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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代意义”与“回到中国语境” 《诗经》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传统学术亦有“维新”之重任。“六经责我开生面”，建设超越古人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是当代中国人文学者应有的学术责任和担当。 所谓“现代意义”，首先是要有现代的学术品格、眼光与水平。与古人相比，今人之治古学存在明显的不足，主要是离古代语境越来越远。古人之常识，今人可能视为艰深之学；古人具备丰富的文体操作经验，今人则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但今人比古人又具备优越得多的研究条件，除了文献、科技、物质上等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具有现代学术研究的理念和眼光。中国文体学不可能仅仅是“回到古代”，停留在古人的水平，而是要超越古人。超越古人，并非狂妄，而是对当代学人的基本期许。古人说，“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研究中国文体学，如果只是回到古代，那么，必然是叠床架屋的重复性研究。假如我们只是坚守在《文心雕龙》和《文体明辨》所划定的领域，文体学研究将停滞不前。事实上，现在不少研究文体的学者，往往局限于在古人的文体学专著里寻找题目，故研究越来越精致工巧，也越来越生僻琐碎。 中国问题与中国话语是当今学术界的重要话题，中国文体学是传统中国文学批评中最具本土特色的理论话语。这并不是一种盲目的文化“自信”，而是一种自知之明。但过分强调和滥用“本土性”，也可能产生本土话语霸权，这是需要注意的另一种倾向。我们的观念与学术背景、前理解必然是带有“现代”的意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和古人不同，是“现代”的问题。有“现代意义”并不是用现代人的眼光去改造中国古代文体，而是发挥现代人之所长，去其所短；用现代学术的眼光去观照，有更开阔的学术视野、更多的参照与借鉴对象、更丰富的文献和更现代的手段。 “现代意义”必须放在中国文体学独特语境才不致于虚矫牵强。中国学者不应该邯郸学步式地丢失传统的中国文学话语。中国文体学就是中国文学话语的核心部分，是与西方文学话语截然不同的体系。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文章学”系统完全为西学的纯“文学”系统所代替。这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同时带来传统断裂的严重后果。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重要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同文体体系的差异。中国文学其实是“文章”体系，它是基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与实用性的基础之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迥异于西方式的“纯文学”体系。中国古代的“文”、“体”和我们现代的文学、文体观念与实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西方的文体学(stylistics)是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去阐释文学内容和写作风格的一门学科。与西方文体学相比，中国文体学的独特性是相当显著的。在学术研究中，研究对象的魅力往往就在其特殊性。古代的“文”是一个由文教礼制、文德、典籍、文辞等组成的多层次共生系统。古代“文体”和现代文学理论没有完全准确的对译性，很难用现代一个词来转译，甚至很难简要而准确地给出一个定义。中国古代的“文体”，不是内容与形式的简单组合，而是一个外延宽泛、内涵丰富的学科概念。如果要细致区分的话，“文体”大致可以包括：体裁或文体类别，具体的语言特征和语言系统，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体要或大体，体性、体貌，文章或文学之本体等方面的内容⑨。“文体”的内涵非常复杂，但简要而言，即在体裁与体貌二端：体裁就像人的身体骨架，是实在的、形而下的；体貌如人的总体风貌，是虚的、形而上的。体貌含义近乎现代的“风格”一词。 中国文体学的核心是“辨体”，“辨体”的目的在于“得体”。所谓“得体”，就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恰当的表达。“文体”就是中国文章写作的特定语境。语境产生变化，表达方式也就随着变化。这种观念由来已久，在文体产生之初，就已经相当清晰。《礼记·曲礼上》：“知生者吊，知死者伤。知生而不知死，吊而不伤；知死而不知生，伤而不吊。”郑玄注：“人恩皆施于所知也。吊、伤，皆谓致命辞也。”⑩同是“致命辞”，“吊辞”用于生者，而“伤辞”用于死者。这种礼仪是依据文体所使用的特定语境而规定的，可见早期文体之体与礼制关系非常密切，这是“辨体”的基础。到了文章学成熟之后，辨体越来越受到重视。比如说：“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11)、“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警策为后”(12)、“文莫先于辨体”(13)。可见在古人眼里“辨体”是文章创作与批评首要的基本原则。所以研究“文体”不但要研究语言形式，还要研究“文体”的表现对象和运用语境、文体规范等文章的“大体”问题。文章“大体”是文章的表达对象、运用场合、文体功用、语言形式等因素综合构成的。文体的规范与传统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约定俗成的一种无形法则，是读者的阅读期待与习惯，也是一种衡量标准。中国古代的“辨体”批评，其本意正在于认识和追求文体的多样性，而深层则反映了中国古人审美趣味的集体性与时代性。中国文体学的现代意义并不是强加上去的，而是作为一种古典学在当代的客观存在。表面看来，大部分的古代文体今天已不再通用了，但是从本质来说，古代文体及文体学是社会文教、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其具体内容和形式可能发生变化，但社会文教、文化系统是古今普遍存在的，它的原则在古代、现代都是相通的，如“得体”、“辨体”、文体多样性等这些古代文体学的主要精神，仍具有现代意义。 单纯为了“回到中国语境”，就可能刻舟求剑；仅仅追求“现代意义”，则容易削足适履。“回到中国语境”与“现代意义”两者并不矛盾。“回到中国语境”是为了准确理解和把握历史的复杂性，尽可能消解现代学人所面临的与古代文体学原始语境相隔阂的短处。“现代意义”是有现代学术的新眼光、新标准和新水平。两者辩证存在，互相补充，在古今演变的历史中理解“文体学”，以获得古今中外之间的平衡与对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