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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诸子赋论的文学性与写实性 先秦两汉赋论，无论是“赋志”还是“赋心”“赋神”，除了具有文学性，还蕴含着赋家寄予文学的政治理想与现实关怀之情。其赋作，虽然无法做到“直谏”，但“主文而谲谏”“讽谏”与“劝百而讽一”之中，却既有赋家“抒下情而通讽谕”的人文情感，也有“宣上德而尽忠孝”的社会关怀。 荀子《赋篇》，往往直接阐明描写对象的政治功能与社会价值，体现了赋家特定的现实指涉。如《礼》篇开篇点名其意义：“爰有大物，非丝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为天下明。生者以寿，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军以强。粹而王，驳而伯，无一焉而亡”[4](P472)，将其与“王霸”大业相联系，体现了作者的政治思考。《智》篇亦指明其“大参乎天，精微而无形。行义以正，事业以成。可以禁暴足穷，百姓待之而后宁泰”的现实价值，以及“百姓待之而后宁也，天下待之而后平”的政治意义，并将其称为“君子之知”。由此看出，辞赋可以直接揭示出写作对象的现实意义，承载说理、教化之功能，是《诗经》无法实现的新文体。同时，通过揭示写作对象的社会价值，体现赋家本人的撰写意图与政治理想，并且不失其文学审美意义，也是其他文体所不能达到的。更重要的是，赋家本人的政治理想与现实关怀，也可以通过辞赋描写对象得以呈现出来，荀子《云》《蚕》《箴》赋，皆是。 屈原《离骚》，虽多个人郁愤，但其写作起源与个人遭遇有关，其目的则是通过赋作劝诫楚王，实现政治清明之目的。《史记·屈原列传》称“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8](P2482)，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其中写“三后之纯粹”“尧舜之耿介”“桀纣之昌披”“党人之偷乐兮”等，无不反映着屈原对社会现实的深切感受，其赋作目的亦昭然若揭。贾谊《吊屈原赋》，司马迁说他撰写此赋“以适去，意不自得”，又称其撰《鵩鸟赋》“适居长沙”，二人相似的贬谪经历与相通的社会情感，为其作品赋予了相同的目的与主旨。 司马相如《子虚赋》，虽然借“子虚”“乌有先生”与“无是公”三人“推天子诸侯之苑囿”，但“其卒章归之于节俭”，此“风谏”即为“赋家之心”，即其对社会、政治之关心。王褒《洞箫赋》，文学成就较高，故刘勰《文心雕龙·才思》称：“王褒构采，以密巧为致，附声测貌，泠然可观。”[1](P281)这种题材因为与音乐相联系，具有更大的文学与音乐节奏美感，适于诵读，故“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2](P2829)。但王褒此赋，又有“感阴阳之和，而化风俗之伦”的寓意。 最有意思的是王褒两篇俗赋，《僮约》与《责须髯奴辞》，以嘲谑口吻写下层奴仆，是对当时政治生活的现实反映。王褒立券买仆，其“奴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之规定，以及《僮约》中奴仆便了“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的形象，是对当时吏民、豪族买卖奴婢的真实写照。汉成帝、汉哀帝时期，豪杰、官吏疯狂地购买田宅、广蓄奴婢，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浸以成俗，而欲望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2](P324-325) 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2](P336) 王褒这两篇赋，或者并无揭露现实的本意，但客观上却表现了西汉的政治矛盾与社会问题。这种“写实”，是汉代赋论的文学表现形式。 这种俗赋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1993年，江苏东海县尹湾发掘了六座汉墓，六号墓出土的编号为114至133的简牍，是一篇存664字的《神乌赋》。据同墓所出木牍纪年，墓主人的下葬时间为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正是扬雄生活的时代。此赋“其性好仁，反餔于亲。行义淑茂，颇得人道”，即是赋作寄寓的主旨；赋末“穷通其菑，诚写悬以意赋之”，则是赋家撰写此赋的主要目的，也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 王褒生活在汉宣帝时期，据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所言汉赋“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之说，当时社会繁荣推动了汉赋的创作数量，并且造成了汉赋对现实社会的文学表现。王褒是司马相如与扬雄之间的过渡人物，从其作品看，王褒赋作已经与司马相如的“赋心”之作有很大不同，尤其是他的俗赋作品具有明显的“写实”特征。 俗赋体现的这种“写实”倾向，是后来扬雄“赋神”论的主要宗旨。扬雄深谙辞赋之旨，其撰写赋作具有明确的写作意图，故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称：“子云属意，辞义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1](P281-282)“子云属意，辞义最深”，正是对扬雄赋文学与社会价值的肯定。 扬雄早年在蜀时，辞赋撰作仿司马相如，故其文多禄利致用之心。扬雄吊屈原之《反离骚》，与贾谊《吊屈原文》的不同，就在于贾谊是本着与屈原相似的人生体验而吊，其中更多道家思想；扬雄则是以更为“入世”的人生态度批评屈原，如《汉书》记扬雄“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2](P3515)，明显多儒家入世色彩。这种情形下撰写的赋作，必然多歌功颂德而少委婉而讽，如扬雄《甘泉赋》，社会背景是“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士，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虽然《汉书》称扬雄“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但细读全赋，除了对出行场景的细致描绘和对汉成帝求嗣的良好祝愿，根本看不出一点“风”意。《甘泉赋》末“辉光眩耀，隆厥福兮，子子孙孙，长亡极兮”，直接为汉成帝求嗣的政治目的服务。 《羽猎赋》也是如此，虽然赋末有汉成帝“乃祗庄雍穆之徒，立君臣之节，崇贤圣之业，未皇苑囿之丽，游猎之靡也，因回轸还衡，背阿房，反未央”的貌似悔悟之词，但与全赋铺采摘文相比，这种“讽”全赋主旨根本不会产生太大影响。扬雄所言“恐后世复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云云，看似“讽喻”，实则表现汉成帝的畋猎符合“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而其中写畋猎之场面壮观、天子之恢弘气象、池苑之阔大与物产之丰饶，其本意仍然在通过“写实”歌功颂德，赞扬汉王朝的强盛。至于扬雄《长杨赋》，更是为了表现“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与“客徒爱胡人之获我禽兽，曾不知我亦已获其王侯”之主题，政治意味更加明显。 无论是“赋志”“赋心”还是“赋神”之作，在保持一定文学性的同时，先秦两汉诸子赋家皆怀有深刻的政治与社会目的。顾彬认为汉赋中的自然描写无不有“与朝廷和宗教意图的密切关联”[9](P62)，这种说法虽然有点绝对，但也不无道理。用现代的文学理论说，这就是“写实”，是诸子赋作的重要文学特征。可以说，诸子辞赋之“讽谏”“劝百而讽一”，适应了辞赋“写实”需要，“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或揭露时弊，或歌功颂德，时刻与社会现实保持紧密的联系。这种文学性与现实性的密切结合，尤其是现实性的着重体现，是诸子辞赋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之所在。 文学作品是反映现实、服务于现实的，不可能是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乌托邦”。中国文人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与人文精神，具有对所处社会的自豪感与对未来的忧患意识，同时具有将文学作品作为“抒下情”“宣上德”的学术价值观念。从先秦两汉诸子赋论来说，儒家之“入世道”，即后世之“经世致用”思想，是中国学术与文学的一贯传统。一直到明清时期，这个传统一直没有改变。“诗史”传统与“实学”思想，就是这个传统的典型表现。研究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除了挖掘它们在当时的衍化过程，还需要深入分析它们在当下的文学意义与实践价值。 ①孔臧《谏格虎赋》虽题名有“谏”，本意实非为“讽谏”，而仅仅是模仿之作。 ②《西京杂记》：“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通，牂牱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 ③《汉书》卷六四《朱买臣传》：“武帝善助对，繇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