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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载道之“文”的本体性 载道观没有轻视文的存在与学习。韩愈曾说：“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来，谁不为文，然其存于今者，必其能者也。”(22)韩愈评判创作的“能者”标准，其实就是重文。他的刻苦学习更是提供了范例：“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矻矻以穷年。”待其“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娰，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宏其中而肆其外矣”(23)。韩愈习文时取范极高，作文时用心极精，他的古文成就当然极佳。 柳宗元关于作文的体会也说明了这一道理，他年少习文偏重文采，及年岁大，才认识到了这种片面性。他说：“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在取范各家时，也是标准极高，“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一旦作文，也是一丝不苟：“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驰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因为要用文来辅道，所以作文也变得极其认真，“参之榖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24)。这样的取精用宏、融会贯通，所创作的当然是佳文奇意。 正因为载道观重视文的学习与创作，作家们都会追求并形成自己的风格，如苏洵所评：“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指欧阳修)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25)至于苏轼之文，则如其自评：“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26)创作能够行云流水般舒卷自如，正反映出苏轼个性中的那份自由洒脱。载道派之文，并非呆板、因袭之文，乃是流动、创新之文。欧阳修就特别强调作家风格的重要性：“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孔子之系《易》，周公之作《书》，奚斯之作《颂》，其辞皆不同，而各自以为经。子游、子夏、子张与颜回同一师，其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于道耳。”(27)肯定“文如其人”的创作规律，使得载道之作可以摆脱概念化、公式化的雷同，丰富多彩。 为什么载道派重视文的学习与创作呢？这与主张“文从道出”的本体观有关。既然文从道中流出，文具有与道一样的本体重要性，习文与作文不仅是为文的问题，也是明道的问题。刘勰提出了“文从道出”的观点，认为天文、地文都是“道之文”，人文也同样来自道，“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心雕龙·原道》)。客观的天地万物都会焕发文采，主观的人心怎么会不焕发出文采呢。纪昀认为：“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28)这是强调文以载道只表明了文应当表现道，但还不清楚它为什么要表现道；“文原于道”揭示了文的本根在于文和道从一开始就是结合的，文是始终离不开道的，道也是始终离不开文的。由此可知，无论是重道还是重文，都离不开重视另一方。“文从道出”强调了文的本体性，也肯定了文的重要地位。 在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这里，或曰：“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29)或曰：“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30)无论怎样强调道的作用，人们大概都不会简单地将他们视为轻文派，因为他们的文学成就否定了这样批评的可能性。可王安石、周敦颐、朱熹却不同了，他们常被视为轻文派，但实际上都没有离开文道统一论，文的地位仍然极高。王安石说：“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31)王安石虽然强调文要“有补于世”，并没有否定文的重要性，只是提醒人们不要因为重文而忽略了思想内容，所以才有“勿先之，其可也”的言论，王安石没有去文的意思。周敦颐曾言：“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32)周敦颐用车应载物来喻指文应载道，强调道对于文的决定性，有轻文偏颇。不过就其认识取向而言，只是强调文与道的统一性，与今天强调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观点没有大的区别。他所说的“文辞，艺也；道德，实也”，并没有彻底放弃文辞作为艺术的必要性，只是表明道德作为内容是不可缺少的。他提出的“笃其实而艺者书之”，强调在内容充实的基础上再来创作，没有什么不当。周敦颐强调“美则爱，爱则传”，说明文章只有达到美的程度，才能使读者赏爱；只有读者赏爱了，这样的文章才能传得久远，重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古训，是有说服力的。周敦颐如一般古文家的重道一样，反对单纯地推崇文辞的学习，不愿看到文学向着形式主义的一面发展。 朱熹也是文道统一论者，同样强调了“文从道出”的观点：“这文皆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又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朱熹在刘勰之后，再次阐明了文学的道本体。朱熹质疑“贯道说”将文与道相分离，再用文去贯道，违背了“文从道中流出”这个文与道的本体关系。从逻辑上讲，朱熹的看法是正确的，创作决非“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文成为一个筐子，可以随便地向里面填充道的内容。事实上，就任何一次成功的创作而言，都是形式与内容或者说文与道的一同生成，如苏轼所说的“文与道俱”。朱熹与苏轼的区别在于：苏轼从“流”的角度即既成的文的角度看文与道的关系，强调文的呈现中总是有道在；朱熹从“源”的角度看文从哪里来，强调离开道就没有文的存在。二者的观点实为互补。朱熹有时也从“流”的角度看文，批评“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原因是“专备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语。至说义理处，又不肯分晓”，违背了“圣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并使后人知晓的本意。所以，他又重视“欧苏诸公作文，何尝如此？”的成功经验，高度评价古文家的成就：“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说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那寻常底字”；“文字到欧曾苏，道理到二程，方是畅”(33)。简单地在朱熹与古文家之间划鸿沟，是不恰当的。朱熹既有“言以明道”的主张，又有“文与道俱”的评判，强调文与道始终相统一的事实，这是不能否定的。 从道中生长出来的文，决非简单的形象、形式、技巧的组合，而是具有原初之道性质的包蕴天地原气的文采神韵，变幻无穷。如果说，载道之文是通于道的大文，工具论的文则是服务式的小文。在工具论中，政治归政治，文学归文学，只因政治需要文学来帮助实现政治目的，才请来文学，文学与政治之间只是外在的关系，而非文与道的那种本体的内在关系。在工具论中，虽然主张习文，却有着极大的限制，常常排斥文学经典，只学习那些便于表现政治的作品，这就是大众化的提倡，以民间形式为文学发展的方向等。工具论是看不起文学的，因为文学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政治效果。 如何解释程颐的“作文害道”(34)说？我们认为，它只是强调为文要想达到极高境界，首先要解决立道的问题，然后文从道出，文与道就结合在一起了。“作文害道”不是指作了文就害道，而是指只知文的重要性而不知道的首要性，会害道。事实上，若文学创作连表现人生理想都不要了，这样的创作当然会境界低下。程颐要求为文“与天地同其大”，实是刘勰“文德说”的继承，再次强调了天文、地文与人文的统一性，要求创作能够达到与天地同大的层面，这是一种高标准，最好的文学确实是按照这个标准去做的。就载道观的整体来看，不是将文的地位削弱了，而是将文的地位提高了，只因有时提得太高，少论文的学习的重要性，才产生负面影响，使人以为它在否定文的必要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