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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布尔乔亚与波西米亚 但是费瑟斯通同样愿意说明，波西米亚和布尔乔亚（即中产阶级）的趣味，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中怎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引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中的观点，认为19世纪中叶以降，离经叛道的现代主义就一直在主导艺术。特别是1848年革命之后的巴黎，见证了波西米亚式放浪不羁作风的兴起，不但波及艺术，而且波及生活。它活跃在布尔乔亚社交圈子之外，被认同为无产阶级和左派艺术。费瑟斯通复引阿诺德·霍塞（Arhold Hauser）《艺术社会学》中的相关叙述，指出所谓的波西米亚艺术家，是第一批真正的艺术无产者，他们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在大城市的廉租区域，与三教九流混杂而居。他们养成了相似的风格，推崇自然而然，工作伦理讲究随意，反对系统，却没有怎么注意到“可敬的”中产阶级的趣味，诸如后者井井有条的生活空间、具有控制力，以及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等等。问题是，中产阶级的这些符号及生活方式，看起来像是新鲜东西，实际上是已经有了很长一段作为叛逆策略的历史。即是说，在中产阶级内部，就有人尝试使用那些逆反符号来制造惊诧效果，一如它通过行为举止的培养，来控制情感的文明过程。正是在这里，费瑟斯通发现波西米亚和布尔乔亚可以联手创造日常生活审美化： 故此，按照斯塔利布拉斯（Peter Stallybrass）和怀特（A.White）《离经叛道的政治学与诗学》（1986）一书中的说法，波西米亚艺术家可视为是在生产“大杂烩式的象征型节目”，与早期狂欢节形式提供的类似节目一脉相承。中产阶级的波西米亚艺术，特别是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从狂欢节传统那里改头换面接过了许多象征性的颠覆与忤逆。因而我们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狂欢传统中许多栩栩如生的侧面，诸如断断续续、流动不居的意象链，声色犬马，情感大释放，以及万变归一等等，它们如今同后现代主义和日常生活审美化，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⑦ 狂欢是欧洲古已有之的节庆传统，一年一度在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巴黎和科隆等地举行，但是费氏让这种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现象见出前所未有的文化意义，主要得益于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两部著作中的独到阐释。巴赫金的“狂欢节理论”赋予民间文化、狂欢节广场、狂欢节式的“笑”等以深刻涵义，认为它们是在日常生活的现实世界之外建立起了“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费瑟斯通本着他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需要，于中所见的是巴赫金“狂欢节”理论中的意识形态颠覆性质，即是说，狂欢节文化里，高雅与低俗、官方与民间、经典与怪诞等等的分野悉数不见，或者说，是盘根错节纠缠在一起了。特别是怪诞的身体、狂食烂醉、男女杂交，构成了狂欢节的主要内容。怪诞的身体是不纯洁的低级的身体，比例失调、直截了当、及时行乐，是为物质的身体。同它相反的，则是古典的身体，它美且匀称、超凡脱俗、给人以距离感，是为理想的身体。前者是波西米亚，后者是布尔乔亚，两者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除了狂欢节的传统，费瑟斯通发现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关系密切的，还有集市。他转引美国学者P.斯塔利布拉斯和A.怀特《离经叛道的政治学与诗学》一书中的有关描述，指出集市具有双重的功能。一方面是一个开放的市场空间，展示着来自国内和国际其他市场上的商品，人们在这里进行商业交易行为。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充满快乐的场所：它是与真实世界隔绝开来的地方空间，人群聚集，富有节日气氛。故此，集市不光是地方传统的守护人，而且通过交汇不同文化，也成为大众传统的转化场地，一如巴赫金所言，它们就是那些“混血化”的场所：异国的和本土的、乡下人和城里人、职业演员和资产阶级观众，全都相聚一堂。集市上来自世界其他不同地方的异国商品琳琅满目，千奇百怪的招牌、纷彩并存的货物、不同衣着、不同仪态和不同语言的人们摩肩接踵，奇形怪状、杂耍表演无所不及，这一切都刺激着欲望，莫不让人蠢蠢欲动。事实上，它们就是19世纪后半叶的百货商店和世界博览会的户外先驱，只是情感放任不羁的程度稍有不同而已。而费瑟斯通发现，集市所提供的兴奋和恐惧在今日电影这个有限空间之中依然可以被体验到。进而视之，今天的迪斯尼这一类主题公园和游乐场，同样为我们有所羁缚的不羁情感提供了宣泄场所，虽然是以更为有序和安全的方式实现的。在这里，大人可以像儿童那样为所欲为。 很显然，狂欢节也好，集市也好，它们所体现的是属于波西米亚一类的狂放不羁传统。它们和布尔乔亚即中产阶级，又有什么关系？对此费瑟斯通认为，后者正表现为对这些不羁情感的羁缚和引导。故它毋宁说就是一种文明化的过程，不但控制情感，而且与对下半身的厌恶和对自己身体空间的敏感同步增长。这一过程使中产阶级与普罗大众拉开距离，但是，厌恶门槛的升高，反过来也使人尤其渴望那被放逐的“他者”，而后者正是迷恋、欲望和怀旧的源泉。一如19世纪后半叶中产阶级妇女的歇斯底里，即是排斥下半身欲望、将之视为无序混乱象征的结果。故而波西米亚和布尔乔亚之间不在于壁垒森严，而在于相互对话。这样来看后现代主义，便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的离经叛道社会与文化运动中吸收了不少东西，对此费瑟斯通说： 狂欢节的因素位移进入艺术，保留在消费文化的场所和场景里，见于电影和电视一类媒体，它们今天拥有更多的中产阶级受众，后者背离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1976）一书中议及的那种维系着清教伦理的谨严人格结构，如今能更好地来直面那些富有挑战性的情感。事实上，一些中产阶级的新人受到更好的教育，以至于在有控制地发泄情感，以及在更好地欣赏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敏锐与趣味方面，都更是游刃有余。⑧ 可见，日常生活审美化在费瑟斯通看来，是狂放不羁的波西米亚和讲究节制的布尔乔亚两种精神的合二为一。前者是反文化，后者是文化。当反文化的冲动反过来给文化收编进来时，文化本身就有了一种摆脱羁缚、永远追求开辟新天地的本能。费氏至此的结论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并不是后现代社会的专利，如上所见，它早在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城市化的过程中，已经见诸波德莱尔、本雅明和西美尔的都市生活经验描写。进而言之，它的渊源还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以降的狂欢节和集市文化，其间中产阶级殚思竭虑，同底层阶级的忤逆欲望不断较量，从而使后者成为同文明进程齐头并进的常新不败的“他者”。控制和反控制，有序和无序，终于在波西米亚和布尔乔亚的两相结合之中，铺陈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迷人景观。要之，狂欢节、集市、音乐厅、博览会、休闲地，及至今天的主题公园、购物中心、旅游业等等，都是典型的“有序的无序”之地，永远发散出让布尔乔亚欲罢不能的异国异域的“他者”情调，即便这情调是人为的。 由是观之，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流行趣味，也正在成为我们当代英雄的“布波”一族的趣味所向。布尔乔亚是中产阶级，它象征的是财富和地位、文化和秩序；波西米亚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气质，它不拘小节、无视传统、不识时务，是为一种遗世独立的反文化潮流，它与中世纪以后的狂欢节传统一脉相承。很显然，作家和艺术家大都具有波西米亚的血统，虽然，除了巴尔扎克这样的资产阶级作家，保守的文化批评家大多对它持保留态度，但是即便这些恪守传统的文化守护人，内心深处未必没有此一足以同尼采所谓狄俄尼索斯酒神精神交游的波西米亚冲动。“布波族”（Bobos）一语作为“布尔乔亚波西米亚族”（Bourgeois Bohemians）这个合成词的缩写，最初见诸《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笔下。2000年他出版的《天堂中的布波族：新上层阶级及其成功史》一书中，率先使用“布波”一词，用来指上个世纪90年代“雅皮”（yuppies）后代们的生活方式。作者指出，他们极少对抗主流社会，对异端和他人意见表现出高度宽容，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从而形成一个“新上层阶级”，是为60年代自由主义和80年代个人中心主义、即60年代“嬉皮”和80年代“雅皮”的联姻，而当仁不让成为后现代工业社会的主流精英⑨。以布波族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主角，我们发现费瑟斯通的有关立场倒是毫不含糊的。按照他的逻辑，日常生活审美化莫若说就是中产阶级和艺术家们的专利。而且，即便艺术家有为非作歹的叛逆冲动，也早晚必中规中矩，削足适履给纳入中产阶级的道德框架之中。要之，日常生活审美化跟灰头土脸的劳苦大众又有什么关系？即便有关系，后者的桀骜不驯也给收编过来了。而且，桀骜不驯似乎是艺术家们的专利，用来形容沉浮在温饱线上的中国的普罗大众，好像还是辞不达意。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看来主张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当代中国普遍现象的论者，援引西方理论时是不是最好绕过这位独独钟情布尔乔亚和波西米亚的费瑟斯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