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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走向“理论”的批评观 利维斯并不是彻头彻尾的“反理论家”或者“反哲学家”。他的批评体现了他独具特色的理论探索。毋庸置疑，他的“有机统一体”理论、“少数人文化”理论以及“反技术功利主义”思想是文化批评领域内极有创见的理论构建；他对英国诗歌和小说传统的重构也体现了他深厚的理论素养。但是，这些理论“创见”主要体现在他具体的实践层面，这不是本文的讨论范围。我们在此关注的是他更为抽象的“批评观”层面的理论构建。他对文学批评的本质和功能的探索、对文学批评与哲学之间关系的思辨、对文学“意义”的存在方式的追问以及对文学语言的思考都是他走向“理论”与哲学的有力证明。利维斯虽然自我标榜“反哲学”，但他的“反哲学本身也是一种哲学宣言”(Bell 33)，堪称“反哲学的哲学”(Joyce 24)。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利维斯对理论和哲学的姿态性、策略性的“拒斥”，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他的“哲学思辨”与“理论构建”的努力。“理论”与“哲学”的放逐与回归在利维斯身上其实就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利维斯十分关注“文学批评是什么”这一具有本体论意义的问题，而且对文学批评的本质和功能提出了明确的观点，这是其整个批评观的核心和基础。利维斯认为批评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交流，协作性的交流，是判断的更正性的和创造性的互动。理想的批评回应是‘是的，但是……’。‘但是’代表的是资格、更正、重心的转移、补充、提炼。个人判断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是协作性的，任何人的思考与表达思想的过程都是协作性的”(Education 47)。 利维斯认为，社会人无法独立于社会，而文学批评离开了协作，就成了孤芳自赏。文学判断要基于文学分析，利维斯认为分析并不是对业已被动地存在那里的某种东西进行解剖，而是一种构建性、创造性的过程，因此批评家应当有“共同的追求”。利维斯说：“‘共同的追求’即‘共同追求真正的判断’，这是批评家职责之所在。他的理解与判断必须是他自己的，否则便空无一物。它本质上的合作性无法避免。合作可以以“异见”的形式出现。如果我们发现某个批评家的思想值得我们反对，我们也应当对他心存感激”(Common Foreword)。 由此可见，“独角戏”的批评没有任何意义，批评只有在“协作”、甚至是“创造性的争吵”(creative quarrelling)中才能发挥其功能，实现其价值。况且，持有“异见”在利维斯看来也是一种批评责任(responsibility of dissent)。这说明，利维斯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文学价值判断的“构建性”问题，即文学价值是在作家、作品、世界和读者(理想读者即批评家)之间的互动协作中而形成的，这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批评界称得上是一重要理论创见。由此，R.P.毕兰(R.P.Bilan)认为利维斯对文学批评本质与功能以及文学批评的学科定位是“二十世纪最明确、有条理、统一的文学批评观之一”(61)。这是大胆而有见地的观点。 利维斯的批评通过“协作”行使其功能。然而，“今天的文学批评处在一个不健康的状态”(“Restatement” 132)。利维斯首先要做的，便是恢复批评的功能，让批评走近公众，而不是封闭在小圈子里。利维斯想赋予文学批评以何种功能呢？且看他的回答： 在一个解体(disintegration)的时代，程式、信条、抽象都难有清晰和有效的意义，不管还有什么必需之物，如果没有真正的一致的中心，弥合(integration)的努力就不会取得任何实在的东西，这一中心已预设(presupposed)在文学批评的可能性中，并由具体的文学判断来验证。但“验证”传达得并不充分；当批评行使其功能的时候，不仅表现和界定了‘当代情感’，它还有助于情感的形成。我们认为，《细察》的功能之一便是促进‘当代情感’的形成。今天，当沦丧已到如此境地的时候，这似乎就是批评的功能。(“Restatement” 319) “解体”对利维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批评词汇，它简洁地概括了时代的一大特点。“解体”预设了一个“整体”前提，也就是“有机统一体”。“解体”无处不在，它表现在社会、个人、文化、意义、读者、情感等诸多方面。利维斯一生都在努力弥合这种割裂状态，其途径便是通过文学批评进行“情感塑造”。利维斯认为作品的价值最终会体现在读者的“情感塑造”中，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又一创见。 利维斯认为文学批评还可提供对生活和正确性的验证。他认为文学批评是或者应该是一门特殊的智慧学科，并不是说对文学的严肃兴趣只能把自身局限于与‘实际批评’相关的局部分析，如‘细察’纸张上的文字及具体关系、意象的效果等等；对文学严肃的兴趣就是对人、社会和文明的严肃兴趣，其边界不能断然划开，因此，“研究文学，必须研究其复杂性、潜势(potentiality)，人性的根本状况”(Common 184)。在利维斯看来，文学首先是复杂的，它包含着“潜势”，即种种可能，它既有表现内容、形式、技巧、美感等的种种可能，又包含了文学批评的种种可能，而这一切，都必须通向人生-人性-道德关注。利维斯的批评实践中，“实现”(realization)、“人性”(humanity或human nature)、“现实”(reality)、“人生”“道德”“传统”“意义”(significance)、“价值”(value)、情感(sensibility)等都成了至关重要的批评词汇。这些词汇，都是以“人”为中心的。这种凸显“人”的批评观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也是难得一见的理论景观。 利维斯关注文学的“意义”，他认为批评家必须深刻思考“意义”问题，在面对具体的作品和情境时，他必须问自己：“伴随着我们逐渐欣赏并实现作品的意义(significance)，作品怎样影响我们对事物的看法(sense of things)？而我们对事物的看法确定意义。作品如何影响我们的相对价值观、方向感、人生观？”(166)。意思是可验证的，它基本上是一词源学问题，因为我们可以“在意思中相遇”；而“意义”(significance)则无法验证、界定或者衡量，它关乎人生与存在，已经有了本体论的意义。利维斯说：“每一种语言中总有一个核心，历代的言说者因此能够相遇其中”(Living 58)。这表明了利维斯不断寻求“意义”的努力。当我们思考并寻求“意义”时，我们就成了哲学家，利维斯当然也不例外。利维斯不但追寻文学的“意义”，而且还作出了文学以“第三域”(the third realm)的方式存在这样大胆而深刻的哲学判断。利维斯写道： 文学批评[……]只要它旨在确立一种有益的判断，就是证明这一看法的过程，即我们认为的真正的诗歌存在(stands)于一个某种意义上的公共世界里。大脑可以在诗中相遇，并且关于诗歌的性质与构成(constitution)存在着一种至关重要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可以表现为对其性质和构成睿智的或者说有益的分歧。诗歌既不是完全私人的，也不是纯粹公共的，即它无法被带到实验室进行量化、翻转或者明确地指向——指向诗中具体东西的唯一方法是把手指指向纸张上黑色的墨迹符号集合，而这种集合又不是诗本身。诗歌是人类创造力的产物，是在任何经历的实际生活中人类创造力的一种现象，而诗歌以各种互不相同的模式表明了人类的创造力。然而，诗又是真实存在的。(Living 36) 利维斯的这一论述涵盖了利维斯对诗歌的性质、存在状态、解读的途径，以及诗歌产生的源泉的理论思考。“诗歌不是完全私人的”已经预设了这样的判断，即诗歌首先是私人的，正如“诗歌首先是诗歌”一样。诗歌所表达的是个人的观感以及个体视角看到的世界，无疑它属于私人空间。但是，利维斯认为诗人如同读者一样还有“超个人”(extra-personal)的特质与因素，也就是具有“共同的大脑”；另外，由于语言强大的表达和创造功能，诗歌可能会拥有诗人并不是刻意表达的意义，于是，诗歌的存在状态开始向公共领域移动。同时，诗歌又不是完全公共的，因为公众无法完全把握或者穷尽诗人的思想与情感天地。因此，就“意义”而言，诗歌只能存在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是一种“第三域”的存在状态。由于有了具体的语言和“共同的大脑”，我们完全可以在意义中相遇，就诗歌的性质和各个构成部分获得一致性，或者以一种“创造—协作”的方式产生不同。显然，“墨迹符号集合”只是诗的物理呈现方式，是不关涉任何情感和意义的物质存在。另外，诗歌还是人类创造力的产物与现象，此时，它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物理存在，它有了存在的真正价值，即“意义”。 利维斯的语言观是其批评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论述也清晰地显示了利维斯理论构建的努力。利维斯认为，从一开始，文明就依靠语言，因为语言是连接过去、彼此以及我们精神传承渠道的纽带。对利维斯而言，语言的重要特征包括灵活性、非确定性、创造性、对过往记忆的承载以及对人类体验的包容与创造。具体的、高度个人化与目的性的(如诗歌)话语让利维斯深刻地认识到，语言能够适应并承载经验并滋生新的体验。语言是一直拓展性的，其本身就是新的可能性出现的媒介。另外，语言能够产生新的认知，同时新的认知又变成语言的一部分，这就是利维斯所认为的语言对体验的“确立”(enact)。因此看来，文学不仅仅是传统的一部分，是语言和民族经验的一部分，而且反过来丰富了这个国家的民族经验与体会。利维斯下面的论述最深刻地体现了他对语言的理论思考： 生活之活力(livingness)的本质清晰地体现在语言中[……]语言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手段；它是从代表性意义中赢得的探究追求，是无法追忆的人类生活的结果或者积淀，语言体现价值观念、区分(discrimination)、身份认同、包容、激励、图式暗示和经过验证的潜能。语言体现了这一真理，即生活是发展或者发展变化的，其条件便是延续性。语言把人类个体，即生活的具体的真实状况，带回到人类意识的黎明，以及更为久远的过去；这发生在语言在滋生个体对未然或未实现之事的“预感”(ahnung)中，要意识到这一点，需要做出创造性的努力。(Living 43) 利维斯对“活力”(livingness)一词的使用别有深意，它是living(生活)的抽象化与概念化，表达了其鲜活与生机，而且还有一种时间感，即它正在当下发生着。这一个词足以表明利维斯确信语言具有呈现人生鲜活性的能力。语言具有代表性的意义，我们从其中可以追寻人类生活的积淀，同时它还体现价值观念、区分、身份认同、激发因素与人生潜能。所以在利维斯那里，文化有了延续性，“传统”成为可能，“体验”可以增长，通过追忆过往可以通向未来。利维斯认为既然语言体现价值，当然就包括道德价值或道德关注，因此，可以通过分析语言来分析道德关注，因此有了对作品道德关注的判断；语言体现“区分”，这正是“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分野的重要标志线；语言显示的“区分”可以让我们辨别何为低俗的广告宣传等语言的使用，何为诗歌等对语言高度创造性的使用。利维斯所说的“身份认同”体现了语言的强大的身份塑造与情感塑造功能，而语言本身的选择是一种价值选择与判断过程。 利维斯认为语言和生活是一个互相体现和验证的过程：生活的发展变化在语言上也必定在语言上体现出来，而语言的变化发展则又指向了变化的生活。同时，语言还是具体的现实，它不为任何形式的语言科学所能完全认知，也不仅仅给“文化”提供一种文化的模拟，它是一种文化的本质生命，而文学就是语言的模式或呈现。由此可见，在根本价值这一领域，利维斯坚信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艺术具有创造价值的特殊能力，并能通过语言确立价值。如果按照利维斯的逻辑来推论，那么批评家就可以从语言入手进行批评，并在批评过程中融进语言最终通向、包含、预设、描摹或者传达的其他要素，如道德关注、成熟性、情感、意义、人生、现实、真诚、形式、技巧、审美等。作为其批评观的一部分，利维斯的语言观或许称得上是20世纪英国文学批评家中对语言最为深刻、最富理论创见的阐述。 综上所论，利维斯的文学批评观的最大特色在于他以“反理论”的姿态逐渐走向“理论”探索，其“反理论”与“理论”皆是其批评实践的有力支撑，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利维斯所采取的是文学本位的立场，更加贴近文学本身，强调文学经验，理解和同情文学。文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在于阐释与理解文学，“而不是让文学成为玄学”(聂珍钊3)。利维斯的文学批评之所以成为“细绎”典范，并重塑了英国的诗歌与小说传统，影响了公众趣味与阅读选择，提升了文学批评的地位，其根源全然不在其“理论”，而在其尊重文学具体性和个人判断基础上的活泼泼的批评实践，因为后者更容易让批评亲近读者，并因此让利维斯所一贯追求的“塑造情感”这一批评的功能成为现实。反之，如果批评走向“纯理论”则意味着抽象化、程式化与标准化，这与文学的审美性、具体性与情感性等特征产生了鸿沟；反过来，文学批评一味拥抱“具体性”则可能意味着它缺乏普遍的解释力，容易造成文学判定的极端个人化，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会阻碍“跨学科”的视角，妨碍了文学研究的其他可能性的滋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