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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西方性别理论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进入中国以来，学界给予了热烈回应并积极践行于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实践，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效。纵观既有研究成果，对西方性别理论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译介阐释并以此观照分析中国女性文学的成果较多，但取比较视域研究中西性别理论与文学异同，进而探究中国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批评民族主体性的成果则相形见绌。当下，“借西论中”、“借西构体”仍是多数女性文学批评学者选择的批评范式与批评路径。 事实上，虽然中西女性的“第二性”（西蒙·波伏娃）生存具有本质的一致性，但由于中西方社会历史生存状况、政治结构形态、文化构型等差异，由此形成的中西女性“第二性”生存及其文化表现也存在明显差异。基于西方历史与现实状况而形成、体现着西方文化印记的西方性别理论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并不完全适应中国，对于前者的借用、套用甚至误用，将造成并且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对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民族主体性原创性建构的漠视与削弱。对此，有必要在双向阐发与异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对中西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形象的差异性进行追问，在比较中认清中国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特色，进而达至与西方此领域的平等交流与对话。 “第二性”宿命的生成之路不同 西方女性“第二性”宿命履践的是一条由政治而伦理的历史生成之路，而中国女性的“第二性”宿命则履践一条由伦理到政治的历史生成之路。中西女性生存的历史文化语境是导致中西女性相同的“第二性”生存命运、不同的生存表现的历史文化原因，也是导致中西性别理论乃至女性文学批评各具特色的重要原因。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期”，滥觞于此的中西女性文化就有了根本的区别。 在西方，体现西方文明的希腊城邦的建立，确立了以地域为范围的政治管理体制，割断了远古氏族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血缘纽带关系——人身关系，西方女性的“第二性”身份即起于地域性对于人身性，亦即地缘性对于血缘性的政治取代。以地域空间为范围进行政治管理的希腊政体，创构之初就将女性排斥于政治管理领域之外。希腊城邦创立的民主政治以公民大会加以体现，而当时法律规定，女性与奴隶不属于公民。正是由于最初的政治歧视与排斥，西方女性沦为“第二性”性别位次。之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政治与宗教伦理合力，女性“第二性”位次由政治强制而逐渐转化为女性自己认可的伦理自觉。而在中国，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期”，地缘取代血缘的政治变革并未发生，中国在夏、商、周三代的渐进更替中，奠定了另一条保证中国“男耕女织”农耕经济模式的强化血缘关系的路径，这条路径确立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男性家长制管理，并由此产生相应的伦理意识以及与其相配套的伦理规约。与此同时，建立在嫡长制、分封制基础上的国家政体，又保证了家族与氏族血缘关系在政治中的延续。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家庭伦理关系与伦理意识的政治化或国家政治关系的伦理化，奠基在血缘基础上的为男权话语制定的大量伦理规范，被很自然地纳入政治治理的权力范围，成为中国女性“第二性”生存的历史文化规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