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载道之“道”的超越性 载道之道不能解释成“封建统治的政治主张”，它是政治的根本、蓝图与灵魂，近于西人“政治哲学”所讨论的“政治应当如何”，而非“政治已然如此”。用欧阳修的话说，构成道之内涵的“六经非一世之书，其将与天地无终极而存也”(11)。可见道与现实政治的意涵有着根本不同，并不必然地为特定政治体制服务。曾巩认为道与“法”有区别：“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12)就是说具体的治国方略可以变，但制约治国方略的道即“天下国家之意”是不变的。文学工具论将文学视为特定政治观点与政策的反映者与推动者，强调政治指向哪里，文学就奔向哪里，文学成了服务工具。相反，“文以载道”要求文学以自己的方式来阐发与呈现道的真义，由于道的真义是恒久的，自足的，本原性的，这种阐发不是服务的，而是启示的，不是追随的，而是自主的，不是重复的，而是创造的。 从刘勰开始直接论述文道问题，所谓的道就非现实政治。刘勰强调“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他的道是“自然之道”，经过圣人的创作而成为经典，其中并没有具体政治路线的规划。韩愈反对佛老，要树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他的道是儒家之道。韩愈认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乎外之谓德。”其所谓的仁、义是与道、德一体的，如果能自觉地依据道的规律行事，并且做到自足自律而非强求，就体现了德的特性，达到了道的状态。韩愈是怀抱美好生活想象而倡导载道之用的，“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13)。柳宗元也说：“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14)官吏是民众雇用、为民众服务的，而非相反，去奴役民众。所以又说：“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诚乎物而信乎道。”(15)认为君子的好运所在，是真诚对事，坚信道统，为民众谋利益，才会有成就。这样的理想也许不及后人的主义那般宏大，但在今天，也是我们应当继承的一种思想遗产。 强调道的超越性，并非否定道与日常的关联性，道是通过日常方式来实现的。欧阳修与王安石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家，关注民生成为论道的出发点。欧阳修认为：“孔子之后，唯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将“养生送死”作为道的内涵，看似简单，实则宏远。恩格斯曾说马克思一生的贡献就是发现了人类必须首先衣、食、住、行，然后才能从事精神创造。这个日常之道，实是非常之道。欧阳修的道是指向现实的，他坚决反对那种“思混沌于古初，以无形为至道”的“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16)的言论，因为这些空言没有现实关怀，与事实相悖，与道无关。有学者认为，欧阳修的言论是针对道学家空谈修身养性而发的(17)，这不无道理。但是，由此认定道学家个个都脱离现实，却是有争议的。如刘熙载指出，陈亮曾在《上孝宗皇帝书》中“贬驳道学，至谓‘今世之儒士，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可后来他又引用道学家杨时的观点来证明自己的问题，表明其“所驳者，乃无实之人”(18)。如程颐是典型的道学家，他在给宋哲宗讲书时，不但广征博引，晓悟人主，而且针对朝政，议论褒贬，无所避讳。程颐对于现实的关心，不输于政治革新派。 王安石倡言：“诚发乎文，文贯乎道，仁思义色，表里相济。”(19)他的道体现为“有补于世”。他爱杜诗贬李诗，就因为杜诗敢于大胆反映腐败与战乱的现实，表现民生疾苦，而李诗不免多写“醇酒女人”。这当然表明王安石的评诗标准过狭，但也见出守道的操守，反映出一个政治家主张载道时，只有当道已经与现实政治相结合，才算抓住道的实质。由此看，道本来就不排斥及物与日用，只是当统治者利用权力进行宰制并剔除及物与日用时，道才离开人生，变成吃人的怪物而有悖人情世故。 近人仍然继承道出孔孟的观点，揭示道的人生内涵，确认其普适意义。吴芳吉说：“孔孟所为道者，曰忠恕之道，曰仁义之道，曰孝悌之道，曰中庸之道；曰富贵不以其道不处，贫贱不以其道不去之道。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之道；曰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之道；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之道；曰喜怒哀乐发而中节之道。凡此种种，皆文以载道之所为道也。概括言之，生人共由之路，皆谓之道。文以载道者，谓为文者必由生人之路以行之也。”(20)吴吉芳偏向从人的共同道德准则角度强调道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虽然缺少刘勰、韩愈理解道时的那种本体性，仍然具有超越性而不失现实内涵，这个现实内涵就是强调道与“生人共由之路”的结合。 返回道之代表——孔孟的话语中来理解的话，毋宁说，超越具体的政治正是它的本义。《论语·尧曰》载舜对禹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强调治理者如果使百姓陷入贫困，就没有资格去管理国家。“天禄永终”强调不能带给民众幸福生活的政治体制，将不具有合法性。孟子回答“武王伐纣”时说杀的是“独夫民贼”而非“弑君”，也表明推翻暴政是正当、必要的。孟子更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在此，“社稷”代表整体的民族国家，“君”代表具体的执政者，民众成为永恒的利益主体。荀子也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民贵君轻”思想确定了政治只是服务民众的手段而非目的。当这样的思想作为载道观的实质时，道成了对于政治实践的一种超越与批判。在孔孟之道那里，道非具体的政治实体，更非具体的君王，它是追求人类美好幸福生活的一种文化样式。如果说它与统治相关，道与儒家“圣王”相表里，而“圣王”只有尧、舜、汤、周文王与周武王可代表，这与其说是对于具体君王的肯定，不如说是对理想君王的追寻。所以，明道之人是超越功利目的的。“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21)“仁谊”成为绝对力量支配人的行为，才会达到道的高度，因而有道之人，哪怕是五尺之童，也可鄙视霸业。苟在道上有亏，则离道叛圣，只能完成霸业而不能成就圣王之业。当然，由于孔孟带着他们那个时代的局限，无法描绘更加美好的生活图景，但他们的那个描绘，仍然属于美好生活想象的谱系，并成为这个美好想象的初始样态发挥着原型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