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鲁迅成长为新文学作家，是诸多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新青年》编辑的约稿对鲁迅成为新文学作家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新青年》编辑钱玄同向鲁迅约稿，使得期刊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是在这种新生产方式的制导下，作者所创作出来的作品便继承了期刊的文化立场；编辑所编发出来的作品便体现了期刊的文化诉求；读者所阅读的作品便渗透了期刊的文化期待。《新青年》正是在这种期刊生产方式转变的基础上，才向“名不见经传”的潜在作者鲁迅约稿。这种新的期刊生产方式，既改写了潜在作者鲁迅的人生轨迹，又改变了《新青年》在文化发展历史上的边缘地位，同时也促成了作为接受主体的学生对新文化启蒙运动的认同和发扬。 关键词：鲁迅；《新青年》；钱玄同；《狂人日记》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10BZW1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宗刚（1963- ），男，山东滨州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鲁迅成长为新文学作家，是诸多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新青年》编辑的约稿对鲁迅成为新文学作家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正是在《新青年》编辑的再三劝说下，鲁迅才改变了既有的人生态度，开始新文学创作，由此走上了“一发而不可收”的历程。 一 清末民初，上海作为得风气之先的现代都市，既创办了大量的文学期刊，也孕育了大批的作家。一方面，谴责小说流风犹存，谴责小说作家们的文学创作势头依然不减当年，像曾朴创作的小说《孽海花》便是如此；另一方面，社会言情小说异军突起，深得诸多文学期刊的青睐，社会言情小说作家备受瞩目，像徐枕亚创作的《玉梨魂》便是如此。在此情形下，作为一个期刊的编辑，如果根据社会流行的标准来约稿，那自然应该是先向那些成名的小说家约稿。《新青年》的编辑则不然，他们对那些流行的小说不以为然，甚至还多有非议，而对像鲁迅那样还没有创作出新文学作品的“未来作家”，却再三约稿。 当《新青年》编辑开始向鲁迅约稿时，他们对鲁迅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文学作品，也许没有清晰的把握。鲁迅固然具有创造新文学作品的潜力，但这一潜力如果没有一定的外部条件，也不见得会自动地汇聚到新文学的洪流中来。因此，鲁迅在创造出新文学作品之前，《新青年》编辑的约稿，便成为其现代小说“破茧成蝶”的重要外部条件。而《新青年》编辑之所以会再三向鲁迅约稿，就在于期刊从文化启蒙的理念出发，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作者的自然来稿，这种情形使得期刊的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这对那些还没有创作实绩、甚至还没有创作出新文学的潜在作家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人们既有的印象中，鲁迅开始创作新文学作品主要得力于钱玄同的约稿。这种情形在其《呐喊·自序》中有着明晰的交代。鲁迅把现实中的“钱玄同”称之为“金心异”[1]。人们据此就把约稿的最大功劳归结于钱玄同。其实，鲁迅在不同时期不同文章中对谁来约稿有不同表述。在1922年12月3日写就的《呐喊·自序》中，鲁迅与钱玄同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所以他就突出了钱玄同的约稿之于其走上现代小说创作之路的特别作用。到了1929年，鲁迅和钱玄同渐行渐远，他们之间的战友关系不复存在。以至于到了1932年11月27日，鲁迅应邀到北京师范大学讲演，时任该校国文系主任的钱玄同竟然表现出了决绝的态度：“我不认识一个什么姓鲁的……要是鲁迅到师大来讲演，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2]鲁迅对钱玄同的这一说辞，自然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样一来，他们之间关系的裂变便会对鲁迅的记忆和文字表达产生一定影响，再加上有关钱玄同的约稿已经在十多年前有所表述，而鲁迅对陈独秀的约稿则没有表述过，因此，鲁迅在后来特别突出陈独秀的约稿对于其文学作品的重要作用。 从《新青年》编辑部来看，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主编，曾经主导过许多的约稿，像对胡适的约稿便是陈独秀主导的。胡适翻译出《决斗》这篇小说后，之所以投给《新青年》，是与上海亚东图书馆汪孟邹代表《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的约稿分不开的。那么，陈独秀向鲁迅约稿的具体情形又是怎样的呢？鲁迅在1933年3月5日的文章中就这样回忆道：“《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3]鲁迅在此把“最着力”这一修饰语送给陈独秀，那岂不是遮蔽了钱玄同约稿的作用了吗？其实，陈独秀催促鲁迅的小说创作，在时间上多集中在1918年鲁迅的《狂人日记》刊发之后，是着眼于其小说《呐喊》、《彷徨》的多数小说而言的，并非是“旗开得胜”之作。实际上，陈独秀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之后，才对其小说创作“一回一回的来催”。如1920年3月11日，陈独秀在致周作人信中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8月22日，他又在致周作人信中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9月28日，他又承续着鲁迅小说创作的话题，强调指出了“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4]这说明，陈独秀约稿的“最着力”是从鲁迅的整个小说创作着眼的。至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初，还是《新青年》编辑钱玄同主导了向鲁迅约稿这一事情。 钱玄同作为向鲁迅约稿的主导者，他所编辑的稿件本来没有固定的栏目。严格说来，《新青年》这一刊物与文学刊物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那就是《新青年》是一个高扬启蒙精神的文化刊物，其中涉及的内容既有政治的，也有文化的，还有宗教的，文学的内容除了翻译过来的小说有一席之地，那种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倒不占据核心地位。至于我们专门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把“五四”文化运动中的“新文学”剥离出来，凸显了《新青年》的“文学色彩”，那只是与我们囿于专业知识结构而来的偏狭解读有关。所以，《新青年》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文学启蒙刊物。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钱玄同对鲁迅的文学创作抱有期待。钱玄同所期盼的是鲁迅能够创作出毁坏这“铁屋子”的檄文。至于短篇小说等文体也许没有在其考虑之中。这说明，钱玄同作为《新青年》的编辑，并不是具有清晰的文体意识的栏目编辑。由此推断，钱玄同向鲁迅约稿，仅仅缘于他对鲁迅的独立思想有所认同，而不一定就是期望鲁迅创作出什么“新小说”。因此，鲁迅在创作《狂人日记》时，钱玄同的积极催促固然促成了它的问世，但还谈不上钱玄同直接参与了这一短篇小说的建构。客观情形是，鲁迅创作出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政论性的，这恰与鲁迅作为小说家的历练、作为西方小说翻译家的体验及其对国民性反思有着直接的联系。 钱玄同对“新小说”虽然缺乏明确的自觉建构意识，但在其思想深处，他还是通过对“旧小说”的清理，完成了对“新小说”的想象。钱玄同与胡适在1917年《新青年》杂志上对曾朴及其小说创作进行过讨论。钱玄同认为：“弟以为旧小说之有价值者，不过施耐庵之《水浒》，曹雪芹之《红楼梦》，吴敬梓之《儒林外史》，李伯元之《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孟朴之《孽海花》六书耳。”[5]胡适则认为《孽海花》等六书“皆为《儒林外史》之产儿”，“可居第二流，……不得为佳小说也”[6]。钱玄同对此回应道：“玄同前以《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状》六书为有价值之小说，此是偶然想到，不曾细细思量；得先生纠正，甚感。……又先生谓：‘以小说论《孽海花》尚远不如《品花宝鉴》’，此说玄同亦以为然。”[7]钱玄同和胡适就中国古典小说以及近代小说的商榷，既反映了《新青年》编辑对古典小说以及近代小说认识的不断深化，又隐含了他们对“新小说”区别于近代小说的“新特质”的期待。钱玄同在“偶然想到、不曾细细思量”时，对以“六书”为代表的中国小说给予了肯定，钱玄同的肯定是建立在它们隶属于“旧小说”这一基础之上的。换言之，钱玄同和胡适对“六书”的认识差异主要体现在如何评价它们，但就其整体而言，他们都把“六书”视为“旧小说”。这就说明，钱玄同在成为《新青年》的编辑之后，既不会把曾朴这样享有盛誉的“旧小说”作家当作约稿的对象，也不会认可那些充斥于报刊上的社会言情小说的作者。那么，真正值得他们约稿、并有可能创作出“新小说”的作者到底在哪里呢？显然，这些作者便是那些既没有创作过“旧小说”、也没有创作过“新小说”的潜在作者。正因为他们没有创作过“旧小说”，他们才没有进入“旧小说”创作的窠臼，才不受“旧小说”创作范式的钳制；正因为他们没有创作出“新小说”，所以，他们才有可能打破既有小说创作的桎梏，建立起“新小说”创作的范式。身为教育部佥事的鲁迅，便是在此情形下进入了《新青年》编辑钱玄同的视野。对此，钱玄同曾经说过：“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8]这就是说，钱玄同最看重鲁迅的还不是他的小说创作，而是他的思想。正是由于对其思想的看重，才驱使他邀请鲁迅等人加盟。实际上，钱玄同不仅带动鲁迅加入到《新青年》的阵营中来，而且还带动了诸多章太炎弟子加入到该阵营中来。像周作人、朱希祖、沈兼士等人加入到《新青年》的作者队伍中，都与钱玄同有着很大的关系。当然，钱玄同的约稿之于鲁迅成长为中国现代作家的作用不容小觑，但过分地夸大这种作用也是不科学的。 《新青年》编辑之所以向鲁迅约稿，从《新青年》内在需要来看，其客观原因估计有三：其一，《新青年》急于扩充作者队伍和扩充文学地盘。《新青年》这一杂志的作者队伍，并没有足够的群众基础，要搞出一点影响来，还不得不唱双簧戏。鲁迅不但是教育部的佥事，有担任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的经历，曾经主持制定了《小说股办事细则》和《审核小说之标准》。而且还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非常欣赏的知己，鲁迅是典型的“新派”人物。在此情形下，鲁迅自然就成为了“新青年”的约稿对象，这不仅鲁迅现代小说地诞生有促进作用，也对《新青年》扩充其作者队伍意义重大。实际上，鲁迅加盟《新青年》，意味着北京大学这个相对封闭的小圈子一下子拓展出了一片新天地，这既可以看作其星星之火已经燎原到教育部，也可以看作旨在提倡新文学的《新青年》和同时也在提倡新小说的教育部指导下的通俗教育研究会这两大阵营连接在了一起，其带来的社会影响自然是巨大的。其二，《新青年》急于通过向“新派人物”约稿，探索新小说的创作路径。早在晚清时期，梁启超等一班人便提出了新小说的理念，但是，新小说到底是何种模样？人们并没有创作出一部真正让人服膺的新小说，人们对新小说依然还处在想象的阶段。实际上，从《新青年》的初期规划来看，它不是一开始就设计好了路线图，而是边探索边调整的路线图。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作为曾经翻译过“异域小说”的鲁迅，自然被寄予了厚望。从鲁迅来说，他尽管主导并制定了《审核小说之标准》，并对《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作过审读报告，但就其思想而言，他对新小说的想象只能说比其创作《怀旧》时更清晰了，但新小说到底怎样，鲁迅并没有完全清晰的理性设计。《新青年》编辑的约稿，则促成了他对新小说的建构。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新青年》最终转到“文学革命”上来，与其说是预先设置，不如说是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凝练而来。其三，《新青年》的读者对“新作者”的期待。《新青年》刊发的文章，实际上是有一个不断的选择过程的，那些获得了认同乃至推崇的作者及文章，便会得到进一步的张扬；相反，那些没有产生较大反响的作者及文章，则逐渐地被边缘化。 由上可见，《新青年》的编辑钱玄同尽管不一定有清晰的现代小说意识，但从总体上说，不管是编辑部的编辑还是一些提倡新文学的先驱者，都清楚地意识到，将来的“新小说”和“旧小说”将不再是一个模样，至于这些“新小说”到底将是一种什么模样，人们也不是非常明了。就在历史呼唤“新小说”作家，也应该产生“新小说”作家的“文学革命”发生之初，鲁迅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他对西方现代小说有着明晰的把握，又以通俗教育研究会所聘任的审核员的身份，对一些翻译的外国小说作品进行过审核；他亲自翻译过西方小说，又有小说创作体验。所以，当鲁迅抛弃了既有小说创作的成规，其创作较好地“缝合了现代性演进的时代主题”[9]而又带有自己的真声音时，他便一下子建立起“新小说”创作的范式。显然，这一“新小说”范式，既切合胡适对未来现代小说的想象，也切合《新青年》编辑对鲁迅创作出不同于“旧小说”的“新小说”的期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