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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复调小说的大致轮廓。这个轮廓也许还未达到眉目清晰的地步，但应该是棱角分明的，它已足够为我们守住复调小说的准入底线了。简单地说，评价一部作品是不是复调小说，要看在这部小说出场的人物中，是否存在人物A对自己的认识以及他/她对人物B的认识；是否存在人物A对人物B之于自己想法(作者在写人物B时写到)的洞悉以及他/她对人物B想法的回应。同样，人物B也是如此，处于同人物A或其他人物的“对话”之中。如果还需更严格一层，那么，小说中必须如巴赫金所说，存在“思想的人”。“他须是自己道理的载体，他须持有具有价值的(表现思想观点的)立场。如果一种感受或行为不求具有价值(赞同或反对)，而仅求具有真实性(评价)，那么，只能有最微弱的对话关系。”(25)对照着这样的描述，中国现当代小说中那些被研究者称为“复调”的作品，如鲁迅的《在酒楼上》等小说、莫言的《酒国》、贾平凹的《秦腔》、余华的《兄弟》等等，就都失去复调小说的资格准入权了。 “复调”是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个性的高度概括与界定。他无比妥帖、精妙地定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特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研究》实际上就是一篇成功的作家作品论的论文。既然“复调”一词是巴赫金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量身订做的，我们动辄为其他作家穿上“复调”的外衣恐怕实在是不大合适。当然，这绝不是说“复调”理论就不可以被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来。一个理论如果只能被高高在上地供奉着，也就失去了活力。比较合适的做法或许是从某一理论的某一点或某几点上生发自己的思考。一个含蕴丰富的理论是由众多启人思考的细部组成的。“思想的人”、“双声语”、“独白实体”、“隐性对话”等等这些就是“复调”理论的关键词，也是组成它的细部。文学的花园里不可能存在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一样与巴赫金的“复调”之说全然吻合的小说，但某些在局部采用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似手法的作品还是可能存在的。研究者从自己的审美体验出发，可以借用巴赫金“复调”理论的某些细部来深化自己对作品的感悟。比如，黄书泉《论〈尘埃落定〉的诗性特质》一文，就是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借巴赫金“双声语”的说法，对阿来的小说进行了不错的解读。黄书泉没有为《尘埃落定》贴上“复调”的标签，只说这部小说带有“复调小说的艺术风格”(26)。这样的做法是比较谨慎、恰切的。 不少研究者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复调”正名，我认为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国内研究者眼中，“复调”已经从一个对某种艺术形式进行命名的指称上升为一种价值判断。有研究者说，“巴赫金在很多研究者眼中，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神话”，因此出现诸如“用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反思我国当代小说”的说法，甚至出现“中国何以出不了‘复调小说’”的疑问(27)。这种“复调崇拜”本质上还是对“复调”理论的误解。这误解的“归罪”还不能都算在中国读者头上，巴赫金自己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处处隐含着巴赫金对现实意识形态的批判，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复调理论是对苏联这场悲剧的深刻反思，是对独白社会权威话语的有力抗争”(28)。在全书的不少地方，巴赫金抛开具体的小说文本不论，进行一些抽象的评说，借此表达逸出了文学理论范围的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看法。这就使全书洋溢着一种价值判定的激情，使论说处处染上了褒贬的色彩。比如，他在论述狂欢化体裁的特征时，用“狂欢处世态度”来形容这种体裁的精神。巴赫金认为，狂欢处世态度的意义正在于它对片面的严肃性、单一意义和教条主义的削弱。这样的论断使“复调”理论的建构从一种事实陈述滑向一种价值判断。本来，巴赫金是从“艺术形式”和“艺术思维”(29)的角度建构“复调”理论的。在“结束语”中，他也说道，“复调小说的出现，并不能取消也丝毫不会限制独白小说(包括自传体小说、历史小说、风习小说及史诗小说等等)进一步的卓有成效的发展”(30)。在理性上，巴赫金应该是知道“艺术形式”、“艺术思维”和“艺术态度”、“艺术立场”的区别的。他所倡导的是复调式、对话式的艺术创作态度，而独白形式的小说并不意味着作者的艺术态度也是独白的，只有“独白的艺术态度”才是被完全否定的。但在全书的论述过程中，却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误解，即独白形式的小说即反映了作者的独白式艺术态度，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形式的小说才是一种复调式艺术态度的反映。在某些部分，巴赫金几乎在艺术形式与艺术态度、艺术立场之间划上了等号。例如他说：“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新的艺术立场上。是这种立场使他拓展了艺术视觉的视野，使他有可能从另一个艺术视角来观察人。”(31)“总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里，作者对主人公所取的新的艺术立场，是认真实现了的和彻底贯彻了的一种对话立场。”(32)而事实上，采用独白方式结构作品的作家，他们的艺术态度、艺术立场也可以是复调的、对话的。每一位创作出优秀作品的作家在写作之时必然都经历了各种思想的碰撞交锋，也都采取了一种对话的态度。只不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最终选择了确定的视角、独白的形式来编织作品，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种对话式的思维方式直接体现在作品的全部内容上。只能说，在众多具有复调式艺术态度的作家中，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正赋予这种对话式的艺术思维一种表现形式，使之得以人格化、戏剧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