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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赋类作品探源理路的历史回顾和现实应对(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甘肃社会科学》 李炳海 参加讨论

    二、有关先秦赋历史生成几个以偏概全的命题
    先秦赋类作品的历史生成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如何找到相关因素与赋类作品的对应关系,是进行追本溯源必须解决的问题。对此,古今学人作过不懈的探索,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同时也出现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命题,主要倾向是以偏概全。对此,有必要加以辨析,以避免先秦赋类作品的探源走入误区。
    (一)假问设对,庄、列寓言之遗也
    这段话出自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是针对《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立论,兼顾先秦和西汉的赋类作品。把赋类作品主客问答的结构模式追溯到《庄子》《列子》的寓言,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失之片面。从传世的战国文献考察,对话体是普遍采用的表述方式。《国语》《战国策》是两部历史著作,以记言为主,其中对话居多。《论语》《孟子》均成书于战国,其中的对话所占篇幅相当可观。《墨子》一书除几篇专论和墨辨外,其余篇目的叙事也往往采用对话的方式。由此看来,采用对话体进行叙事议论,是战国时期的社会风尚,并不是《庄子》《列子》所独有,而是战国文学的共性。
    但是,章学诚提出这个命题并非全无道理,只是表述得不够周严,出现了疏漏。战国历史著作及孔、孟、墨家的对话体,基本上是纪实型的。而《庄子》《列子》寓言中的主客对话,有许多是出于虚拟,而不是实有其事。就此而论,把先秦赋类作品主客对话结构模式的直接源头追溯到《庄子》《列子》的寓言,有其合理因素。然而,主客问答的虚拟性,战国时期又不限于《庄子》《列子》寓言,与宋玉赋关联最为密切的先秦楚辞作品就有这方面的案例。对此,唐刘知几《史通·杂说下》写道:
    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14]521。
    刘氏之论是可取的。《渔父》作于先秦时期,但它究竟出自何人之手,至今仍是一件学术悬案,可以暂且搁置不论。屈原所作的《离骚》,其中就不止一次设置虚拟的主客问答。所以,先秦赋类作品主客问答的虚拟性,最近的源头应是屈原的楚辞作品,而不限于《庄子》《列子》的寓言。
    (二)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
    这个命题也是出自章学诚的《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章氏把赋类作品铺陈夸张的文风追溯到战国纵横家的说辞,这个命题有一定道理,但同样失之片面。刘知几《史通·言语》篇写道:
    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辨,家挟飞拑之术,剧谈者以谲狂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载苏秦合纵、张仪连横,范雎反间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14]149。
    刘氏把驰说云涌视为战国时期弥漫的社会风气,虽然其中的“弄丸”“飞拑”之语取自纵横家著作《鬼谷子》,但是,他所提到的恢廓声势者并不限于纵横家,而是还包括其他学派。其中提到“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运用寓言是道家学派的特长,作为纵横家代表人物的苏秦、张仪的说辞,则基本不用寓言。孟子是儒家的“亚圣”,他的言辞同样恢廓声势。《战国策·楚策四》所录庄辛谏顷襄王一文,是《战国策》的名篇。庄辛在进谏过程中层层类比,由小及大,铺张扬厉的程度并不亚于苏秦、张仪的说辞,已经与赋类作品极其相近,然而,很难把庄辛归入纵横家之列。由此可见,把赋类作品的文风仅仅溯源到战国的纵横家,仍然是失之片面,属于以偏概全。
    (三)纵横者,赋之本
    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中有如下论述:
    虽然,纵横者,赋之本。古者诵诗三百,足以专对。七国之际,行人胥附,折冲于尊俎间,其说恢张谲宇,紬绎无穷,解散赋体,易人心志。鱼豢称:“鲁连,邹阳之徒,援譬引类,以解缔结,诚文辞之隽也。”[15]91
    这是把纵横家的说辞认定为赋类作品的主要源头,较之章学诚的命题表述得更加确定,秉持的是赋类作品单源论的理念。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战国赋类作品是否与战国纵横家说辞存在直接关联?是否脱胎于战国纵横家的说辞?
    《汉书·艺文志》记载秦以前纵横家著作五部,依次出自苏秦、张仪、庞煖、阙子、国筮子之手。其中苏秦是周人,张仪是魏人,庞煖是燕人,其余两部书作者所属地域不明。在已知籍贯的三人中,没有生于楚地者。《史记》记载的战国时期著名纵横家,陈轸是秦人,犀首、范雎是魏人,蔡泽是燕人。上述记载表明,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主要出自周、秦、魏、燕,而于齐、楚两地则比较罕见,那里既不是孕育纵横家的摇篮,也不是战国策士安居的乐土,纵横家对这两处所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宋玉是先秦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家,长期生活在楚国。荀子作为先秦赋类作品的开创者之一,主要生活在齐、楚两地。无论宋玉还是荀子,他们长期居住的地域,都属于纵横家影响相对薄弱之处,从他们身上很难见到纵横家打下的烙印。再从他们的赋类作品考察,与战国纵横家的说辞也是相去甚远。他们的赋类作品有成段的四言诗句,偶尔也用骚体句,这在纵横家说辞中是见不到的。他们的赋类作品写物图貌,有精彩的描写,而纵横家说辞所作的渲染则不过是粗略的概括而已。除此之外,宋玉、荀子赋中的许多句式、句类,也是战国策士说辞中很少见到的。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先秦赋类作品与纵横家说辞不存在直接关联。过分夸大纵横家说辞对先秦赋类作品的影响,是近代以来学界的普遍倾向,从而导致对先秦赋类作品的探源偏离正轨,走入误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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