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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世纪的都市经验 耐人寻味的是，费瑟斯通强调，后现代将日常生活无限审美化的倾向根基于现代性之中，至少，它早已见于对现代性的反思。对此他举证的三个人物，分别是波德莱尔、本雅明和西美尔。即是说，早在19世纪，具有哲人气质的诗人和具有诗人气质的哲人，便已开始对现代社会的商业气息给予深切关注。对于波德莱尔，他考察的是19世纪中叶的巴黎。而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反过来成了本雅明著作《拱廊街研究》中的典型语境。其后西美尔的《货币哲学》出版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1900年，它的语境是新柏林熙熙攘攘的都市空间，而西美尔笔下的柏林，又正是本雅明童年时代的城市环境。因此，围绕这三个人物的现代性都市经验，来探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缘起，无论如何是意味深长的。 关于现代性意味着什么，后来费瑟斯通在他1995年出版的《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一书中，有过如下说明。他指出今天“现代性”一语已被广泛用于社会科学当中，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兴趣衰落、对以“资本主义”之类概念来概括当代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感到不满，以及对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当下的文化经验兴趣上升等等。费瑟斯通认为，吉登斯的“现代性”界说关注的是现代性的制度层面，对现代性的文化层面很少留意。就费瑟斯通本人来说，他更关心的显然是现代性的都市生活的层面，为此他举譬歌德《浮士德》下部普罗米修斯式的可歌可泣的人类生活的英雄形象，指出此种形象在19世纪后期的德国和20世纪初期的美国的社会思想中尤其流行，那正是这两个国家工业化和城市扩张高速发展的时期，例如柏林和芝加哥，就变成了世界性的大都市。例如后来美国社会学主流“芝加哥学派”，将芝加哥描述成一个不断消化蜂拥至此的移民人口的城市，而在吸纳移民的过程中出现的贫民窟、犯罪、青少年违法、流浪汉等等，都被视为现代都市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动力所在。费瑟斯通认为“芝加哥学派”的现代都市生活观念是受到了西美尔的影响，而从西美尔又可以追溯到波德莱尔： 西美尔并不是第一个试图探究现代文化之困境的人，他探究现代性飞逝的经验感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兴趣以某些主题为基础。它们在波德莱尔的著作中都能找到。普遍认为，是后者引入了现代性这个概念。在波德莱尔看来，现代生活经历的关键特征是“求新”感。现代社会制造出无穷无尽的商品、建筑、时尚、类型与文化活动，而它们又都将注定被其他东西迅速取代，这些事实都强化了眼下时刻的转瞬即逝感。⑤ 对此费瑟斯通的感受是，都市公共空间那些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即波德莱尔笔下的“游荡者”（flneur），最能够体验现代都市光怪陆离、流动不居的碎片形象。他指出，波德莱尔看到的是时尚生活走马灯般流转不息，“游荡者”们悠闲漫步在如影飞逝的人群中间，此一类花花公子，正是现代生活的主角；而照列斐伏尔的说法，他们都是自然而然的艺术家，追求将自己的日常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同职业艺术家的作为恰恰相反。对于波德莱尔来说，艺术就应当殚精竭虑来捕捉这些现代生活的场景。 费瑟斯通发现，本雅明的《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将恩格斯之反感乌合之众、以及爱伦·坡对乌合之众那种心怀恐惧的描写，同波德莱尔的“游荡者”作了对比。而游荡者身处出没在拱廊街之间的另外一群乌合之众当中，可以游刃有余、悠闲信步在巴黎这个特殊的都市空间。进而视之，这些时新巴黎的拱廊街，正是本雅明《拱廊街研究》计划的主题。费瑟斯通说，“拱廊街”顾名思义，指的就是巴黎的拱廊街，那是没有窗户的世界，当然窗户在这里是一个比喻，喻指的是“心灵空间”。拱廊街和百货商场，那是消费文化的“梦幻世界”。费瑟斯通指出，对于本雅明来说，它们是梦幻世界的物化表现，这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言的“商品拜物教”，而本雅明则试图表现商品的拜物教性质中隐而不显的性欲指向。费瑟斯通对于本雅明拱廊街经验的这一阐释，或许用于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有关论争，也是适得其所。 费瑟斯通注意到，波德莱尔熟悉的19世纪现代都市生活，也是本雅明《拱廊街研究》中的主题。在此一“光晕”消陨的“大众文化”语境中，绘画演变成广告、建筑演变成技术工程、手工艺和雕塑演变成机械复制艺术，这一切现代生活的新场景在巴黎这个大都市都有最好的见证。对于此，费瑟斯通引了美国学者苏珊·巴克—莫斯《本雅明的〈拱廊街研究〉》一文中的观点，认为如洪水猛兽扑面而来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导致了“现实”和“艺术”出现有趣逆转，强调这一逆转，其中的意味是双向的：一方面，20世纪的机械复制艺术，特别是包括好莱坞电影、广告工业和电视在内的大众媒体，可以一路畅通无休止地复制这个商品世界；而另一方面，大众媒体，特别是电影，可以用来作为一种批判手段，即不是去复制幻相，而是致力于阐示现实就是幻相。 由是观之，费瑟斯通引述苏珊·巴克一莫斯上述文章及其1986年所撰《“游荡者”、三明治人与妓女：闲逛政治学》一文中的观点，指出在审美化的商品世界中，艺术与历史主题的持续不断的循环再现，意味着城市景观给我们的童年记忆加上此种如梦似幻、半醒半梦的特质。在现代城市这个神出鬼没的世界里，儿童一而再、再而三发现新的东西，成人则在新东西中重温旧梦。故都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勾起人浮想联翩，旧时记忆如潮汹涌，亦是充分满足了人群中游荡者们的好奇心。“游荡者”是本雅明读波德莱尔读出的形象。这个出没在巴黎拱廊街上的特有的族群，诚如波德莱尔本人，始终是以游荡者的目光，不动声色地来对周边的花花世界作寓言式的观察。他们漫步在人群之中，并非出于日常生活的实际需要，而是追求声色感官的刺激。不断遭际的时新事物，由此勾起的新旧交结的复杂体验，足以形成个人身处现代社会的那一种特有心理机制。故此游荡者虽然出没人群之中，却并非与芸芸众生同流合污，他们有一种“大隐隐于市”的悠闲，在不断克服惊颤的体验中，检验自己快速反应的生存能力，他们就是新兴都市生活的当代英雄。 在费瑟斯通看来，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也是属于波德莱尔和本雅明一类的关注现代都市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先驱。他认同西美尔研究专家大卫·弗利斯比的说法，以西美尔为第一个现代性的社会学家，认为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笔下读出的神经衰弱、都市居民和顾客这一类主题，一样鲜明地体现在西美尔的“现代性”讨论之中。费瑟斯通感兴趣的是西美尔对历届“世博会”建筑审美风格的洞见：这些建筑来来去去，幻若昙花一现的过眼烟云，正类似前述之商品的审美维度。费瑟斯通同样注意到，西美尔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中位居中心地位的“时尚”，亦有过细致分析。他曾经以当时柏林规模愈演愈大的形形色色贸易博览会为现代审美文化的标记。贸易会上琳琅满目，时尚流转幻若过眼烟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长存不变，不求最好，但求最新。用西美尔自己的话说，便是时尚的新奇感永远是刹那间的魅力，永远展示出强烈的现在感。所以时尚总是短暂易逝，昙花一现，由此成为崇尚时髦感觉的现代文化的象征。 那么，波德莱尔、本雅明、西美尔这三位日常生活审美化描述的先驱，又意味着什么呢？对此费瑟斯通作如此言： 在波德莱尔、本雅明和西美尔的著作中，我们读到大量观察者先是超然象外，然后又身不由己陷入其中的感觉。但是他们三个人都认定城市人流是一大群匿名个体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可以侧身其间，随波逐流。比如，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就谈到观察“世界，身处世界中心，又隐身于世界之中”的快感。但是观察者并非隐而不见，我们可以追随布尔迪厄《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中的看法，找出充分理由来说明何以小资知识分子或艺术家要追求这样一种隐身，感觉到他是漂游在社会空间之中。⑥ 这个观察者，不消说就是波德莱尔笔下的“游荡者”。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都市文化研究来说，显而易见，这个“游荡者”的视角，也是费瑟斯通最为推崇的视角。对此他的阐释是，这个游荡者不是单纯的录音机、照相机，他就是人类的化身，他的外观和行为举止，都在向四周的人们发散可以读解的印象和符号。这些符号不仅见于各行各业人等，同样见于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虽然行人比肩接踵，匆匆而过，悄无声息，但是解读他人相貌以及由此得到的愉悦，诚如波德莱尔所言，同样应接不暇，飞逝而过。就此而言，费瑟斯通再一次推举波德莱尔“大隐隐于市”的立场，强调波德莱尔不仅意识到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活动，包括他自己的作品，是怎样被商品化了，而且对那些自命不凡、好高骛远的艺术家逃避公共生活的做法嗤之以鼻。这就够了。对于费瑟斯通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态度，波德莱尔的“游荡者”意象，以及这个意象意味深长的所指，就是最好的榜样。在这个榜样的后面，是本雅明和西美尔对新兴都市文化更为冷静和细致的现代性分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