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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文家散文整体风貌——以马祖常、余阙为例 通过对西域文家的散文文献考察，发现大部分西域文家的散文已经散佚，西域文家有文集传世者仅马祖常、余阙而已。《四库全书总目·〈石田集〉提要》评价马祖常：“大德、延祐以后，为元文之极盛，而主持风气，则祖常等数人为之巨擘。”(13)由此可见，马祖常是西域文家前期的佼佼者。余阙死于元末战乱，《四库全书总目·〈青阳集〉提要》谓其“集中所著，皆有关当世安危”。(14)他的散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元末文风。今以二家散文为例，就其民族特质及整体风貌略作探讨。 (一)稽古穷经，一根于儒，又释道兼收并蓄。西域文家皆具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他们言事为文，往往稽古穷经，引类比附，丝毫不弱于中土汉儒。胡助《挽马伯庸中丞》诗盛赞马祖常：“稽古陈三策，穷源贯六经。文章宗馆阁，礼乐著朝廷。”(15)苏天爵《元故资德大中大夫……魏郡马文贞公墓志铭》中记载：“公每进说，必以祖宗故实、经史大谊切于时政者为上陈之，冀有所感悟焉。”(16)石田先生文集·请慎简宫寮疏》一文论慎选太子近侍的重要性，引《新唐书·元稹传》语，以西周成王为例，据史引经，阐明事理。《建白一十五事》开篇即稽古陈事，阐明言事官之重要职责：“古者建立言事之官，非徒擿拾百官短长，照刷诸司文案，盖亦拾遗补阙，振举纲维，上有关于社稷，下有系乎民人。”(17)自己以古言事官自任，进言一十五事。余阙在《青阳先生文集》(18)的《送月彦明经历赴行都水监序》一文中论及“河患”一事，历数前代治河历史：从大禹治河，到周定王时大河南徙；再由汉初河患，到汉人马颊治河；再从北宋道失，到今日河患，提出“而治河者不以禹之所治治之”而导致“河患”为其原因。虽为纸上谈兵，但稽古引类，排闼而下，理直气壮，甚见壮观。余阙《元统癸酉廷对策》一文，“稽天地之理，验之往古”，历数往代统治者保天下之成败教训，告诫当今圣上应施仁政以保天下。这类散文与中土儒士政治家的文章一样，稽古穷经，引类比附，给人以雄浑大气之感。 西域文家们大都精研儒经，笃行儒道，以儒自居。为文往往以经明理，具有浓重的儒家情怀。《元史·赵世延传》说赵世延“为文章波澜浩瀚，一根于理”(19)。史家所说的“理”，即为儒家经典中行道、致君、泽民、修身之理，也即儒家的治世观、伦理观、道德观。《元史》本传谓马祖常被文宗皇帝叹赏为“中原硕儒”。他的表笺、章疏类文章皆能体现这一特点；就是一些序跋、题记之文无不蕴含着儒学辉光。于阗人李公敏，“能尊孔子之教而变其俗，其学日肆以衍，浸渍乎六经，汪  岁乎百家，蔚然而为儒者。流离困苦，益自刻厉，教授于青齐之间，赖公卿大夫知其贤名，荐牍交上，用是乃起家而入官焉”。之官之日，马祖常为序以赠之。(20)《送高富卿学正归滑州序》中对“諈诿以为辞，骫骳以为学，利于时而踬于道，贱己而贵物”“寡默以为廉，龊龊以为恭”的社会现象痛加挞伐，而对高富卿在光州为学正期间能“服孔氏之言”，“不踬于道，不贱乎己，使其在孔子之世，则有颜渊、闵子者为之依归而取正焉，斯能入善人之域”，则大加赞扬。为卢龙王义甫作《愿学斋记》，因义甫“当世教化方兴，特立于圣贤之乡，而为天子之郎官，有名于朝”“犹名室曰愿学”“古有云，非曰能之，愿学焉。非敢谓乃所愿，则学孔子也”，马祖常欣然为其书斋作记。余阙也是如此。戴良在《余豳公手帖后题》中评价余阙：“公学问该博，汪洋无涯，其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亹亹若珠比鳞列。”(21)《元统癸酉廷对策》是余阙中进士时廷试的文章，也是他出仕的第一篇治世策论。开篇引《尚书·泰誓》以立论：“君天下者，凡以仁而已。”“臣谨稽天地之理，验之往古，则仁之为道。”“祖宗以之而创业，后圣以之而守成，其理可谓至要。”“是仁者，人君临下之大本也。”接下来文章从五个方面，分别论述了什么是仁政，为什么行仁政，当今怎么行仁政的问题。作者引经据典，珠比鳞列，纲举目张，侃侃而谈。此策论不仅是一篇儒家的治世纲领，也可看作余阙作为一个儒臣的政治宣言。余阙现存世文章中无一不体现他儒家情怀。《梯云庄记》是为晋地黄杨许氏所居之地命名而写的一篇记叙散文，晋地“其为俗特不尚儒”，而“儒之所以为可贵，以先王之道之所在也”，而“独杨黄许氏以儒称于乡。三时力田，一时为学，褒衣博带，出入里巷之间。其族数十家化之，皆敦于礼。……如是者已三世矣”。余阙为“风厉其乡人，使知儒之为可贵也”，乃为文作记。《聚魁堂诗序》写临江贡士曾鲁与其友庐陵解蒙、高飞凤、刘倩玉寓止同舍，往还同舟，科举考试俱选列，余阙“爱鲁之交友得人”，为序鼓励四人不要仅以中选而喜，应“升以行道、以致君、以泽民”。余阙精于《易》，为文多引《易》为论，如《送许具瞻序》以《周易》之《谦》“阴”“阳”以论君子与小人及“虚”与“实”；《待制集序》以《易·革》之卦以论文运之兴替变化；《含章亭记》以《易》“乾”“坤”卦象释“含章”之意蕴。非深于儒典，难写出如此之文。 西域文家以儒为归，但不斥释、道二教之说，其文章表现了三教融合、兼收并蓄的开放思想。元代与前、后朝代最大的不同点是并非以儒家文化为独尊，而是施行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并奉行宗教自由。这种多元文化和谐并存的时代特征，在西域文家的散文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西域文家与当世的道教名流、大德高僧来往密切，文字往还颇多，特别是一些庙寺宫观、高士名僧的碑志墓铭、像赞哀诔屡见西域文人笔端。马祖常与南方道士玄教大宗师吴全节交厚，文章有《吴宗师画像赞》；他曾奉诏撰《敕赐弘济大行禅师创造福州南台石桥碑铭》，为高僧弘济禅师一生修行德业歌功颂述。余阙《高士方壶子归信州序》写信州道士方壶子忘却名利，深潜绘画艺术，并深为其高洁品格所折服。佛氏有《法疏》一书，僧西庵遂公“取而修订之，补其所未备，白其所未明，去其所未安”。余阙认为，可“濡须有道之士”，为作《藏乘法疏后序》。《题永明智觉寿禅师唯心诀后》一文，是余阙为永明寿禅师《唯心诀》一书写的题后记。余阙认为：“心者万化之原也，迷则愚，悟则圣，存则治，亡则乱，《易》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者，正指是言也。”作者儒、佛互证，以见二教互融之精神。《化城寺碑》是记述禅师洪聪创建化城寺始末。余阙认为，浮图“其道以出世为说，而须世以生，故言道者病焉。”但洪聪“学出世之道而不须于世，故君子取之。”另，著名西域文学家萨都刺《全元文》中仅存其文章九篇，而八篇涉于佛教。辛文房《唐才子传》，专为方外诗人、仙道诗人专题立传，并各写有传论以总之。这类文章鲜明地体现了西域文家文章的时代精神。 (二)质朴平实，不尚虚华，又感情真挚动人。感情真挚朴实，不尚虚华，不仅是西域文人的普遍人格，亦是他们的文格。余阙《送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道及河西民族的性格俗尚时这样说：“其性大抵质直而尚义，平居相与，虽异姓如亲姻，凡有所得，虽箪食豆羹不以自私，必召其朋友。朋友之间有无相共，有余即以与人，无即以取诸人，亦不少以属意。”西域人习性如此，西域文家为文亦然，他们的文章叙事议论多直陈无隐，不虚不华，挚朴可爱。马祖常在自己散文创作实践中，曾刻意追求这种质雅朴实精神。他在《杨玄翁文稿序》中记载他中进士时元明善对他文章的评价和指导，及他对“质实”这一审美命题的认识。序云：“延佑初，予售于有司。是时以古文名者清河元公复初，假予以言曰：‘子之修辞几于古矣，然于质实则过之，于藻丽则乏矣。’予起应之曰：‘……今国家以文取四方士，其进也，不杂是以致此，幸先生教之。然称以质实，则祖常有未敢能。’兹十年余矣，……而犹以质实为难，而不得一变斯文为叹也。”马祖常赞赏国家取士能以质实为尚，不以藻丽进人。但认为自己的文章还不敢说达到了“质实”的境界。他与同人“讲求其说”，“而犹以质实为难”，以“质实”变天下浮华藻丽文风更不易。马祖常崇尚“质实”，反对文的“大艳”，也反对文章的“过实”。他认为：“赋天地中和之气而又充之以圣贤之学，大顺至仁，侠洽而化，然后英华之著见于外者，无乖戾邪僻忿懥淫哇之辞，此皆理之自然者也。非惟人之于文也，虽物亦然。华之大艳者必不实，器之过实者必不良。”(《卧雪斋文集序》)不仅他所主张的华藻乃是“赋天地中和之气而又充之以圣贤之学，大顺至仁，侠洽而化，然后英华之著见于外者”的英华，是自然化境中的“华”；而不是徒以“乖戾邪僻忿懥淫哇之辞”的“华”。他所推崇的“质实”，在《陈刚善文集序》中也有阐述，认为先秦古文，其思想虽然与儒家学说不尽一致，但“浑噩弗雕”，天然质朴；司马迁的《史记》“得中州布帛菽粟之常”，文则雄浑深厚，韩愈就是得之司马迁之精微而“振发于不羁”。可见他推崇的是自然淳朴之“质”，“赋天地中和之气而又充之以圣贤之学”“足以经世而载道”之“实”。 这种质朴平实，不尚虚华的文风在余阙的文章中也表现得较为突出。余阙将那些不会“捷机”善变、“强颜”“媚说”的板直正气之人说成“迂”，他认为自己就是这种不通机变的“迂”人。他在《贡泰父文集序》中说：“余天性素迂，常力矫治之，然终不能入绳墨。矫治或甚，则遂病不能胜。因思以为，迂者亦圣贤以为美德，遂任之，一切从其所乐。常行四方，必迂者然后心爱之而与之合，凡捷机变者，虽强与之，然心终不乐也，故暂合而辄去。”秉性如此，对待文章的审美标准也是如此。他对元初质朴平实的文风甚为称道。他在《待制集序》中以辩证的眼光看待文章的发展变化，认为文运“久则敝，敝则革，革则章”。“文之敝至宋亡而极矣，故我朝以质承之，塗彩以为素，琢雕以为朴。当是时，士大夫之习尚，论学则尊道德而卑文艺，论文则崇本实而去浮华。”(22)他认为质朴本实之文可应盛世昌明之运，而浮华琢雕之文是衰世之象。为此，余阙为文，力避浮华。他的论说文言必有物，论必有据，如《元统癸酉廷对策》，引经立论，层层铺展，无一夸饰之词。《送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等，情纯意朴，一团真气。《湘阴州镇湘桥记》《梯云庄记》本可驰骋渲染，但文章据事直叙，朴雅可观。 质朴的文风，带来文章真挚动人。《翰林学士元文敏公神道碑》一文是马祖常为元明善所作。元明善卒，“宾客僚隶皆四散，无一人顾之者”。马祖常为其撰写碑文，完全没有一般墓碑文的应酬之语。而《故显妣梁郡夫人杨氏墓志铭》一文，是马祖常为其母杨夫人所作，文中写道：“忆夫人病将棘时，祖常孑然立床笫前，忽涕唾，夫人已不能言，顾指祖常唾迹，泣下而逝。呜呼！祖常尚忍书之耶！尚忍而不书耶？忍而书，其又能文耶？”(23)母子深情，感人泪下。余阙记人叙事不仅充满质朴之气，而且饱含质朴之情，《张同知墓表》一文，余阙记述张杏孙积学厉操，孝行乡里的事迹，可见其敦朴尚化之用心。《送樊时中赴都水庸田使序》，开篇直言往年江南都水庸田使不问水旱之患，“昧于本末之义”，强征民租，激民“相哗以为厉”。极赞樊时中“有学术、知大体”，盼他赴都水庸田使能哀矜穷民，“有以大慰吴越之民望，以副朝廷之倚注”。爱民忧国之情充溢字里行间。 (三)豪迈雄浑，慷慨多气，多体现西北民族性格。西域文人其性格大多质直中带有浑厚，朴实中蕴含着豪迈。文如其人，其文多具豪迈雄浑、慷慨多气的特点。马祖常少年既志向高远，豪迈多气。其《壮游八十韵》诗云：“十五读古文，二十舞剑器。驰猎溱洧间，已有丈夫气。”《田间》诗写道：“意气每酣适，仰视北有斗。岂知念湘纍，那复叹尼叟。丈夫贵立志，文字托永久。”为官半生，不减雄豪之气。《都门一百韵用韩文公会合联句诗韵》：“行歌鲜同欢，起舞真独作。啸咏气颇雄，攀跻力或弱。”《送别李彦方宪副之官》：“昔在翰林日，与子同官联。……各不识时贵，浩气超八埏。”《赠刘时中》：“江海归来气尚豪，立谈便合拥旌旄。”《四库全书总目·〈石田集〉提要》谓马祖常的文章正如其人，“诸作长篇巨制，迥薄奔腾，具有不受羁勒之气”(24)。四库馆臣说的“长篇巨制”多指他的碑板墓志之文。《石田先生文集》有“碑志”文五卷之富，确是奔腾雄浑，豪迈气壮。就是一些短篇小制，也多见雄浑之气象，如《李氏寿桂堂诗序》，文章开篇不先写寿桂堂，而是从燕赵慷慨壮伟之“风声气俗”入手，接写“国家都燕”之雄风壮势，最后才从“居都之民”而引出李正卿兄弟为八十岁老母“葺屋都邑之中”之“寿桂堂”。写一堂先从国都之形胜、国家之宏大以壮其势，给人以豪迈雄浑之感；因作者重在感慨的是一种“孝”行，又给人以“孝”充行于天地之气象。 余阙文章的“慷慨多气”与马祖常的“豪雄”之气稍有不同，由于他生于元末乱世，其文中多呈现出一种朴厚刚烈之气。《合淝修城记》谓自己“生长合淝，知其俗之美”。合淝百姓“所不从乱而可与守者有三焉：其民质直而无二心，其俗勤生而无外慕之好，其材强悍而无孱弱可乘之气。……惟其质直而无二心，故盗不能欺；勤生而无外慕之好，故利不能诱；强悍而无孱弱可乘之气，故兵不能訹。”文章写来，笔调宛如合淝之民，朴实浑厚，强悍刚烈。论者颇多赞余阙《上贺丞相》四书牍，《四库全书总目·〈青阳集〉提要》谓余阙“集中所著，皆有关当世安危。其上贺丞相四书，言蕲黄御寇之策尤为深切”(25)。其实集中各体文章多如此。他为文不屑于琐碎细事，往往大处着墨，使文浩然宏阔，昌明正大，具有凛然不可犯之气。《送月彦明经历赴行都水监序》从大禹治水说起，《送樊时中赴都水庸田使序》从国家置官以民为本入议，《送葛元哲序》论“文”从天地、尧舜引据，《穰县学记》从“圣人”“人性”“天命”发端。有些文章就是不得不写的小事也能以小见大，不减浩然正气，如《聚魁堂诗序》，写曾鲁与其同舍友四人同时科考入选，本不是什么天下国家大事，但作者期之“以行道、以致君、以泽民”之远大，文章之落脚处仍不失博大宏阔之气象。 《元史·赵世延传》说他“为文章波澜浩瀚”。今观《元文类》所载赵世延《南唐书序》及《经世大典》两卷之文，雍容浩博，大气雄浑，却如《元史》本传所说。明人刘尚宾《书孟左司文集后》评孟昉文，“真得战国机权策士关节”。战国策士之文以纵横激壮，感慨多气著称，而孟昉得之。刘尚宾又云：“今观孟左司，其制行醇，故其文古；文古而又品格高，本北方之学者，故声音洪；吐兼南土之清新，故神情秀发。”刘尚宾评元中期之文谓：“马伯庸、宋诚夫、袁伯长诸人，铺张盛大，援据端确，此中朝文气也。若夫恣意驰骋，发散在外，汗漫浸淫，无壮激之势者，则虞雍公、揭文贞近代之文气也。”而孟昉“出虞、揭之后，囿于气中而不与一气”(26)，认为孟昉文接马祖常有“盛大”气象，而不同于虞集“无壮激之势”，可见他是赞赏孟昉文有“壮激之势”的。今孟昉文集已散佚不传，从前人评价中可知其文是具有西域文人性格特点的。 蒙古平定中原，民族混杂相处，人际间的交流口语趋于简略，传情达意多以短语甚至单词只字为之，至今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域民间还保留着这种口语现象。这种口语现象当然也会影响到书面语言。傅若金《孟天伟文稿序》讲到南北文风不同时云：“南方作者婉密而不枯，其失也靡；北方简重而不浮，其失也俚。”(27)袁桷《真定安敬仲墓表》谓北方文章：“发扬称述，……理偏而气豪。”(28)欧阳玄《周此山诗集序》云：“宋金之季，诗之高者不必论。其众人之作，宋之习近鼽骳，金之习尚号呼，南北混一之初犹或守其故习。”(29)诸人所说的“简重”“气豪”“号呼”，讲的就是元初北方各民族混居杂处影响下，而形成的北方文人书面语言特点，这一特点当然也体现在西域文家的文章中。西域文家经过锤炼的文章语言，保留其简洁而不失其雄浑，去其俚俗而升华为典则，这应当是形成其简重多气的语言特色的一个方面。 西域文家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群体，既有其共有的民族特质，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特定的时代风貌；而每个散文家独具的生活经历及个人秉性，各自又有其独立的文章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