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 一个时代的文化是一个有区分的统一体，一个时代的文论也是一个有区分的统一体。文学理论的多元化归根到底是由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文学的特点决定的。巴赫金认为文艺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而文学又是一种极其复杂和多面的现象，文学研究很难有什么类似“灵丹妙药”的方法。因此，他指出：“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就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是完全必要的，只要这些方法是严肃认真的，并且能揭示出新研究的文学现象的某种新东西，有助于对它的更加深刻的理解。” 文艺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时代文论的发展和繁荣是同文论的多元化相联系的，而文论的一元化往往窒息文论的生机和活力。仅以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批评为例，以往我们只知道别、车、杜，实际上除了他们的革命民主主义理论批评，还有唯美主义的理论批评，根基派的理论批评，在19世纪下半期俄国理论批评已形成革命民主派、唯美派和根基派三足鼎立的局面。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文学理论批评既有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崛起，又有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出现，同时还存在学院派的文学理论批评，而学院派当中又有神话学派、历史文化学派、历史比较学派、心理学派等四大学派。事实证明，如果没有各学派的多元存在，如果没有各学派之间的对话和交锋，就不可能有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和繁荣。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占据了主导地位，苏联文艺学有了新的发展，但把其他流派全打成反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也就大大影响了苏联文艺学的发展。 第二，是互动的而不是对立的。 巴赫金认为一个时代的各种文化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而不是相互对立和相互隔绝的，各种文化的交融和对话的是一个时代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同样，一个时代的各种文论也应当是互动的，而不是对立的，各种文论也是在交融和对话中得到发展。这可以说是文化和文论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思维却非常绝对，好的绝对是好，坏的绝对是坏，有你便没有我，有我便没有你，完全是一种非此即彼、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在传统的观念中，不是现实主义就是反现实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反马克思主义。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传统文论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交锋和对话中确立起来的，在它确立之后也仍然需要从其他文论中吸收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交锋和对话中继续得到发展。反过来说，西方一些严肃的文艺学家都在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西方一些著名的文论流派也都绕不开马克思主义文论。再如30年代的左翼文学批评和京派文学批评，以往只强调他们对立的一面，往往忽视他们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的一面，仿佛前者就是社会批评，后者就是美学批评，前者是关心社会的，后者是不关心社会的，其实并不如此，京派批评并不是不关心社会，只是他们关心社会的角度和方式不同于左翼批评而已，同时京派批评也有社会批评，左翼批评也有美学批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