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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解构于功能存在与话语实践方式中的作者 青年福柯声称，所谓的作者，并不是一个实名实姓的实体性的肉身，而是话语存在的一种“作者—功能”(fonction-auteur)。从以上我们已经初步进入的福柯这种另类思想构境层中，约略可以理解福柯所说的作为写作主体的作者是不在场的构境意义，这里他则想再告诉我们，如果有在场者，真正在场的只是一种功能性话语构式群组。那么，福柯笔下这个“作者—功能”又是什么呢？他解释道，“作者—功能”就是一个社会里某些话语存在、流通和运作的功能特征。具体而言， “作者—功能”关系到限制、规定和表达话语领域的法律和制度方面的系统(système juridique et institutionnel)；它并不会以完全相同的运作方式，体现在各种话语、所有时间以及任一给定文明形式(formes de civilisation)中；它的确定不在于将一篇文本简单地归之于其创作者，而是要通过一系列复杂而精确的操作(d'opérations spécifiques et complexes)；它并不单纯指向一个实际个人，因为它同时引发出许多种自我，引发出任一阶级中的个人都有可能占据的一系列主体位置。(21) 这段说明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话语塑形构境。青年福柯是在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话语塑形功能的作者其实也是历史的。从来就不存在作为个人的作者孤立进行创作的情况，因为所有的创作都只能是一定的社会系统建构起来的话语的产物。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者—功能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式，但唯一不变的是，人们只能以一定的方式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写作，一切写作实际上都不过是特定话语塑形和构式操作的结果。这番话的口气颇有马克思在1845年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的言说气势。也是在这个特殊的构境意义上，作为独立个人创作者的作者根本不存在。比如，“作者—功能”并不是普遍的或永恒的，甚至在欧洲的历史文化里，同样类型的文本并非总需要作者，“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现在称作‘文学的’那些文本(小说、民间故事、史诗和悲剧)得到承认、传播和维持，但根本不询问谁是它们的作者”(22)。这些没有作者的文本，也就不可能被当作个人私有财产，成为被占有的对象(objets d'appropriation)。再比如，在西方社会进入17、18世纪时，就有一种全新的科学话语塑形方式得到发展： 当时，科学话语(discours scientifiques)根据它们自己的价值得到承认，并被置入关于既定真理和证实方法的一种匿名(anonymat)的集合的系统(ensemble systématique)。证实不再需要参照生产文本的个人；作者作为一种真实性的标志作用已经消失，在它仍然作为一个发明者的名字的地方，它只是表示一种特殊的定理或命题，一种奇怪的效果，一种特征，一个主体，一组因素：或者病理学上的症候(syndrome pathologique)。(23) 这是在指证，现代性的科学话语也是消解作者个人的。万有引力不等于牛顿，相对论不等于爱因斯坦，它们都不过是匿名的科学理论集合系统中的一个话语事件，甚至，在数学中，作者的地位已经沦落到充其量不过是为着一则特定的定理或一组命题而顺便带出的附属物。这恐怕也是事实。 青年福柯认为，作者—功能“不是通过简单地将一套话语归之于某个个人就可以自动形成的。它是一套复杂的操作的结果(résultat d'une opération complexe)，这些操作的目的就是要构建(construit)我们称之为作者的那个理性实体”(24)。理性实体意义上的作者，其实是被话语建构起来的。所以， 被我们指称为作者的那个人(或构成作为作者的那个人)，他的这些方面的特征只是一种投射(projection)，来自我们从多少带有些心理学性质(psychologisants)的角度入手处理文本的方式：我们所做的比较，我们视为有关而抽取出来的特性，我们指定的连续性(continuités)，或者我们所践行的排除(exclusions qu'on pratique)。(25)?? 被假定为主体性的作者，只是我们事后的建构物。青年福柯还告诉我们，所有这些建构作者的操作，还会随着所涉话语方式各自基于的不同历史时期与形式而发生变化。“构建一位‘哲学家’与构建一位‘诗人’，方式是不会一样的；一部18世纪小说的作者，其构成方式不同于现代小说家”。(26)关于这一点，当我们联想一下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与作为诗人的策兰，或联想一下18世纪的伏尔泰与当代的普鲁斯特，对其独特的构境意义就完全可以理解。 更进一步说，如果我们能真正跳出作者个人与一本书的关系，那么就能发现一个新的话语事件，即处于“跨话语”位置(position〈transdiscursive〉)中的作者。在青年福柯看来，与撰写一本小说的小说家不同，跨话语的作者可以被指认为“话语方式的创始人”〈( fondateurs de discursivité〉)。话语方式是此后让他人言说的那个大他者！因为，他们不仅生产自己的作品，而且生产出更多的事物(chose de plus)，即“其他文本塑形的规则和可能性”(la possibilité et la règle de formation d'autres textes)。这个文本塑形是十分关键的。比如，“弗洛伊德就不仅仅是《梦的解析》或《智力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的作者，马克思就不仅仅是《共产党宣言》或《资本论》的作者，他们都确立了话语的无尽的可能性”。(27)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都不只是一本书或多个文本的写作者，他们更是一种新的话语生产方式的创立者。以福柯之师阿尔都塞的话来说，他们都创立了向世界独特发问的理论生产方式的问题式(problèmatic)。对此，青年福柯十分感慨： 作为“话语方式的创始者”，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不仅使可以为更多文本采纳的“相似”成为可能，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还使某些“差异”成为可能。他们为引入非自己的因素清出了空间，然而这些因素仍然处于他们创造的话语范围之内。在说到弗洛伊德创立了精神分析时，我们不仅指利比多的概念或解梦的方法在卡尔·阿布拉汉姆或米莱尼·克雷恩的著作中重新出现，而且还指他使关于他的作品、概念和前提的某些差异成为可能，而这些差异全都产生于精神分析的话语(discours psychanalytique)。(28) 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出场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作为作者和写作本身，更重要的是在他们作为“话语方式的创立者”的身后，出现了整个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实践。这两种学术话语塑形与构式产生出巨大的可能性空间，历史也已经证明，他们带出来的这种新的话语实践，甚至影响或者说改变了世界和人的存在。青年福柯告诉人们，在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后面，他还可以开列出一个无穷尽的名单，如伽利略、居维叶(Ceorges Cuvier，1769-1832)、鲍普(Franz Bopp，1791-1867)和索绪尔，等等。他们都不是文本作者，而是世界的改变者。这是此时福柯那种话语决定现实的唯心主义残迹。福柯不能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绝不是观念话语方式直接作用客观社会存在，而是通过转化为物质实践，对象化地真正改变存在。 青年福柯指出，除了话语方式的创始者之外，还有另一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即后继的话语实践者对创始构境的“回到开端”〈( retour à l'origine〉)的努力。他说，后继的话语实践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nécessité inévitable)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话语创始的原初语境。福柯特意强调，话语实践者的这种“回到”完全不同于(distinguer)科学活动的“重新发现”〈( redécouverte〉)或“重新现实化”〈( réactualisation〉)。(29)他辨析道，科学活动中的所谓“重新发现”，在于与通行知识形式的类比或同构，是它们容纳了有关已被遗忘的或默默无闻的人物的看法；而“重新现实化”则是指“话语被嵌入概括、实践和转型的全新领域”(30)话语实践构境中的“回到”与上述二者都不同。之所以需要“回到原初语境”，倒不是因为诠释学意义上的理解困难或是有什么其他障碍，而是由于话语实践本身的“本质的和建构性的遗忘”(oubli essentiel et constitutif)。显然，这个遗忘是海德格尔式的： 实际上，创始的行为就其本质而言，注定要受制于它自身所产生的存在之遗忘(être oublié)，这些遗忘从创始行为中发展而来，同时也导致了该行为的偏差(dérive)与曲解(travestit)。这种并非偶然的遗忘必须由某些精确的操作(opérations précises)加以调控，这些操作可以在向着创始行为的回归中，得以定位、分析和化约。遗忘所设下的障碍(empêchement)并不是从外部添加的(surajouté de l'extérieur)，而是从所探讨的话语实践当中兴起的，正是话语实践为它立下了法则。遗忘既是导致这障碍的起因，也是消除这障碍的手段，还要对妨碍回归创始行为的阻碍负责，只有通过回归才能得以解决。(31) être oublié就是海德格尔那个对Sein的存在论的遗忘，在福柯这里，就是对être在动词构式中的话语塑形作用的遮蔽。而“回归”则是让这种遮蔽暴露出来。所以，一切回归会是“向着文本自身(texte même)的回到(revient)”，具体而言，也就是—— 带着对那些在文本的空心、缺席和缝隙(en creux，en absence，enlacune)中体现出的东西的特别关注，回到一个原初的、不加修润的文本(texte dans sa nudité)。我们回归那些空洞的空间，它们被遗忘所掩盖，被带有误导性的虚假的充足所隐匿。(32) 福柯的这一分析是非常深刻的。我的所有“回到”“( 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回到海德格尔”，以及这里的“回到福柯”)可能都是在这个构境意义中的某种有意向的解蔽。在青年福柯看来，向着文本的回归是使话语实践发生整体转型的一种有效且必须的手段。比如，在回到文本的全新构境中“重新检视(réexamen)弗洛伊德或马克思的著作，就会转变我们对精神分析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是对的。显而易见，这个所谓的“回归”又是与福柯的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本质相一致。 在全部演讲结束时，青年福柯不无得意地提到，先前，我们会听到这样一些提问： “谁是真正的作者？” “我们是否能够证明他的真实性和原创性？” “他用自己的语言对自己最深刻的自我做了怎样的揭示？” 可是，现在，人们则会听到一些新的问题： “这种话语有哪些存在模态？” “它从哪里来？它如何流通？它受谁控制？” “针对各种可能的主体将作出怎样的安排？” “谁能实现主体这些各不相同的功能？” 在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我们却几乎只能听到一种漠然的咕哝： “谁在说话重要吗？”(3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