以构筑起来的。它们就是我所说的由于现代性的到来而引入的一种新的风险景象(risk profile)。”⑧现代性对城市的意义不仅是社会学层面的,“还催生了哲学和文艺批评的城市话语。”⑨现代性城市话语同样包含着哲学与文艺批判,文艺所建构的城市意象背负着现代性的种种弊病,在文学中被描述为“恶之花”,表征着现代性的各种腐朽、堕落、丑陋和罪恶,而这与前现代时期形成了鲜明对照,就像美国学者理查德·利罕所说:“现代主义总是回望那些被认为是更淳朴的年代。无论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代主义者,都坚持认为城市已经被工业力量贬低。”⑩
    生态文学对城市的描绘其实是生态话语中一种隐喻性的批判文本,生态主义长久以来对城市进行一种隐喻式的解构与反思策略,“生态学上的隐喻运行良好……(因为)缺乏作为一种重要的新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城市因为它们在与自然的关系中的独特反思性变得引人注目起来”(11)。当生态成为作家反思现代性的重要维度时,现代城市作为现代主义生发之地和重要产物,在文学作品中首当其冲成为生态批判的标靶,一种普泛化的生态关联被贯穿于城市现代性描述中,城市被隐喻成一个吞噬往昔美好生活的恶魔,这种生态隐喻在生态文学中成为基本的叙述方式之一。就如19世纪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那样,以一个巨大的隐喻将城市打入万劫不复的黑暗森林。这种针对现代城市生态的隐喻式批判话语在生态文学中形成一种大传统,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被反复言说,中国当代文学也不乏这样的隐喻。在迟子建笔下,城市失去了血色和温度,变成冷冰冰的钢筋水泥堆就的怪兽。她描绘说:“房屋越建越稠密,青色的水泥马路在地球上像一群毒蛇一样四处游走,使许多林地的绿色永远窒息于它们身下。”(12)同样,作家张炜在《城市与现代疾患》一文中对中国的城市生态问题进行了措辞激烈的抨击,他说:“现代人陷入的一个最可怕的困境,就是不得居于自己亲手创造的一个怪物的体内——这是一个急剧繁衍的大都市……人自己最后成了一座城市的奴隶,而不是主人。”(13)作家用隐喻的方式将城与人的生态关系描述得极为晦暗,现代性强调人的主体性,却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丧失殆尽,这不啻为对现代性一个莫大的讽刺。
    事实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表达还需要补上城市文学这一课,正如蒋述卓所说:“中国文学对于现代性的展示同样远远落后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城市文学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这一文学面貌,为文学的现代性提供了极为深广的展示空间。”(14)然而就像近几十年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急剧发展一样,文学也在各个层面上迅速转型,文学的现代城市书写还未充分展开,就已大踏步迈向后现代叙事方式。从作家的生活经验来看,他们许多还未真正体会到城市生活的种种况味,就开始对城市糟糕的生存环境形成恶感,而这一过程恰恰都是在同一代作家的人生经历中走完的,他们很多经历过上山下乡,回到城市后对城市环境产生陌生感,对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性面貌产生负面评价。作家毕淑敏在散文《做一棵城市树需要勇气》中描述了城市树的境遇:“做一株城市里面的树,是需要勇气的。它们背井离乡到了祖先所不熟悉的霓虹灯下,那地域和风俗的差池,怕是比一个民工所要遭受的惊骇还要大吧?它们把城市喧嚣的废气吞进叶脉,把芜杂的音响消弭在摇曳之中,它们用并不新鲜的绿色装点着我们的城市,它们夜深了还不能安眠,因为不肯熄灭的路曾还在照耀着城市。”(15)面对城市糟糕的环境,逃避做一棵“城市树”,从原生态的自然中寻找精神的家园,成为这批作家最普遍的反应。孟繁华曾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存在着“反城市的现代性”(16),即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人们反对城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到了八九十年代,文学对于城市的书写仍然存在着反现代性倾向,不过这次是循着完全不同的话语逻辑,身后竖着的是生态主义大旗,尽管这面旗帜所标识的未必是纯粹的生态主义理念,但生态主张已成为人们反城市现代性的重要策略。这种反现代性话语逻辑似乎在文学上具有某种普遍性,曹文轩曾说:“社会生活工业化的程度每提高一次,总要带来文学上一次回归自然的倾向,这是全世界文学的一个共同规律。”(17)生态主义进入文学只是给这一普遍倾向提供了一个批判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说,新时期以来生态文学的城市批判话语也是文学对社会转型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反映,然而却未必是完全合理的反映。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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