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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福柯认为，作者在写作中，看起来是表现自己的想法，但实际上是更大尺度中一种话语运作“外部”决定的结果。所以，“作者”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是我在写作，而是话语方式写我。如果说，过去我们说，我写故我在，那么，现在则是我写故话语方式在，因为作为作者的我在写作中恰恰不在。你以为你在写作，可是你却不在。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十一五”社科规划重大招标项目“当前意识形态动态及对策研究”(项目号：08&ZD05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 1969年2月23日，青年福柯在法国哲学学会年会上作了题为《什么是作者？》的著名演讲。①这次演讲可被视作福柯试图回应公众对《词与物》(Lesmots et Les choses，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1966)重重质疑的进一步努力。不过，我们将在这次演讲中看到，福柯总是以反击式的思考使问题域变得更加复杂和深不可测。这一次，他干脆宣布了那个作为沙滩面容的现代人之写作主体的消失：“作者的消失——自马拉美以来我们时代的一个不停步的事件(La disparition de I'auteur，qui depuis Mallarmé est un événement qui ne cesse pas)。”②不是作者肉身的死亡，而是他在话语方式中的不在场。 一 作者在何种意义上不在场？ 一上讲台，青年福柯就开始调侃法国哲学学会的学术正统样态。他说，到你们这里讲话，通常必须“提交一个工程结束的成果(résultat de travaux déjà achevés)”，这是指完成的学术论文或有具体结论的成果报告，“但不幸的是，我今天提交给你们的却是一个很不成型的东西”。③依我的理解，这是他走向《认知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1969)话语事件说的第二次预备性思考。第一次就是《科学考古学》(Sur l'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Réponse au Cercle d'épistémologie，1968)一文。福柯声称，要进入他的这个新的很不成型的研究计划，还必须具备两个新的构境点：一是思想的不确定性(incertitudes)，二是话语存在方式的不在场性(absence)。不确定性是福柯哲学之思的基本存在方式，他的哲学方法论构境总是在消解自己中发生改变，一生皆如此；不在场性(缺席)是拉康的本体论原则，福柯在此引用这个概念是要引出他自己想说明的一个爆炸性观点：在实际的写作活动中，作者是不在场的！在青年福柯看来，在写作中，作者总是在不断地消失；在文本中，谁在说话恰恰无关紧要；在签名中，名字不再指向作者，而不过是话语簇的一种表征。福柯总是语不惊人誓不休。 我想，当青年福柯以这个思路开讲时，他一定预知台下听众听到自己这番怪论后会怀疑，这里所指认的这个写作的人或作为作者的主体的不在场是否显得过于做作和矫情？所以，他马上作了一个缓冲的解释。青年福柯说，直到现在，至少就在话语中的一般作用和他在自己著作中发生的作用来看，比如像在《词与物》一书中，“作者”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当然，这首先归因于自己的粗心。先检讨自己，这的确是一个退一步再行跃起的好姿势。并且，这也是福柯难得出现的一次公开的自我批评。但是，我们很快会看到，这种内省却是为了引出更惊人的思想爆裂。 青年福柯以自己的具体文本《词与物》为例剖析道： 在我的《词与物》里，我的目的是分析作为话语层次(nappes discursives)的动词簇(masses verbales)，它们处于熟悉的一本书、一部作品或一个作者的范畴之外。但我在照一般方式考虑“自然史”、“财富分析”和“政治经济”时，我缺失了作者及其作品的视点(point d'ouvrages ou d'écrivains)；也许是由于这种疏忽，我才在这本书里以天真的、常常是粗糙的方式运用作者的名字(noms d'auteurs)。当我提到了布封、古维尔、李嘉图和其他一些人，但却没有意识到我在使他们的名字歧义地发生作用。④ 根据《词与物》一书的逻辑，如果在话语塑形层面以多重être发生作用的“动词簇”(在《词与物》中被称之为认识型)是一个时代文化的总体制约结构，那么，这一话语塑形方式的在场恰恰是在一切文本和一个具体的作者之外。所有文本的词语被组织构序，都只是这种话语塑形方式的布展和具象化实现。在这个另类的话语实践构境层中，一个有姓名的作者并不能替代或充当话语塑形方式(认识型)的直接肉身。恰恰是在《词与物》的讨论中，青年福柯自己“并无意于对布封或是马克思作出描述，也无意于复述他们的观点陈述或言下之意；简单地说，我只是要赋形于(avaient formé)他们作品中某些概念或理论整体(d'ensembles théoriques)的那些规则(règles)”⑤。通俗地说，就是要找到认识型。然而，有的时候，福柯却让有姓名的作者直接顶替了“认识型”的在场。在此，福柯承认自己的论说中存在漏洞，这个漏洞或思考盲区恰恰就是作者的在场问题。青年福柯甚至认为，直到现在，“当我们研究一种观念史、一种文类史或一种哲学分支的历史时，对于作者及其作品的稳固和基本的作用，这些问题也表现为一种相对软弱和次要的地位”。⑥这显然已经不是在数落自己，而是在敲打遍及现实的整个学术思想域了。我们能看出，这是在进一步认证他所提出的“作者何为”问题的合法性。为此，他还反讽式地引用法国作家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话：“谁在说话重要吗？(Qu'importe qui parle?)”⑦ 在言说中，在写作中，那个有名字的谁，真的在场吗？青年福柯此时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在他看来，真相是，不是作者在说在写，而是话语让他说和写。作者总是看起来在场，那个肉身在现场演讲，那个文本真是他写下的，然而其实却真的不在场。当然，对这一耸人听闻的宣判，福柯需要通过多重关系的颠倒来证明。 首先，是个人主观意图表现与话语塑形方式关系的颠倒。通常，作者作为主体在场，首先是通过言说和写作表达自己的主观意图，青年福柯却认为，在今天，作为表现主体的作者在话语分析的层面上正在消解。他说，“我们今天的写作摆脱了表现的主题(thème de l'expression)；它只指自己，然而又不局限于内在性的形式(forme de l'intériorité)，相反，我们在其外部展开(extériorité déployée)中辨认它”。⑧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作者在写作和言说中看似是在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实际上写作只是更大尺度中一种话语运作“外部”决定的结果，你的自主性恰恰是生产出来的无意识他性存在。比如，在苏东斯大林教条主义的话语塑形下，人们都以为是自己在面对马克思、列宁的文本，但实际上发生的事件只是那个看不见的意识形态大他者在强迫每一个无主体性的作者。如果说，《联共(布)党史》是一个史学话语塑形的标准，那么，所有关于历史的写作都不过是这一“辉煌史”的微观对象化而已。对此，福柯就会说，在这种历史写作中根本不存在作者的真实在场性。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福柯是想将这种可见的暴力性伪构境情况泛化到全部言说和写作中去。在福柯看来，在一切看起来由作者发动和操持的言说和写作中，其实都有某种外部看不见的话语塑形方式在规制着作者。老师在课堂上讲授，在大多数场境中都并非真的是他自主地创造性言说，而是一个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隐性知识系统在让他陈述，这就是后来在所谓后现代状态中的“话在说我”。而作家、学者的写作也是如此。作品中看起来有意图的人物和故事的创造，其实都取决于作者自己背负的文学话语塑形构架和无形的世界观；学术研究就更是话语塑形和思想构境的无意识的布展。青年福柯认为，这种个人主观意图表现与话语方式关系的彻底颠倒，使写作变成了符号的一种相互作用，它们更多地由漂浮的能指自涉关系建构，而不由主观表现的所指内容支配。这一点，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罗兰·巴特—克莉斯多娃的互文性。青年福柯说： 这一反转把写作变成了一种符号的游戏(jeu de signes)，更多地受着能指的性质本身(nature même du signifiant)而非所指(signifié)的内容的调控。进而，它意味着这样一种行动，总是在测试着写作常规性的界限，总是在越出为自己所接受和操纵的秩序的界限，并进而将其反转。写作就像一场游戏一样逐渐展开，它不可避免地越出自身的规则，最终把它们抛在身后。因此说来，这种写作的根本基础并不在于与创作行为相关的崇高情感，也不在于将某一主体(sujet)嵌入语言。恰恰相反，它关注的主要是开辟出一块空地，让写作的主体在那里不断趋于消失(sujet écrivant ne cesse de  )。⑨这是福柯比较少见的对索绪尔能指—所指论的致意。这便是青年福柯那个著名的“作者的消失”的第一现场。写作由于更多地受制于能指符码的自涉性关系，而不断脱离原来构成写作意图的主体性所指内容，所以，居以为作者主体性的基础被掏空了。如果说写作是能指的一场游戏和狂欢，那么作者就是一个从游戏开始就在消失的幻影。 其次，写作与死亡关系的颠倒。青年福柯告诉我们，传统的写作观认为：写下来就是为了不死。在西方，写作作为希腊叙事或史诗的古老概念，“它是用于保证某个英雄不朽(immortalité)的概念”。写作即意味着不朽。可是，在今天的文化中，这一切又被颠倒了，写作不再能够令作者不死，它本身反倒成了杀死作者的过程。这是一个关系颠倒的辩 写作现在与奉献和奉献生命本身联系在一起；它故意取消在书中不需要再现的自我，因为它发生在作者的日常生活之中。凡是作品(oeuvre)有责任创造不朽性的地方，作品就获得了杀死作者的权利，或者说变成了作者的谋杀者(meurtrière de son auteur)。⑩ 言下之意，不同于传统经典作品与作者不朽的关联，在现代性的文学创作中，作者是故意被取消的，青年福柯将福楼拜、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等人都列为上述作品杀死作者现象的“明显实例”。我觉得，福柯对这个观点的论证是不充分的——凭什么说福楼拜、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等人的作品就是自杀，个中原因和逻辑为何，福柯语焉不详。我们在理解构境层中去设想，如果这话指的是，以传统经典的眼光来看，今天已无经典，写作沦为时尚，经典作家因而早已死亡，那还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种经典不在场的否定性构境，并无法推出福楼拜、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的写作已经不再不朽。与此相关，青年福柯进而指控，上述写作与死亡之间关系的颠倒，还表现在作者个人特点(individualité particulière)在作品中的完全消失，或者说，今时今日，作者存在的标志恰恰在于其“特殊性不在场”(singularité de son absence)。所以，如果我们试图理解今天的写作者，切入点必得是其缺席的独特性，或者说将会是作者与死亡的关联，而这种关联恰巧又使作者成为他自己写作的牺牲品。福柯之思的迂回缠绕和刻意做作，从中可见一斑。 其三，作者与写作本身之间关系的颠倒。青年福柯指出，作者的不在场还表现在写作本身的消失。依他的看法，今天，在真实发生的“写作”(écriture)活动中，写作—— 既不关心写作的行为，也不关心在文本内部作为征兆或符号(  ou signe)对作者意义的表示；相反，它标志着一种详述一切文本状态(condition)的非常深刻的尝试，既包括文本在空间弥散(disperse)的状态，也包括它在时间里展开(déploie)的状态。(11)写作不再关心写作本身，它只是开启了一种文本在特定空间和时间中布展的状态，它“只是把作者在经验上的特点转变成一种超验的匿名(anonymat transcendantal)。作者经验活动中极其明显的标志被抹掉了”。(12)一言以蔽之，并不是作者在写作，而是特定时代中生成的话语塑形方式在文本中的布展：不是我在写作，而是话语塑形方式在写我！倘若我们说，先前，对作者而言，我写故我在，那么，现在发生的事件则是我写故话语塑形方式在，因为写作的过程恰恰是作者死亡的过程，作为作者的我在写作过程中已然不在。你以为你在写作，然而，你真的并不在！l'écriture comme absence(作为不在的写作)，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么？在今天的中国，文学写作、影视写作甚至是学术论著的写作，多少都出现了作品沦落为市场票房玩物、论文堕落成升职称的功利指标的现象，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恐怕是比福柯此处揭示的深层话语塑形支配要肤浅得多的另一种写作之死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