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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风变雅”与春秋文学的精神转向(4)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艺研究》2016年第201 傅道彬 参加讨论

    四、从庄严夸饰到自然写实
    宏大的历史叙事和集体性的情感抒发决定了以雅、颂为代表的西周文学的崇高审美品格。康德认为:“崇高是一切和它较量的东西都是比它小的东西。”(73)沿着这样的思维线索,就会发现,越是通向往古,崇高的美学特征就越鲜明。古希腊神话里的人物,无不具有非凡的超人性格,大都是勇敢的冒险家和强悍的征服者。中国神话虽然不像希腊神话那样体系严密,但仍然张扬着人类创始之初的恢弘气势和非凡能力。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大禹治水等等,在天地开辟、鸿蒙蛮荒的宏伟时空里讲述着人类的不屈精神和顽强意志。一切现代艺术都无法重复原始艺术的宏大气象,一切世俗的事物在神话世界非凡的想象力面前都显得琐碎而渺小。
    正风正雅的崇高性审美追求源于史诗的艺术土壤。史诗是上古时代崇高美学精神的典型体现,其历史叙事的宏大庄严、超越众生的英雄人物塑造,决定了它必须在广阔的历史空间里展开,必须营造恢弘的艺术氛围,其精神品格是充满自信的,其表现笔法是浑厚粗犷的。这正是崇高美学的显著特征。
    《诗经》中三颂、《大雅》等古典史诗审美的崇高性,主要体现在天命的信仰、英雄的崇拜和宏大历史事件的叙述。在经学家那里,所谓风雅之“正”恰恰是源于风雅对诗的颂扬传统的继承。三颂诗喜欢用大、高、洪、荒、长、巨、百、万等描绘硕大无朋的自然景象,而很少对枝蔓琐屑的生活场景和无关紧要的历史人物进行描写。高山、长河、大海、巨流、莽原、田野、阡陌等雄伟的空间意象和洪荒高古、生生不息的时间观念,共同勾勒着一种具有崇高、悠远审美精神的图画,给人以摄人心魄的力量。
    与崇高美学相伴的另一艺术特征是审美的夸饰性。夸饰是崇高的延伸,只有通过渲染、夸饰,才能表现出神灵的奇异、英雄的非凡和历史的宏大。我们看到的原始艺术常常体现出某种变形、夸张、放大的特征,动物和人物是局部夸张的,而不是简单地描摹现实。中国青铜时代的饕餮形象特别引人注目:“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74)原始艺术的狞厉之美源于原始宗教精神,以近乎狰狞、威严的形式表现宗教的神秘、恐惧,并以此来威吓人类的灵魂,使人匍匐于神坛之下。正风正雅继承了原始宗教艺术的美学精神,将狞厉和张扬转为崇高与夸饰。故事的神奇宏大、英雄的自命不凡、时空的悠远高古以及刻意保持着的与大众的精神距离,共同构成了正风正雅俯瞰苍生式的自信,体现着崇高和庄严。
    以变风变雅为代表的春秋文学,从原始浪漫主义的精神写意向古典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转变。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郑的莲鹤方壶,代表了春秋时代写实艺术的典型风格。其最为精彩的部分是盖顶仰起的双层莲瓣和伫立于莲芯之上展翅欲飞的立鹤。它们所展示出的这种清新自由、生动活泼的意境,一扫前代装饰工艺肃穆、刻板的风格,寓示着新的艺术精神的诞生。郭沫若指出,莲鹤方壶的艺术风格已迥然有别于殷商、西周,在盖顶莲瓣中心立一张翅之鹤,全然超出了西周以上神秘、凝重的氛围,显露出清新的气息。“此鹤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躇满志,睥视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之飞翔。此正是春秋初年由殷周半神话时代脱出时,一切社会情形及文化精神之如是表现”(75)。郭沫若描述的既是莲上之鹤,也是春秋时代青铜艺术的总体风格与审美趋向。从“半神话”状态下挣脱出来的春秋艺术,摆脱了早期艺术俯瞰苍生的狞厉、夸饰,而走入世俗生活,以一种清新、写实的面貌呈现出来,代表着一种新的美学转向,标志着中国艺术风格的一个新的开端。
    (一)以“赋”为特色的写实成就
    变风变雅艺术上最大的收获,即是自由写实主义美学风格的成熟。与青铜礼器对动物和图腾逼真的描绘相比,《诗经》的细腻写实风格更多地表现在对人的描摹刻画方面。如《卫风·硕人》:
    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76)
    这里对庄姜的描写,不再是西周诗篇中简单的历史背影,而是具体、周到的形象刻画。这种人物形象的细致刻画代表了春秋时代写实艺术的真正成熟。以往研究者说到《诗经》的艺术成就,往往只强调“比兴”。其实,真正能代表春秋文学时代进步的是“赋”,是以铺陈其事为艺术手段,对社会生活全面的表现和对人物细致而真实的刻画。如《鄘风·君子偕老》: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发如云,不屑瑱也。玉之瑱,象之揥也,扬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绉,是绁袢也。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77)
    这首诗是对一位出身高贵的妇女的工笔式细腻刻画,笔墨集中于她的装饰。首章写其发簪上珠玉摇动,行走之间,鲜明灿烂,有一种山河般的宁静、庄重。次章写其美发乌黑,两耳垂玉。尾章写其外罩轻纱,姿态曼妙。整首诗精雕细刻、反复铺写,由上而下、由外而内,层次分明,表现出高超的描摹艺术。如果说《硕人》长于写人的话,那么此诗则善于状物,通过装饰、佩戴展现人的内在精神。不过二者都注重自然美的追求:硕人的形象有种自然、清新的美,而此诗也公开声明“鬒发如云,不屑瑱也”,崇尚自然的一头乌发,不屑于用假发伪饰自己。崇尚自然也是春秋美学的重要特色。
    变风变雅写实能力的增强,还表现在细节描绘上。有两点特别引人注意:一是写人的目光。如《卫风·硕人》云:“美目盼兮。”《齐风·猗嗟》亦曰:“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抑若扬兮,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射则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仪既成兮,终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78)如果说《硕人》描写的女性目光黑白分明、顾盼生辉的话,那么《猗嗟》描绘的男性目光澄澈而富有神采。春秋文学对眼睛的描述不仅着眼于形式的美丽,更注意表现神采的光芒。眼睛是代表心灵的,这样的目光是春秋人的心灵展现,也是一种古典美学的精神象征。二是对手的描绘。原始雕塑艺术很少表现手部,其对女性的刻画往往夸张地表现乳房、臀部、女阴等女性特征。亚里士多德认为手是人类最重要的器官,“手似乎不是一种工具,而是多种工具,是作为工具之工具。因此自然把这种用途最广泛的工具即手赋予那种最能获得最多技艺的动物即人”(79)。一个人或是贵族,或是平民,或是不劳而获,或是风雨劳作,都可以通过手体现出来,因此,手可以说是人类的第二张脸。但是在艺术上,手又是最难刻画的器官,因为它汇聚了人类太多的生活和审美信息。能够生动地展现文学的、艺术的手,正反映了人类思想和艺术的进步。说到《诗经》中的手,人们自然会想到《硕人》的“手如柔荑”,美丽的手,纤细洁白,未经风雨,宛若初生的白茅嫩芽,这是一双春秋贵族高贵、优雅的手。《魏风·葛屦》则描绘了一双劳动者的手:“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80)“掺掺女手”构成了整首诗的中心意象。这双手可以缝制抵御严寒的衣裳,不仅有美丽的形式,更具有历经沧桑、饱经风雨的深刻生活内容,呈现出更多超越自身的意味。
    (二)从外部历史叙事转向内在心理描绘
    文学史也是心灵史,从外部的宏大历史的集体叙事转向个体心灵世界的描绘,是春秋文学的重要转变。《柏舟》是“变风”的第一首诗,也是一首典范的抒写心灵的诗篇,描绘了诗人黄河九曲般的情感曲折和心灵咏叹。整首诗只开篇一句“泛彼柏舟,亦泛其流”(81)交代抒情的环境背景,其余都是围绕诗人内心郁结和情感波澜展开的。诗人要抒发的是绵绵不绝的“隐忧”。“隐忧”是难以言说、无法排遣的情愫,因此必须聚焦于隐秘的心灵世界才能得以呈现。因为“愠于群小”(82),即与身边一群势利小人发生了冲突,诗人遭受了“觏闵既多”(83)、“受侮不少”(84)的无情打击,遭受了亲人的无情背叛(“亦有兄弟,不可以据”(85))。无尽的孤独和痛苦咬啮着诗人的心灵,他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寤辟有摽”(86))。然而,在灾难和痛苦面前,诗人依旧坚守理想、矢志不移,发出了“我心匪鉴,不可以茹”(87)、“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88)的时代呐喊。这是屈原式的为追求美政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原型,是古代爱国志士苦恋情怀的思想源头。
    《小雅·正月》宛若一部宏大的交响乐,以言情、写心为主,全面展示了诗人国破家亡之际巨大的心理忧伤,一种《离骚》式的难以排遣的心灵苦痛回荡在天地之间。诗中“心”字出现了八次,诗人通过“我心忧伤”、“忧心京京”、“哀我小心”、“忧心愈愈”、“忧心惸惸”、“心之忧兮”、“忧心惨惨”、“忧心殷殷”(89)等忧伤心态的铺写,塑造了忧思家国、质地问天、孤苦哀号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从“赫赫宗周,褒姒灭之”(90)的诗句看,这是典型的春秋诗人心理世界的展现。全诗以心理活动为线索,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细致地展现了诗人内心的悲苦、纠结、挣扎与无奈。诗的抒情建立在正月繁霜、万物凋零的历史环境中,这不仅是时令、物候的变化,更是凄风苦雨、生不逢时的政治象征。整个社会风雨飘摇,朝廷上下谣言四起、小人横行,政治空间逼仄到让人窒息的程度:“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91)诗人同屈原一样遭受了君主的误解和同僚的排挤。“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92)。国家急难时,求贤若渴;一旦我入宫廷来,待我傲慢,弃置不用,诗人陷入了“心之忧矣,如或结之”(93)的无尽苦痛之中。诗人也有《离骚》式的上天入地、上下求索:他追问父母,为何把我生在这样一个乱世?他追问天地,为何不能让我挺直胸膛?最后,诗人绝望地发出了“哿矣富人,哀此惸独”(94)的呻吟。可以说,诗人的绝望是屈原式的,这首诗已经开启了屈原式的情感模式。
    “变风变雅”这一概念是由经学家从否定意义上提出的,但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王朝式微带来的精神沉沦,而是一场由政治革命引发而波及思想、主题、风格、审美等广泛领域的文学革命。风雅之变对后来的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每当形式主义泛滥的时候,人们总是标举风雅精神,特别是变风变雅精神。因为风雅之变的批判精神、自然写实手法,比起所谓正风正雅更有力量、更有成就。文学史上每一次经典阐释,都不是简单的回忆过去,而是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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