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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新青年》编辑约稿之前，鲁迅便已经具有了某些足以引起他们关注的文学创作潜力。那么，鲁迅的那些潜在的文学素养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呢？ 从鲁迅的思想来看，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便初步地完成了对现代思想的铸造，抱定“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决心，开始了救国救民的艰难探索之路。正如当时许多文化先驱者一样，鲁迅的探索也经过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进程。从早期的实业救国到医学救国，从医学救国到文学救国，从文学救国再到教育救国，鲁迅始终在追问救国救民的“药”是什么。在这一探索过程中，鲁迅思想便逐渐地从物质层面转向政治层面，又从政治层面转向文化层面，最终定位于对“国民性”[10]问题的思考。那么，鲁迅为什么会关注和思考国民性问题呢？据许寿裳所说：“因为身在异国，刺激多端”[11]，尤其是“幻灯片事件”，使鲁迅认识到对于愚弱的国民，“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12]。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这种认识，也就赋予了文学以改造国民性的艰巨使命。这样的精神诉求和创作主旨，自然与晚清谴责小说的基本诉求主旨迥然不同。事实上，鲁迅之所以能够赋予其作品以全新的思想，恰是因为他在思想上完成了自我更新，对“从来如此”的文化提出大胆的质疑和批判。鲁迅正是循着这一路径一路走下来，才最终走出了晚清谴责小说的窠臼，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文学表现天地中。 早在1907年，鲁迅便开始倡导新文学。他对西方的“摩罗派”诗人有着深深的共鸣：“迨有裴伦，乃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平和之人，能无惧乎？于是谓之撒但。”[13]在对摩罗诗派的介绍中，鲁迅大力张扬和赞美其中的“举一切伪视陋习，悉与荡涤”狂飙突进精神，对“秉自由思想而探究者”[14]加以真诚礼赞。这种思想，如果改用白话文加以表述，那就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创造新的狂飙精神，取着同一节奏。鲁迅在这篇富含思想与充满激情的文章中，寄托了以“摩罗派”诗歌的“诗力”，来改造萎靡困顿的国民性的理想。显然，鲁迅的这一主张，与十几年之后的《新青年》编辑的启蒙思想息息相关。如果说，《新青年》编辑不向“旧小说”作者约稿是道不同不相谋，那么，鲁迅与《新青年》编辑之间是“道相同则相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东京留学期间，鲁迅除了积极从事西方小说的翻译之外，还谋划着找寻“同志”一起来办《新生》杂志，达到文学启蒙的目的。然而，现实的客观情形是，“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大家“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15]。这就使鲁迅的文学启蒙实践没有如期结出丰硕的果实。然而，鲁迅的这一“好梦”并没有就此烟消云散，他在“沉入于国民中”、“回到古代去”[16]的同时，也获得了更为深厚的人生体验，淬炼了更为犀利的思想。这恰如“蛰伏”于漫长冬季的种子，一旦有春雷响起，便会破土而出。 “横空出世”的“新小说”必然是既汲取了西方文学的精华，又对中国社会现实予以形象表现的“复合体”。就这一点而论，《新青年》的编辑和一些作者也基本上持有这种选材和创作观念。胡适对未来的“新小说”创作也有过类似的设想：“我是极想提倡短篇小说的一个人，可惜我不能创作，只能介绍几篇名著给后来的新文人作参考的资料。”[17]为此，胡适还对如何翻译西洋文学的路径进行了具体设计：一是“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二是“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18]陈独秀和胡适等人的这种看法，意味着五四文学革命发生之初，诸多的文学创建主体已经从理论上明确了未来中国的现代小说将要融汇外国现代小说的新质。如果说陈独秀、胡适等人倡导有余创作不足的话，那么，鲁迅集外国短篇小说的翻译者和中国短篇小说的练习者，自然就具有创作出“新小说”的潜质，进而具有弥补创作之不足的可能性了。 鲁迅作为外国短篇小说的翻译者，主要的成绩体现在他和周作人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这部译作尽管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响，市场销售情况甚为寥落，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本译作就没有产生任何作用。相反，这本译作随着鲁迅的赠送，在掌握着相当话语权的知识界还是产生了较大影响。蔡元培在回忆鲁迅在赠送给他《域外小说集》时说：“这是先生与岂明合译的，大都是北欧的短篇小说，译笔古奥，比林琴南君所译的，还要古奥；止要看书名‘域外’写作‘或外’，就可知先生那时候对于小学的热心了。”[19]这说明，周氏兄弟“译笔古奥”所显示出来的深厚的“小学”功底，给蔡元培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蔡元培的这一深刻印象的背后，又表现了居于大转折大蜕变过程中的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他们对“小学”功底深厚者依然推崇有加；另一方面，他们又对“新学”诉求刮目相待。这种两翼并存的情形，就使得周氏兄弟可以栖息于新旧之间，成为他们学识素养深受推崇的内在缘由。如果说鲁迅深厚的“小学”功底，仅仅得到了蔡元培等人的赞赏，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他还同时得到了学生的推崇，便可以见出历史的复杂性了。有学生这样回忆道：“那时白话文尚未流行，古文的风气尚盛，周先生对于古文的造诣，在当时出版不久的《域外小说集》里已经显出。以那样的精美的文字来译动物植物的讲义，在现在看来似乎是浪费，可是在三十年前重视文章的时代，是很受欢迎的。”[20]显然，学生把鲁迅当年的译文视为“精美的文字”，正表明了周氏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为鲁迅培养了潜在的推崇者，这对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接纳鲁迅其人其文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所显示出来的“译笔古奥”的特质，对鲁迅文学地位的确立的影响是得失并存的。所谓“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小学”功底被推崇为真学问的时代，这部“译笔古奥”的译作，说明了周氏兄弟具有深厚的“小学”功底。以“旧学”尺度加以衡量，自然不在林纾之下；二是在“西学”逐渐获得认可的时代，这部“大都是北欧的短篇小说”的译作，说明了周氏兄弟又具有深厚的“西学”功底。以其“西学”尺度加以衡量，自然不在新派人物之下。所谓“失”，就是这部译作过分地追求“译笔古奥”，背离了文学发展的基本方向，暂时失去了直接参与现实文化变革的机缘。至于其在嗣后的历史进程中，对鲁迅参与新文化运动有某些铺垫作用，那也是“歪打正着”，这并不意味着周氏兄弟的“文化策略”早就谋划好了。不管怎样，周氏兄弟合译《域外小说集》的履历，对《新青年》编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便再三向他们约稿的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 鲁迅作为接受过西学熏染的第二代学生，不仅掌握了相当完备的西学知识，而且还对中国古代小说有着独到的研究，这就使鲁迅不仅是西方小说的翻译者，而且还是中国传统小说的整理者和研究者。随着鲁迅文学梦的逐渐破灭，归国之后的鲁迅，陷入到了深深的苦闷之中，他发现了自己并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对此，鲁迅曾经这样回忆道：“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为了能够“麻醉自己的灵魂”，鲁迅在公余搜集、研究中国古代的造像和墓志等金石拓本，并“寓在这屋里钞古碑”[21]。其实，鲁迅除了“钞古碑”之外，还经常搜集和整理中国传统小说的资料，这一工作，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还得到了许多高校的认可乃至推崇，这从鲁迅被许多高校聘去担任中国小说史的讲师可以看出。然而，鲁迅在此期间“回到古代去”的人生体验和知识积累，使得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小说历史了然于心，对他创作出“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的“新小说”，自然起着积极的作用。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如果鲁迅赋予他所做的文章能够唤起“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进而找寻到“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22]，也就必然会以醒来者的真实体验和真实感知，喊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声音。这声音，正是鲁迅后来所概括的“人之子”[23]醒来后的真声音。由此说来，鲁迅用小说形式所记录下来的“这叫声”，便成为区别于“旧小说”的“新小说”。 鲁迅在创作新文学作品之前，并没有在文学创作上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也没有创作出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成名之作。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前期的文学启蒙活动，就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相反，鲁迅早期的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等文化启蒙活动，已经初具“新文学”的雏形。从文学创作来看，鲁迅在1912年创作出了短篇小说《怀旧》。这篇小说尽管是用文言文写就的，但就其承载的内容和思想而言，已经初步折射了鲁迅创作的“新小说”的雏形：对社会现实的真切观照，在主题上赋予更为深广的社会内涵，短小精悍的形式，都表明了他具有驾驭短篇小说的良好潜质，并由此给他贴上了小说家的标签。 从民国教育体制来看，鲁迅身在教育部并担任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的主任，起草了中国通俗小说的审核和考核等细则，这由此使鲁迅在中国通俗小说评判方面享有一定的话语权。鲁迅所在的小说股负责对新旧小说的调查、审核、选择、编辑、撰译、改良等工作，除设一名主任主持办理股内事务外，又设调查、审核、编辑干事各三人分工负责股内工作。[24]小说股主任这一角色，使得鲁迅得以在民国教育体制的基点上思考“新小说”如何为新建立的民国政体服务。而周作人进入北京大学任教，自然会促成周氏兄弟与《新青年》编辑的了解与接触，这既对周作人加入《新青年》的编辑和作者队伍具有影响作用，又为鲁迅进入《新青年》的编辑视野创造了新的“历史机缘”。 清末民初，随着新式教育的崛起，同学之情与同乡之谊已成为人们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在私塾时期，同学之情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是非常显著，这主要是由私塾教育的封闭性决定的。而新式教育则不然，它以开放的姿态，打破了私塾教育的封闭性，改变了私塾学生的相对单一性，取而代之的是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汇聚到学校这个新型的公共领域上来，使同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变得更加明显。至于同乡之谊，一旦跨越了地域而置身于一个具有全国或世界背景的舞台时，熟悉的乡音和相似的文化，便使他们更好地走到了一起。鲁迅在1902年秋便参加了浙江籍留日学生一百零一人在东京组织的浙江同乡会，会后还专门合影留念[25]。这种同乡之谊，既加深了大家的相互了解和认同，又为他们日后的互相帮衬和提携提供了可能。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便得到了认同，与这种同学之情和同乡之谊深有关系。他在留学日本期间，与钱玄同等人便从内心深处服膺章太炎，并拜章太炎为师。在此期间，他们结下了同学之情与同乡之谊。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章太炎的诸多弟子相继进入北京大学，逐渐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包括进入《新青年》编辑部，成为编辑，拥有了“约稿”和“发稿”的权力。由此看来，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所建立的新型同学关系，为他从新文化的边缘逐渐位移到中心，并最终成为举足轻重的作者，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总的来说，在《新青年》约稿之前，鲁迅尽管没有创作出新文学作品，但《新青年》编辑对鲁迅寄予了较高的文学期待也不是毫无由头的。从新文学的发生来看，早在20世纪之初，鲁迅等文化先驱的地位已初步确立起来，只不过现实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大展宏图的舞台。这就像一条被阻隔了的河流，从奔腾不息的河流潜入地下，并不意味着它就此销声匿迹。当现实具备了奔涌的条件时，它便会从潜流重新浮出地表，再次喧哗着奔流而下，最终汇聚成一条波澜壮阔的新文学运动之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